沙飞（1912年5月5日—1950年3月4日），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中国人民革命摄影的奠基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曾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抗战爆发后加入八路军，亲自拍摄了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珍贵画面，后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亲手建立起中国革命新闻摄影队伍，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摄影家，提出摄影武器论，创立了影像资料的保存制度，以“人在底片在”的精神保护了大量珍贵影像资料，参与创建晋察冀画报社并担任主任。1950年，因精神病发作枪杀日本医生，被处以死刑。1986年平反。

1912年5月5日，沙飞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幼年就读于广州，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

1932年初，沙飞到汕头电台做报务员。

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

1936年10月，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广泛震动。

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广州和桂林举办个人影展。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

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

1948年12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

1949年12月15日，沙飞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被执行枪决，终年38岁。告别人世时，带走的唯一东西，就是他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其行为不能自控。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销沙飞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

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

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有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3年。5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他与电台同事王辉相知、相恋到结合。他对她说，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我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是鲁迅第一个把裴多菲介绍到中国。

沙飞和妻子及朋友们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痛恨列强欺负中国、日本占领东北。他的朋友李桦、张望喜欢木刻，与鲁迅有联系，后者还亲聆过先生教诲。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他被穷人的苦难打动，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他说这话时，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

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将摄影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满怀勇气地去到上海。从此，他开始了动荡的生涯，并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

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当他拿着挚友李桦写给黄新波的信找到后者时，他与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们取得了联系。

他与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来往密切。1926年在北京，鲁迅曾买过司徒乔的两幅画；在上海，他们也有来往。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沙飞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

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他首先提及当时政府对木刻展的监视：“可是开幕不久，来了两个包探诸般留难。第二天，又来了两个浪人，在会场中座谈了好一会，鬼鬼祟祟的使全场空气异常紧张。”……又非常高兴地提及参观者的支持，包括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孟十还和赵家壁等人，最让他高兴的当然是鲁迅的亲临：“……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沙飞拍摄后，马上亲自冲洗放大。看到照片，他非常满意。他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其中的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幅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写的是：“（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60多年后，周海婴发现了照片背后的字，亲自翻拍并送给笔者。

沙飞还给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寄了一张她与鲁迅的照片。

2003年，在南京采访刘平若（笔名曹白），他是沙飞拍摄的“鲁迅与木刻家”组照中唯一健在的人。老人说，“当时我不认识沙飞，不认识在场其他木刻家，不知道有人拍照。鲁迅去世后，我从报刊上见到照片。后来沙飞送我4张照片。”刘平若在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的画册中《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几幅照片旁，全部亲笔注明“沙飞密拍”。

《人民日报》季音先生回忆，他与林夫于1940年在上饶集中营相识，林夫直到1942年被杀害，身上一直带着沙飞拍摄的他与鲁迅及其他木刻家的照片。

吴渤（笔名白危）的女儿吴海燕1996年给笔者来信：“对于历史的记忆，来自那栩栩如生的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合影，这一张张珍贵的相片伴随我们全家走过风雨半个世纪。即使在父亲被关进‘牛棚’，全家扫地出门的年代，它始终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2003年笔者在上海吴海燕家，看到沙飞60多年前送给她父亲的两张照片，有一张竟然从未见过，据说还有底片，可惜丢失了。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沙飞的战友石少华曾回忆他说过的话：“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青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照片的兴奋之际时，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3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2001年，笔者到太原拜访力群先生，他回忆：“30年代我在上海美术、版画界活动时见过沙飞，不太熟。搞木刻展我一直在，认识沙飞就是在那时候，他一开始就参加展览的工作，我们都在一起。当时他穿深颜色西装，打领带，很活跃。10月8日那天我因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写标语，不在场。我回到展览会时，新波告诉我，鲁迅先生刚走，我们与先生谈话时，司徒兄给我们拍照了。照片是鲁迅死后不久看到的。沙飞给鹿地亘夫妇和我们拍了照片，可能是他们提议一起照相。鲁迅逝世后，池田把我和曹白接去，我们最早去，我画了4张遗像，我和曹白在的时候沙飞去了。”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沙飞与专门在灵堂前登记花圈挽联的女作家草明相识。他俩都来自广州、都对鲁迅先生很崇敬，在送别鲁迅的日子里，他们建立了友谊。

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119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先生的祭品。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

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1936年11月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21号和22号、《良友》1936年121期、《中流》1936年11期、《时代画报》1936年11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0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文季月刊》1936年11期等，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与司徒乔画的鲁迅的像同期发表。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8日艺术版《悼念鲁迅专刊》刊登沙飞文章的同版，刊有李桦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后的鲁迅先生》和编者志：根据10月8日下午2时在上海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场上摄的照片，距离死时只有10天，恐怕是最后的一个遗照。广东开平籍画家罗工柳在《艺术对话录》中曾谈到，他没见过鲁迅，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参照沙飞的照片，创作了一幅《鲁迅像》的木刻；该画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9日《哀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死后遗容》。香港《大众日报》1936年11月10日副刊《大众动向》版《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文章《鲁迅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汕头《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版1936年11月1日发表了沙飞拍摄的《长眠了的鲁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说话》两幅照片。

沙飞曾对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乔也听说过。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沙飞买了一本鲁迅亲自选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最喜欢其中第20幅画《面包》。后来，他把这幅画带到战火纷飞的华北前线，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沙飞到万国公墓，他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1941年5月1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个人展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有关鲁迅先生的照片26幅。

1937年1月18日，《桂林日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100幅作品，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照片20张。在沙飞影展专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亲笔写的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沙飞1937年元旦”。影展专刊中有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李桦等写的文章。

影展时，沙飞把鲁迅的照片标价10万元。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卖。千家驹先生说，那就写明“非卖品”。他采纳了。

沙飞的两次个展都引起轰动。当时有观众留言：“艺术探险”。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10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沙飞是解放区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摄影工作者，首先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1938年至1940年间，沙飞用带徒弟、个别辅导的方法，在晋察冀培养了一批人学会摄影，如罗光达、赵烈、白连生、杨国治、李鸿年、叶曼之、叶昌林、周郁文、张进学、刘沛江、冀连波等，后来还个别辅导了裴植、顾棣，这些人后来成为解放区的摄影骨干。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由沙飞主持，于1941年7月在河北平山县陈家院村办了20余人的摄影训练队，齐观山、申曙、于舒、曲治全等，就是这个训练队的成员。晋察冀画报社建立之后，1944年11月和1945年4月，又在河北阜平县洞子沟村办了两期摄训队，学员有高粮、力竞、赵逢春、黎民、照耀、郝建国、杜铁柯、吴洛夫、红枫等，两期共40余人。

1938年，石少华（广东）、罗光达（上海）、雷烨（江西）、赵烈（广东）、章文龙（江苏）、赵启贤（武汉）、高帆（浙江）、蔡尚雄（广东）、吴群（广东）、叶昌林（广东）、叶曼之（广东）、周郁文（江西）、刘长忠（安徽）、徐飞鸿（上海）等一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与此同时，吴印咸（江苏）、徐肖冰（浙江）等分别从上海、太原到延安，致力于电影，组建延安电影团，兼搞摄影。高粮、流萤、裴植、李遇寅、李鸿年、白连生、杨国忠、袁克忠、孟振江、张进学、冀连波、孟庆彪、董青、宋克章、宋贝珩、黎呐、刘峰、梁明双、杨振亚、古芬、刘沛江、刘克己、纪志成、林杨、江波、沈力等青年从北平、保定等城市或河北农村先后参加八路军，后来，他们也都从事了摄影工作。摄影家郑景康（广东）由重庆到延安，在八路军总部搞摄影。田经纬（上海）、陈菁（女，浙江）、邹健东（广东）等由上海、浙江、广东至皖南投奔新四军，开创了新四军的摄影工作。《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沙飞研究会常务会长司苏实则认为，“沙飞身后是一支成体系、有建制，以后发展到全国各领域的摄影专业队伍。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个庞大的体系，仍然能够体现出以广东人为骨干的特点，沙飞在晋察冀立脚没几天，广东人赵烈就调到他身边了。最终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献身。

1943年秋，广东人石少华在晋察冀画报社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沙飞身边。以后石少华以高尚的品格和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有效地协助沙飞，最终代沙飞实现了他们当年共同的理想，不仅在新中国成功地开办了全军、全国性大画报，还在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摄影组织系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抗日根据地的战地摄影工作中，据不完全统计牺牲的摄影战士还有：宋平安、董辉、吴亚夫、刘殿奎、李乃、荣启明、韩金生、何学博、席相波、刘土珍等。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沙飞、石少华、郑景康、赵烈、吴印咸、高帆、徐肖冰、邹建东为代表的的红色摄影家以照相机为武器，用生命鲜血换来了一批经久不衰的红色影像，《八路军战斗在浮图峪长城》、《白求恩在晋察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亲切谈话》、《冀中地道战》、《切断日寇补给线》、《我送亲人过大江》等扛鼎之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历史中的扛鼎之作。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沙飞创办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岀版发行的第一本画报：《晋察冀画报》。在碾盘沟村民的支持掩护下，1942年7月7日，沙飞为主任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碾盘沟诞生。报社共120余人，沙飞任主任，罗光达、石少华先后任副主任，赵烈任指导员，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裴植。社部以下设编辑科、摄影科、材料供应科、秘书室、印刷厂，其中摄影科规模最大，有30多人，裴植、赵启贤先后任科长，老摄影家郑景康任副科长，成员有摄影记者高粮、谷芬、白连生、袁克忠、梁明双和摄影干事顾棣、杨森、红枫，暗室负责人刘克己及技术人员七八人。

除编辑出版画报外，晋察冀画报社还组织领导整个军区的新闻摄影工作，实际上形成了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以《晋察冀画报》为平台，晋察冀的摄影活动蓬勃发展，摄影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从1937年晋察冀军区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骨干摄影人员有40余人，记录在册的摄影师有160多名。晋察冀的摄影事业，战斗里诞生，战斗里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仅有一个从岭南投奔太行山的热血青年，发展成为一支钢铁般的专业摄影队伍。

首期画报全面反映了晋察冀边区抗战5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成就。刊登的照片包括八路军初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的各种战况，如收复涞源、蔚县、喜峰口、平型关、紫荆关、妙峰山、西斋堂等城镇要隘；有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重大战斗和战役；有边区子弟兵战斗生活、狼牙山五壮士、群众支前、青年参军、军民鱼水关系；有边区生产运动和民主政权建设；有对日寇暴行的控诉、八路军优待俘虏及敌伪投诚、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活动；有边区新民主主义艺术、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还有外宾来访，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边区生活的怀念以及聂荣臻和被营救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贵镜头。全本画报共发表新闻摄影照片150余幅，分别由沙飞、罗光达、吴印咸、石少华、吕正操、李鸿年、杨国治、赵烈等人拍摄。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又来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消原判决。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沙飞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经过多年寻找，通过知情人了解到，沙飞的棺木经过两次迁移，埋葬在原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这是大概的位置。

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70年。

黑暗的“决定性瞬间”

1948年12月，石家庄和平医院从华北军区疗养院转来了一个诡谲、怪诞的病员，他就是沙飞。残酷的战争、人性的毁灭使艺术家沙飞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1949年12月15日，是个阴冷的日子。沙飞呆在病房里，脸上仍是一副淡漠、冷峻的表情。再过一二天他就要出院（转到北京的医院治疗）了。沙飞派人去叫津泽胜大夫。津泽胜一进门，刚刚转过身来，还未说话，只见沙飞从裤兜里掏出手枪，猝不及防地朝着津泽胜连开了两枪。这两发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由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即倒在了地上。

沙飞被逮捕之后，暂时关押在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的看守所内。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了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了《判决书》，判沙飞枪杀津泽胜致死处以极刑。

在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在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照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

行刑前，沙飞又用手习惯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然后默默无言地跟随行刑人员走出了看守所。沙飞被枪决时年仅38岁。

1986年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销原判，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恢复沙飞同志党籍”的决定。

1986年6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沙飞摄影集》。

1995年，《沙飞、石少华摄影作品展》在广州、深圳、汕头巡回展出。

2002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沙飞传——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2002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展出沙飞摄影作品。

“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沙飞

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用美女照片装底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1937年6月，沙飞在桂林举办个人影展，陈望道、千家驹等文化界名流对其作品的评价

一个毕生用自己的镜头“观看”遗害，追求公正的摄影家。——鲍昆（摄影评论家）

与卡帕的生动表现了战争中的平民的生活状况、感情瞬间与多变的命运的照片不同，沙飞进入解放区后的照片很少出现作为个体的根据地军民的个别表一隋与存在感。 一一顾铮（摄影家）

他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然而，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传奇色彩——这个奇迹般地创造了难以枚举的“第一”的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却“第一个”倒在了年轻共和国的枪声下。——蔡子谔（《沙飞传--一中国革命新闻 摄影第一人》作者）

2000年7月20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发表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研究员蔡毅的文章《天国里飞舞着一粒沙——写在沙飞辞世五十年之际》：沙飞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和非难。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摄影发展历史的时候，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后人：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沙飞是中国革命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沙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照片档案，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从普通正常的离家出走去投奔革命，去战争前沿拍照，到最后用自己的手亲自为出走的人生画上血红色的句号，都一一标示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残酷困境。沙飞的出走惟一值得兴幸的是，他还同时留下了影像记录，留下后人寻绎历史真相的路径。

这说明，从沙飞出走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手持相机的人就已经踏上了不归之路。而踏上不归之路的沙飞同时又命中注定要做一个记录历史细节的伟大艺术家。这样一来，已经上路的沙飞所抛弃的就不仅是一己之私了，他还抛弃了独善其身的平和与稳妥。他把自己整个儿地融入到民族灾难的深处，和这个苦难的民族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了。他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温柔，走进一个伟大民族的内部，体验这个民族在艰难时刻的全部力量。

沙飞把枪对准了无辜的津泽胜医生。一个无辜的人和另一个无辜的人合在一起，写就了一段奇特的历史。在沙飞失控的头脑里，津泽胜医生转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符号，用以承载无法去除的仇恨。我相信所有人，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后人，都在为两个无辜的生命惋惜，并为两个生命的消失而承载无边的苦难。而关键的问题是，当沙飞已经走进一个民族灾难的深处时，他已经无力再走出来了。他义无反顾地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同时，已经无法从那大事中再次出走。他刚好完成了他的生命的全部使命，然后就用生命来为自己所干的大事做一番祭奠了。他的不归路走到了尽头，就只好用生命来了断余下的人生。

沙飞是遗憾的，他在自己最爱的事业上拼搏了仅仅十余年，那么多的理想和愿望还没有实现。沙飞又是幸运的，他的家人一直深爱他，他的战友一直思念着他。沙飞更是自豪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被后人称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在中国摄影史上，谁人受过这等评价，谁人受过这等赞誉，谁人受过这等爱戴，谁人受过这等怀念……沙飞受到了。

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5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