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鲜： 鲜美的食物、味美的食物）字面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调美味的小菜一样。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

【词目】 治大国若烹小鲜

【解释】[鲜] 鲜美的食物；味美的食物。本句的字面意思是“治理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就像烹调美味的小菜一样”。

说法一：治理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

说法二：治理大国应该像烧菜一样难，应该像烧菜一样精心，两者都要掌握火候，都要注意佐料。

说法四：从古至今，不少政治家喜欢引用这句话来提醒执政者。对于这句话的意思，古今流行的理解是：治理大国就好像烹煎小鱼儿，油、盐、酱、醋等调料放得要恰到好处，不能多不能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其实，在古代学术界已存在很大的争议。

就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本身来说，就有治大国若厚小腥、治大国若烹小鳞等不同的说法，小腥与小鳞其实都是小鲜即小鱼儿的不同说法。即使现代普遍认可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传统说法，古代在文字上也有差异。

有古代学者认为，此句名言在流传过程中，丢了一个者字。比老子晚生291年的韩非子，在引用时便有者字，《韩非子·解老》中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清末学者王先慎便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治要有者字，如《三国志·蜀志》（卷四十四）陈寿评：“老子有云：治大国者若烹小鲜。”《后汉书·循吏传》也有注：“理大国者若烹小鲜也。”

但不论如上哪种说法正确，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治理国家与烹煎小鱼儿的手法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老子谈到治理国家时要用烹小鲜来比喻？如果弄清了老子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烹小鲜的，也就弄懂了老子所要表达的本意。

笔者查了多种史料笔记，发现对于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研究最为活跃、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在清代，尤其是清末。当时包括罗振玉、马其昶等一批知名学者都曾就这句话进行了辨析，这或与晚清治国不力、不得法的时代背景有关，也反映出学术界对国家前途的焦虑。

那么，老子所谓烹小鲜的治国之道，到底是何种手段？马其昶引汉初《毛诗诂训传》里的话，力证老子本意为：“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这句话交代了老子那个时代人们烹煎小鱼儿的方法：原来古人下锅烹煎小鱼儿不能老翻动，否则小鱼儿就全弄碎了。

清朝人大概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误解最普遍，以至于影响到了现代人的理解。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举人、后任乾隆朝史籍编修的著名学者杭世骏，曾著《订讹类编》，书中便收录时人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误解，称“近来诗笔多误会，不可不正。”古人煎小鱼儿仅洗一下，不去屎肠，也不去鳞，担心把小鱼儿弄断了。所以杭世骏就此进一步引申：烹小鲜不可扰，治大国不可烦。烦则人劳，扰则鱼溃。

如果结合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中，老子所要表达的治国之道就很明确了，就是治理一个大国不宜翻来覆去，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选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

《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P246）

河上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p224-225）

《韩非子·解老》篇：“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p103）

《淮南子·齐俗训》说：“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p183）

玄学家王弼则注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挠也，躁而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的众心矣”。（p228）

注家范应元对于“烹小鲜”说本作“亨小鳞”，并注：“小鳞，小鱼也。治大国譬如亨小鳞。夫亨小鳞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盖天下神器不可为也。”（p224-225）

列代帝王也是如此注解。

唐玄宗注：“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

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明太祖、清世祖多注如此。（p370---372）

做事都有共同之处，但是仅仅说治国就像做菜又不去具体说明它们的共同之处在哪里，那么让任何人都无法理解，老子作为东周的文化大师，竟然写出这种不能准确表达其意思的文字，还能算是文化大师吗？

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语句背后都有著名的典故，如果不知道其背后的典故就无法理解那个语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因此可以猜想到在当时一定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治国如同做菜”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情节又和老子的治国观点十分吻合，老子才会借用这个故事来谈论治国，如果是这样那么本句话就能准确地表达出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治国如同做菜”的故事既然能在当时广泛流传，那么当今是否还在流传呢？为此我以治国和做菜为关键词在互联网上搜索，果然搜索到这样的故事：

伊尹建议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看夏桀如何动作，以探测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非常愤怒，征调九夷的兵力，要来伐商。伊尹当即劝商汤说：夏桀还能调动兵力，我们伐他的时机还未成熟。于是，商汤又向夏桀进贡。当伊尹看到时机成熟时，又一次停止向夏桀进贡，但因为夏桀的暴行，这次，他未能调动军队了，于是伊尹就向商汤建议起兵。商汤很快就打败了夏桀的军队，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诸侯一举拥戴贤德的商汤为「天子」建立「商朝」。商汤的力量开始壮大，又听到各个诸侯王都在咒骂夏桀（这从其它的史料可以证实），就认为夏桀与大家离心离德，是进攻他的时候了。这对一般人来说毫无疑问都会这么认为，但是诸侯王咒骂归咒骂，只要在心目中还承认夏桀是天下的天子。就会听他的调遣。因此攻击夏桀的时机是否成熟不在于诸侯王是否咒骂夏桀的表面现象，而在于夏桀能否调动诸侯王的军队，如果夏桀连诸侯王的军队都调动不了，这时夏桀才被众诸侯从内心深处彻底地抛弃了，人们一旦从内心深处抛弃了他，他才是孤家寡人没有力量了,这时候攻击夏桀的时机才真正到来。

由此可见伊尹没有一点自己的欲望，因此才能既不着急也不懈怠，而是通过试探证实夏桀已经没有力量了才动手攻击他。

注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商汤没有一心想打败夏桀自己来取而代之的欲望。否则如果一心想打败夏桀自己来取而代之的话，不可能有那份耐心去等待，如果夏桀始终都能调动诸侯王的军队怎么办？那不是一辈子也不能去攻打他了吗？！当夏桀已经被众诸侯王从内心深处抛弃了，那么客观就需要有一个能与人民为善的人替代他，因此那时攻击夏桀来取而代之就是客观的需要，是天意！因此做事不能有自己的要求才能根据客观的需要去做，而做菜时之所以操之过急是因为当时有想更快地把菜做好的要求,做菜时松弛懈怠是因为心里还有其它的要求，心思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心不在焉所致，所以无论是治国还是做菜不能带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像伊尹那样完全根据客观的需要去做。老子作为东周的史官在他所接触的圈子里，想必大家都知道“治国如同做菜”这个传说，因此他借用这个典故，用“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来谈治国。因此本句的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伊尹做菜那样，不能带有自己的要求才能完全根据客观的需要去做。”本句话指出了治国的关键。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管理向来是作为一种智慧，而非一门知识被谈及的。它的最高目标不是科学化，而是艺术化。治大国如烹小鲜，象征的就是一种高超的治国艺术。烹煮一条小鱼，只需油盐酱醋恰到好处，但不能随便翻搅它，否则它就烂了。同样，治理一个国家，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人为干预，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国家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自发地良性运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今天，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

以正治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领兵打仗的“诡道”来治国是不行的，而用治国的“正道”来领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儒家宗师荀子最反对的也是治国不正，权术横行。他说：“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在他看来，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可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当时，七国争雄，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果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选贤与能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却高超的领导艺术。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主席深谙此道，他曾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也联系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

据载，春秋时期，魏文侯曾与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赏乐饮酒。魏文侯对田子方说：“我感觉编钟的乐声不是很协调，左边有些高。”田子方听完后笑了。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有所开悟。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国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时刻关心“钟声不比”这样的琐事。对琐事关心得太多，对大事势必糊涂。难怪田子方批评他“审于音而盲于官”。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因战起家，虽然骁勇，却不善战。刘邦上马不能征战，下马不能抚民，却最终取得天下，皆因其有独门法宝。个中原因，刘邦最为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的确，项羽本事很大，大到不需要别人帮忙。所以，他手下的谋臣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因为在项羽那里没有用武之地，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诸葛亮本事也很大，大到几乎可以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但是，这种表面风光的另一面却是：手下的人没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平台，永远也走不出诸葛亮的锋芒和阴影。三国角逐，蜀国在诸葛亮死后旋即衰弱直至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诸葛亮的光芒太盛，以至于群臣无用武之地，恐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无为而为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点。过去，这一思想多被视为消极，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倡导一种“无为而为”的辩证法，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强制作为，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多体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折腾，以致政令频出，朝令夕改。领导者不应有自己的私心和偏见，而应该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虽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后来的他却不懂得与民休息，总是通过各种政策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却适得其反。后来的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也得以发扬光大。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到了汉武帝时期，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时，静若处子，有为时，动若脱兔。这正是“无为而为”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

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分配都靠计划指令，应该算是有所作为了。但是，这种经济体制却忽视了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解放。在走过弯路以后，我们才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型。让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强加妄为，不行政干预，看似什么也没做，其实已经做了一切。还是老子说得好：“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小政府，而后才会有大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简政与放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前者是“有所为”，通过精简机构、厉行节俭，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后者是“有所不为”，即减少对各行各业的干预、束缚，使其自由发展，不受阻碍，并以法制予以保障。这一观点和政策，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必将催生出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对此，我们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