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河之战指天启元年（1621年）发生在浑河边的一场战斗。据《筹辽硕画》卷《客兵斗格居民被害疏》兵科给事中薛凤翔的记载，战前土司兵与浙军驻扎在通州时发生火并，在城区内枪炮对射，双方死伤遍地还炸毁民房无数，直接惊动了明廷。按辽东巡按张铨的原始奏报《张忠烈公存集》和明朝汇报档案《两朝从信录》、《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及后金方面《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可知，川、浙、湖广兵本应一起渡河，但在浙军即将跟上时北岸的明军遭到后金红巴牙喇军的阻击，无法前进一步。浙军被迫于南岸扎营策应。浑河北岸的诸部明军抵御了数次八旗的冲击，击杀八旗二三千人（明朝说法），体力逐渐不支，在最后一次全力冲击时，川军和诸土司军精疲力尽才全军覆没。当八旗将要攻打浙兵时，援辽边军因刚刚赶到战场，诱敌来击取得小胜后被反击的后金主力击溃，浙兵又无法脱离车阵作战以趁机策应合流，因此造成了被金军各个击破的局面。

浑河之战明朝的参战方分别是浙兵，四川石柱土司兵(即白杆兵)、酉阳土司兵和其他川军部队，湖南保靖土司兵、永顺土兵、广西田州土司兵、河南毛兵（出动一营浙兵及其他明军约二万援军驰援沈阳，剩余一营浙军及其他明兵约万人防守虎皮驿、黄山大营）及援辽九边军。(辽东精锐早在此前与蒙古、日本、后金的作战以及高淮乱辽十年中损失殆尽。参将朱万良及蓟镇东协副总兵姜弼部主要是由蓟镇、宣府、大同等其他军事重镇的军队组成)

当时浙军用的不是鸳鸯阵而是沿用的戚继光在任蓟镇总兵时创制的战车车营阵法，以战车加鸟铳等火器配以藤牌长刀闷棍等武器作战。努尔哈赤利用东北露天矿藏资源打造厚重的盔甲，在作战时让前排的士兵穿戴，号称“死兵”，“满洲的兵，马箭是最利害的，且云拾的满甲一副，抖出铅子升许，此等好甲鸟枪亦不能透”。所以清朝并不禁止南方人拥有鸟铳，满甲专克南方鸟铳。

自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逐渐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政权已趋稳固。同年，后金又发动开铁之战，开原铁岭相继陷落，进一步形成了进取辽沈的有利态势。努尔哈赤吞并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及库页岛各渔猎部落，又收纳明军降兵万余，已拥战兵、辅兵及包衣扈从近十万人。而驻于辽东的明军与后金的数次交战均以惨败告终，大量兵力被歼灭，辽东军几乎伤亡殆尽，兵甲军械残破不堪，各处城防更是形同虚设，辽沈防御极为空虚，辽左人心惶惶，形势万分危急。所幸后金转攻叶赫部，给了明军重新布防的喘息时间。新任经略熊廷弼到辽后，先斩杀大批逃将及贪将，设六坛以哭祭死难军民，暂时稳定了人心。发兵前戍沈阳，又上疏请求朝廷调发各地精兵十余万、马数万匹，并调拨大批军械装备援辽。除调发蓟镇、宣府、大同、延绥、榆林、真保等其他重镇边军，征发天津卫、广宁等地官兵外，计划调四川、湖广、浙江、河北等地客军入辽整训。届时将分驻清河、抚顺、宽奠等地防御，准备先守后战。

其中总兵陈策（原任四川副总兵，后升总兵官）和副总兵童仲揆（原任四川参将，后升副总兵，行总兵官事）带来的石柱、酉阳、保靖、永顺等土司军和毛兵将赴险要地带抵御后金兵。因戚金带来的四千余新募浙军的武器仍为对付南方倭寇等无甲或轻甲单位的狼筅、枯竹枪等，显然无法应对装备重甲及大型楯车的后金军，后续的6000浙兵又尚未赶到，便与由原云南参将张名世编练的两千南浙兵合并，成立了左右火器两营，又参考防御蒙古的车营阵法进行针对性训练，以配合土司兵作战。蓟镇、宣府、延绥等各地边军及各将官家丁会同辽东残兵分守各处城池。

但在八月二十四日，沈阳各营军丁得到北关陷落的消息，全部逃走。分守道阎鸣泰前去沈阳视察，路途中刚好撞见大批逃兵，也跟着回到辽阳，言沈城城防和兵马残破，也无法于此大量驻兵，建议专守辽阳。大将贺世贤也认为不可守。熊廷弼同意，遂采取“并沈保辽”之策，但仍然在沈阳留有少量兵力，援辽总兵柴国柱与贺世贤、李怀信等分驻虎皮驿一带策应。由于土知州田万年等年老无法约束手下，永顺土兵遂划归四川参将周世禄指挥，与川兵共同驻防威宁，邓起龙、周一桂等防守叆阳，吴文杰戍守宽甸等地。

1620年，熊廷弼前往清河、宽奠、叆阳一带视察，发现这些地方难以相互应援，无需留兵驻防。又鉴于后勤补给压力过大，难以供给撤往辽阳周围的军队。加上前沿兵力极少，沈阳门户一旦有失，辽阳亦将不保。于是重新调兵二万驻防沈阳，由总兵贺世贤等人指挥，另外布置一万机动兵力于外围策应。 并将前兵尽撤于虎皮驿、奉集堡驻防，以策应沈阳。又准备在一年后调集数万重兵往抚顺一带筑城、建造防御工事与后金对峙，吸引牵制后金主力。派浙兵、毛兵（毛葫芦军）出宽甸、叆阳，诸土司军出清河，对后金发动钳形攻势。

然而，到达辽东的十三万明军可堪野战者不过三四万，其余仅可守城，后勤也难以供给到抚顺一带，后金更不可能坐视明军从容筑城，熊廷弼因此决定徐徐图之，加紧训练兵马，先稳固沈阳、奉集堡、辽阳一带防线，但不久熊廷弼即受到言官弹劾去职。辽东经略袁应泰上台后，在客军将领鼓动下又抽调各地驻军约六万人前往抚顺、清河一带，试图收复两地。

后金方面则大为震动，感受到威胁的努尔哈赤决定厉兵秣马，准备亲率大军征伐辽沈，先发制人。亲近明朝的蒙古福余卫暖兔部探知这一情报，报告给了袁应泰。袁应泰大惊，又匆忙收缩兵力，令总兵陈策、副总兵童仲揆、副将戚金、参将吴文杰、周世禄和各土司领兵官等带领的四川汉土兵、湖南土兵、毛兵、浙兵及少量广西狼兵等约三万人屯于虎皮驿、黄山一带。其余将领按照原部署守城: 总兵祁秉忠统兵一万守蒲河，总兵李秉诚率七千兵守奉集堡，参将朱万良、姜弼等领副总兵职衔、行总兵官事，率约二万人分驻于威宁营、武靖营、虎皮驿等地，以为犄角。辽阳留兵二万守备，而沈阳仅以旧军一万驻防。沈阳城墙低矮破败，砖瓦糜烂，明军只能在周围布置壕沟拒马，环列火器数重，充当城防。总兵贺世贤又收纳三千余蒙古、女真降夷，作为预备机动兵力支援。若后金进攻沈阳，距离沈阳较近的陈策部明军可以及时发兵援助，但该部明军按照熊廷弼先前的构想并非用于旷野平原与后金铁骑交战，而是在险要狭隘之地防御反击。但沈阳周围皆为平坦之地，非常利于后金骑兵冲击，这便为川浙湘军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自起兵攻明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努尔哈赤，趁熊廷弼去职，新任辽东经略袁应泰举措失当的机会，于是年三月直逼沈阳，随即在十三日挥兵猛攻。

当沈阳被后金猛攻之时，总兵陈策、童仲揆等率领明军推进到浑河，欲与沈阳城内的明兵对后金兵进行夹击。

听说城已被占，陈策下令还师于黄山，为部将周敦吉等阻止，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

于是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等率领石柱兵先渡河，其余五营明军随行，在桥北立营，伺机发起进攻；童仲揆、陈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等统各将官家丁两千在桥南立营督战。浙军则以主力随其后，留少量兵力在南岸布置阵地接应，以防不测。

努尔哈赤见状，命令右翼四旗兵取棉甲、携楯车迎战，而未着甲的红巴牙喇军不等部队集结即行阻击，结果在明军顽强抵抗下蒙受大量伤亡。后金史料如此记载道：“右翼四旗捕捞抵彼，不待绵甲，红巴牙喇兵至来即进击。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见《满文老档》上，第117页）

前军骑兵不敌，右翼四旗主力即往前助战，反复冲击明军阵型，而明军依然死战不退。据明朝方面《两朝从信录》、《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全边略记》和《山中闻见录》等史料记载，土司兵连续击退八旗强劲的步骑猛攻，八旗劲旅竟在明军步兵抗击下“死于枪弩者数千人”，后继骑兵也被打得“纷纷坠马”，死伤惨重。但身经百战，并经受过严酷训练的八旗军也是相当顽强，“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对明兵军阵进行反复冲击。“川兵营甚坚”、“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即白旗），又败黄标兵（即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皆见：清人谷应泰私史《明史记事本末》）

明兵营甚坚，后金多次进攻无果。但明军则被压缩至浑河以北，混乱的战场态势也导致浙军主力无法渡河布阵，被迫撤回南岸大营列阵接应。时八旗兵“死于枪弩者数千人”，努尔哈赤急以“后军往助”。据《两朝从信录》辽东参谋张思任的记载，李永芳找到被俘的明朝炮手，亲自解开捆绑，人赏千金，用来攻击明军，发炮无不立碎者。但也有文献指出该说法并不足信，无论是后金当时的作战记录还是明朝巡按张铨的奏报均没有提及此事。由于沈阳当时只是一座卫城，城墙“高不盈丈余、面窄仅五六尺”，加上战争时期年久失修，无法架设大炮，且明朝新造之吕宋铜炮仅配备到了辽阳和奉集堡两处，尽管沈阳城外围工事环布各种预先配置的小炮，但射程短、威力小，需敌军抵近时发炮方能造成杀伤。当时沈阳明军主要用壕沟和多重木栅栏代替城墙防御，后来的辽阳之战才有明军使用火炮记录。（张思任自称混杂于沈辽逃兵中，“遇沈问沈，遇辽问辽”，对明军“败状悉知”，还奏称从逃兵处得知了贺世贤投降后金的消息。但实际上，《明熹宗哲皇帝实录》的记载证明这些说法皆为讹传，关于降兵炮击和总兵贺世贤投降的种种不实污蔑，正是出自这股溃兵之口。）

经过激烈交锋，明军终于饥饿疲劳，难以支持，大部被歼灭。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周世禄从西北逸出，邓起龙、袁见龙夺桥西奔，带领残军俱走入浙营，继续坚持作战。浙兵布阵于浑河五里之外，列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栅，外涂泥巴。后金兵消灭江北川兵，迅速渡河把浙兵包围数匝。

时明军副总兵朱万良、姜弼率领万余援辽边军，行至白塔铺。恰逢北岸明军溃败，后金军正在渡河欲包围浙营，朱万良等人于是遣兵三百为前锋进行试探性进攻，遭遇到后金的将领雅松及其手下二百名巴牙喇精锐。巴牙喇兵稍一接战即落败遁走，明军侦兵放枪紧追，击斩数名甲兵。后续部队随行杀上，直追到后金左翼四旗兵营前。努尔哈赤得到报告，大怒，遂令大贝勒代善、皇太极，台吉岳托等率部驰援，左翼四旗亦立即发起反击，夹攻边军。后者即刻崩溃，伤亡数千人。

后金兵得以集中兵力攻浙兵营及浑河北岸溃兵等明军三营步兵，明军以火器射击，后金则以楯车为掩护缓慢推进。火药用尽，两军便开始短兵相接。战斗极为激烈，明军的步兵没有弓、撒袋，他们持三尺长的竹竿枪和腰刀，披甲胄，外套一层厚棉，刀、箭不入。在夜幕降临时与后金兵交战，一度胜负未分。但后金增援部队加入，明军浙营溃败，陈策首先战死。童仲揆想要骑马逃走，被戚金阻止。于是与部众将士抱成仁之心，回马杀向后金军，最终除少部分官兵幸免回辽阳外，陈策、童仲揆与副将戚金、将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张大斗等大小将校共120多人全部殉国。

朱万良等人虽然斩获首级，但为了推脱救援不力的责任，谎称早已经赶到战场并协助川兵共同救援沈阳。但张铨询问溃卒后责备他们虽早就到达浑河边，却贪生怕死观望不前，坐视浑河北岸明军覆灭，等到浙兵被围困时方率兵救援，结果一触即溃。但对比后金记载即知朱万良部是在北岸明军溃败后抵达，无论是浙军还是边军均无力对北岸明军提供实质性援助，溃卒所言亦有夸张之处。又据张铨奏报，突围出的残兵与守营官兵总计尚有万余人（由于其奏报仅提及川浙兵，因此实际兵马应不止此数），与其他驻军尽数撤回辽阳防守。

浑河南北大战，令轻取沈阳的后金军意外遭逢劲敌，连续多次恶战，多次失利，险像环生，倍极艰苦。

后来的清人魏源也感慨其为：“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而明人倍感自豪，《明熹宗录》称之为“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后来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曾经评说此战：“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柱、酉阳二土司功”。其他明军也大多都英勇刚烈，为人所不齿的贪生怕死者少之又少。

这场战役也引起当时朝鲜人的关注，时任满浦佥使的郑忠信向李朝报告中说“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野战之壮莫如黑山（即浑河）《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后来也赞道“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

不过根据后金自己的史书以及从后金军仅休整五天便赶赴辽阳全歼5万余明军来看，八旗本部旗丁的伤亡并不严重。

努尔哈赤在十六日专门举行了祭奠亡灵的大会。

八旗战亡将领见于史料的有:雅巴海、布哈、孙札钦巴彦、雅木布里、实尔泰、郎格、杜木布、大哈木布禄、旺格等共九人。六人死于沈阳之战，其余三人多在红巴牙喇阻击浑河北岸明军时阵亡。其中孙札钦巴彦和旺格无官职和爵位，应属于旗丁，努尔哈赤因他们都是董鄂氏，或为何和礼族人，在他们阵亡后分别追授轻车都尉、骑都尉。（见于《钦定八旗通志》）

根据《满文老档》之太祖卷19里的记录，努尔哈赤对多名八旗将领不战而逃的事情极为愤恨，进行追查，革去了参将拜音达里、游击伊郎阿之职。

将其副将职位革去，降为备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