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珲（朝鲜语：이혼，1575年—1641年），朝鲜王朝第十五任君主（1608年—1623年在位）。因被废位而无庙号、谥号，通称“光海君（광해군）”。

李珲是朝鲜宣祖李昖的次子，生母是恭嫔金氏。恭嫔金氏在生下李珲两年后即去世，李珲与年长自己两岁的胞兄李珒由嫡母懿仁王后朴氏抚养长大。后来两兄弟分别被封为光海君和临海君。

当时，宣祖正宫懿仁王后一直不曾生育子女，在诸庶子中，长子临海君、第五子定远君以及第六子顺和君都是劣迹斑斑，其中尤以临海君声名最为狼藉，他不学无术，却放纵家奴杀人越货、欺男霸女；而光海君李珲则与他们迥然不同，他品行端正、聪明好学，作风俭朴，颇得人心。尽管如此，宣祖最宠爱的是仁嫔金氏所生之子信城君李珝。在这种情况下，世子之位一直空悬，许多大臣请求立储，宣祖都予以拒绝，甚至在万历十九年（1591）将请求早建国本的右议政郑澈逮捕下狱，并扬言：“今吾犹在，汝请建储，欲何为乎？”由此引发了朝鲜政坛的一次地震。宣祖之所以迟迟不立储，除了考虑到嫡子诞生的情况，还想为爱子信城君预留位置，而以贤能闻名的光海君则并无太大希望被立为世子。

万历二十年（1592）爆发的壬辰倭乱改变了光海君的命运。日本侵略军于四月十二日登陆朝鲜半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朝野舆论强烈要求宣祖选定接班人以备不测，懿仁王后也劝宣祖早日立光海君，宣祖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也无暇多顾，于四月二十八日宣布立光海君李珲为王世子，四月二十九日匆忙举行百官朝贺仪式，四月三十日凌晨便与光海君及百官一起北逃。宣祖一行人在逃难途中撰写了立储教书，直到五月初八逃到平壤，宣祖才正式公布了这一教书。

壬辰倭乱爆发后，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眼看八道全部沦陷在即，宣祖心虚胆怯，欲渡鸭绿江逃往辽东，表示宁愿死在天朝上国也不愿成为倭人的刀下亡魂。但“内附”只得到都承旨李恒福一人支持，大多数官员如领议政柳成龙、左议政崔兴源、右议政尹斗寿等皆反对宣祖的提议。经过商议，于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决定将朝廷一分为二（分朝），一部分人随宣祖渡江，其他人则在光海君的领带下奉宗庙社稷的神主驻守朝鲜。

十八岁的光海君李珲受命“权摄国事”，设立分备边司，赴前线平安道、咸镜道、江原道等地抚军，一路风餐露宿，备尝艰苦。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他的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抗击倭寇起到很大作用，让那些认为亡国的百姓重新拾起希望。随着明朝大军的介入，战局大为改观，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宣祖从鸭绿江畔的义州南下，与光海君会合于定州；二月，宣祖前往平安道嘉山、永柔、江西等地驻跸，光海君仍留在定州供奉庙社神主。四月，日军撤离汉城，八月，宣祖与光海君会合于黄海道海州，光海君权摄国事告一段落。此时，明朝经略宋应昌表达了对光海君的赏识，主张让他南下三南地区（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安抚军民，宣祖以光海君有病为由反复谢绝。十月初一日，宣祖先回到汉城，仍留光海君在海州，后在宋应昌的要求下，光海君于闰十一月初八日回到汉城，十九日启程南下，分备边司改称抚军司，负责协助明军、安抚民众，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完成任务，回到汉城。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封光海君为庆、全军务总督，并表彰他对抗倭作出的重大贡献。

然而，分朝却使得宣祖和光海君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分朝是一种二元体制，即光海君领导着形式上与宣祖对等的朝廷，因此直接侵害了宣祖的王权。事实上光海君并无便宜行事之权，事事都要报告宣祖所在行朝，使分朝大受掣肘，宣祖甚至连王世子之印都拒绝颁给，可见他非常忌惮光海君利用分朝架空自己，所以牢牢抓住权力。另一方面，光海君的分朝与抚军也使他功高震主、威望大增，宣祖却威望大跌，不仅国内忠清道人宋儒真试图率民众起义推翻宣祖、拥立光海君，就连宗主国明廷内部也有让宣祖退位于光海君的意见。对权力非常敏感的宣祖自然将光海君视为潜在威胁，在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8），他18次提及禅让王位或让光海君摄政，其目的不过是在敲打光海君和群臣，考验对自己的忠心。在这种情况下，光海君在战后的日子注定是难熬的。

壬辰倭乱后，光海君与宣祖关系的紧张程度与日俱增，甚至到了连光海君问安都被拒之门外的地步。光海君的世子之位没有一天做安稳过，这是由于他先天的弱点——既非嫡子，也非长子，违背宗法制“立子以嫡”、“立嫡以长”的原则。宣祖长子临海君在壬辰倭乱后依旧胡作非为，且他曾被日军俘虏，更无可能取代光海君；最受宠的信城君则在壬辰倭乱中病死，光海君看似渡过难关，但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懿仁王后朴氏去世，宣祖在两年后就迎娶礼曹佐郎金悌男之女仁穆王后金氏，并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下嫡子李㼁（即永昌大君）。光海君失去靠山后又增添新的威胁，世子地位更是岌岌可危，朝廷内也围绕更换世子的问题掀起议论。其中阻挠光海君的人主要属于小北派，以领议政柳永庆为首，故又称柳党；而支持光海君最力的则是大北派。在李㼁诞生后，柳永庆一党就主张举行庆贺仪式，得到宣祖的许可，在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下，又不得不收回成命。从此事可以看出众臣在储君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除了朝鲜国内的波云诡谲，最令光海君揪心的问题还是宗主国明朝拒绝册封他为王世子。自壬辰倭乱到宣祖薨逝，朝鲜先后五次遣使请求册封光海君为王世子，理由是他贤明且有功于社稷，而长子临海君则有病且做过俘虏，结果均被明朝方面以违背长幼之伦为由拒绝。当时明朝也在进行国本之争，明神宗宠爱第三子朱常洵，大臣们则要求尽早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礼部自然不会同意在藩邦开了立次子的坏头，所以光海君也受到了明朝内斗的连累。宣祖亦对奏请册封世子之事态度消极，还多次制止遣使讨封。得不到宗主国的册封成为光海君被宣祖牵制的最大软肋，同时埋下了他日后不听明朝调遣的种子。

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月，随着宣祖的病危，光海君的危机达到顶点。宣祖在病情稍有恢复后，就下达了传位于世子的教旨。但该教旨却被柳永庆及承政院的柳党官员秘而不宣，大北派官员司宪府掌令柳庆宗在得知后上疏弹劾，宣祖只将史官罢职，却没有波及柳永庆。接着柳庆宗又联合司谏宋锡庆弹劾御医许浚失职之罪，并要求追究柳永庆的责任，结果两人反被宣祖罢官。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已经辞官返乡的大北派士大夫郑仁弘上疏弹劾柳永庆隐匿教旨之罪，并质问宣祖为何使世子陷于“不测之地”。此上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柳党纷纷弹劾郑仁弘，宣祖亦为之震怒，下旨斥责郑仁弘不忠，并特别强调光海君未经明朝册封，不是正牌的世子。郑仁弘及被视为幕后人物的大北派巨头李尔瞻、李庆全等都被流放，光海君问安时都被宣祖呵斥：“你怎么自称世子来问安呢？你只是临时封的，不要再来了！”光海君甚至因此吐血。就在光海君几乎羽翼尽失、地位不保之际，宣祖于当年二月初一突然升遐。这使光海君面临的危机瞬间化解，他在次日即位于贞陵洞行宫西厅（今德寿宫即阼堂），马上就收拾柳永庆一派，后赐死柳永庆、金大来，并流放、罢斥多人，暂时坐稳了王位。

光海君除了肃清“柳党”，还有处理兄长临海君的问题。光海君即位十多天后，司宪府掌令尹让等便告发临海君蓄养死士和武器，图谋不轨。随即临海君被逮捕，并流放乔桐岛。这时，光海君以权署国事的名义，派李好闵等赴明朝请封。但明朝坚持认为光海君的合法性不足，要派遣官员去朝鲜调查，李好闵则辩解说临海君已中风，无法继承王位，明朝礼部又要求提供临海君让贤的奏文。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明朝果然派遣辽东都司严一魁、自在州知府万爱民进入朝鲜展开调查。这两个官僚非常爱钱，光海君便准备了数万两白银贿赂他们，同时让他的表叔金礼直强迫临海君向明朝钦差回答预定的内容。严一魁等按套路到乔桐向临海君问话，完成使命后返回中国，称临海君果真有病不能继承王位。明朝到一年后才派遣太监刘用出使朝鲜，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而在此一个月之前，临海君已在其流放地乔桐岛被当地守将李廷彪缢死，光海君对胞兄的死表示震惊悲痛，但并未真正处罚李廷彪。

光海君虽然将宣祖去世前因力挺他而被流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人官复原职，但也未专用大北派，而是任命南人李元翼为领议政，并起用李恒福、李德馨、尹根寿等各派别中有名望的人士，同时重用郑昌衍、柳希奋等外戚，而大北派巨头李尔瞻在光海君初年只是司谏，后又外放义州府尹；郑仁弘也只是司宪府大司宪。所以光海君初年的政府是一个超越党派的联合政府。但是很快光海君就与大臣们发生矛盾，光海君为了提高自身地位，要把生母恭嫔金氏追尊为王后，群臣大多反对，还是没拗过光海君，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将恭嫔金氏追谥为恭圣王后。大北派利用光海君急于巩固政权的心理，兴风作浪，排挤其他党派。先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春，郑仁弘为了抬高他老师曹植的地位并贬抑南人，上疏攻击南人的宗师李彦迪（号晦斋）和李滉（号退溪），要求将两人逐出文庙配享。他的上疏虽未被批准，却引发儒林的轩然大波，郑仁弘遭到儒生们的批判并从儒籍（青衿录）中除名。光海君大怒，欲追究儒生责任，导致成均馆500多名儒生“卷堂”（罢课）示威。在左议政李恒福的劝阻下，所谓“晦退辨斥”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但大北派经过这次投石问路，开始发起全面攻势。万历四十年（1612）春，大北派诬陷原任官员金直哉及其子金白缄、女婿皇甫信密谋造反，拥立顺和君养子晋陵君李泰庆，并牵连包括柳永庆儿子在内的一大批小北派官员。光海君下令将金直哉等人凌迟处死，并赐死晋陵君，株连430余人，从此小北派一蹶不振，只剩朴承宗、朴自兴父子和柳希奋、柳忠立等因为外戚的缘故还屹立朝中。

自从大狱频繁发生后，光海君就深居简出、沉湎女色，除了亲审大逆罪人外极少上朝视事，除了受群臣朝贺的大礼外几乎不出后宫，在位十五年间，召见群臣不过八九次，开经筵不过五六次。

光海君虽然初步巩固政权，但他最大的心腹之患——永昌大君李㼁还存在。宣祖亦担心永昌大君会有不测，临终前嘱咐光海君一定要爱护兄弟，又下秘密教旨，将永昌大君托付柳永庆、韩应寅、韩浚谦、申钦、朴东亮、许筬、徐渻七名重臣，要求他们好好保护。大北派看透了光海君将永昌大君视为骨鲠在喉的心理，便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制造了“七庶之狱”（又称癸丑狱事）。这年三月，从东莱倭馆运送数千两银子到汉城的商人在闻庆鸟岭的路上被劫杀，后来查出这是朴应犀、徐羊甲等七人所为。他们都是两班官僚（出身西人和南人）的庶子，由于庶孽禁锢法而无法出仕，整天饮酒作诗，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号称“江边七友”，干起抢劫官银的勾当。李尔瞻等趁机唆使他们将矛头指向永昌大君，称他们受金悌男（仁穆大妃之父）的指示，劫持官银作谋反本钱，拥立永昌大君，并让大妃垂帘听政。光海君遂下令逮捕金悌男，将他赐死，还有一个牵连者郑浃则招供遗教之事。要动永昌大君还得越过宣祖遗教的坎，所以李尔瞻等宣称宣祖命七臣保护永昌大君的遗教是宦官闵希謇伪造的。遗教诸臣（柳永庆已死）纷纷上疏划清界限，但皆被罢官。李尔瞻还不断请求处死永昌大君，光海君不予批准，最后决定废永昌大君为庶人，流放江华岛围篱安置，次年被江华府使郑沆杀害。

与此同时，大北派掀起“废母”之议，“母”就是光海君的继嫡母仁穆大妃，她不仅受七庶之狱的连累，还被指控在宣祖临终前让宫女对懿仁王后之像施展巫蛊，来给宣祖续命。所以李尔瞻指使儒生李伟卿上疏，称：“母后内作巫蛊，外应逆谋，母道已自绝。”随后掀起废母之议。反对者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对仁穆大妃尽孝道，支持者则强调忠比孝更重要。最后，反对废母的西人和南人官员被指为“不忠”或“护逆”，几乎被尽数逐出朝廷，于是光海君初年的联合政府彻底瓦解，以李尔瞻、郑仁弘为首的大北派独占政权。万历四十三年（1615），光海君自庆运宫（西宫）移住昌德宫，而将仁穆大妃幽禁于庆运宫，但没有废黜她。万历四十五年（1617）八月，恭圣王后获得明朝承认，随后废母之议再起并达到高潮，李尔瞻等不仅指使百官宗室780余人“庭请”废黜仁穆大妃，还组织汉城民众参与“讨逆”，制造舆论。光海君只是下令贬黜仁穆大妃的尊号，称之为西宫，并未废为庶人。随着后金的威胁日益严重，波及整个朝鲜的废母闹剧遂告收场。

在此期间，万历四十三年（1615）发生申景禧之狱，使定远君的儿子绫昌君李佺（朝鲜仁祖之弟）成为又一个牺牲品。至此，光海君王位的威胁者基本被清除。

进入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朝鲜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由“废母”问题转移到外交问题。当时，出身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初步统一女真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袭击明朝抚顺，揭开明金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明金双方都在拉拢朝鲜，后金自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到萨尔浒之战前至少四次致书朝鲜，开示反明之意，离间明鲜关系。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朝鲜方面正准备将“胡书”报告明朝，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镇江游击将军丘坦、蓟辽总督汪可受要求朝鲜出兵助明的咨文、票文和檄文就接连送来了。面对明朝的征兵要求，光海君与众臣意见对立，他认为：“我国三边防备自守不暇，举单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并判断：“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剿灭”，要求备边司搪塞明朝，并劝告明朝也慎重对待，自己始终不愿出兵。而绝大多数大臣都主张出兵以报答明朝再造之恩，同时消灭努尔哈赤也对朝鲜安全大有裨益，包括光海君最重要的支持者礼曹判书李尔瞻和领议政郑仁弘。只有黄中允（南人）、赵缵韩（南人）、朴鼎吉（大北）、李伟卿（大北）、朴自兴（小北）、任兖（大北）、尹晖（西人）七人不支持出兵，不久之后他们迫于众议改变立场。

光海君从明朝征兵的环节问题下手，认为李维翰等人只代表辽东当局，不代表皇帝，必须皇帝下旨才能出兵。他便派使者去北京打探皇帝的旨意，顺便呼吁豁免派兵，最差的情况也是只在鸭绿江畔虚张声势而不越国境，于是以弘文馆校理李埁为赍咨官，将朝鲜的请求报告辽东当局；又以右副承旨朴鼎吉为圣节兼陈奏使，直接入京向明神宗请旨。此时负责讨伐后金的明朝经略杨镐已经出关，他会见了李埁，让他向朝鲜国内送去自己的咨文，表示已接到皇帝“鼓舞朝鲜”的旨意，要求朝鲜必须出兵一万以助明。朴鼎吉在途中被杨镐阻止，后来又一路圣节兼陈奏使尹晖来到北京，得到了皇帝要求朝鲜服从杨镐调遣的圣旨。光海君回避出兵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

杨镐咨文被送到朝鲜后，光海君就已知道无回旋余地，遂调兵遣将，征发三手军（炮手、射手、杀手）10000人，后增至13000人，以晋宁君姜弘立为都元帅，金景瑞为副元帅，这对朝鲜而言已是相当精锐的阵容。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朝鲜军队开拨渡江，隶属南路明军刘綎所部，参与围剿努尔哈赤的战争。三月初，中路左翼的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主将杜松阵亡。随即北路明军也被击败，主将马林单骑逃回开原。经略杨镐急忙命李如柏、刘綎撤回，但刘綎已经深入后金境内，三月初四在阿布达里冈中伏败死，同日朝鲜军也遭到后金攻击，金应河以下数千人力战阵亡，姜弘立则率5000残兵败将投降后金。后来有1400余人逃回朝鲜。

深河之战的结果应验了光海君的预料，坚定了他推行“中立外交”的想法。此后他在明金两国间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技巧，多次拒绝或拖延明朝的再征兵请求，对于后金则尽量不刺激，与之进行国书往来（详见后文为政举措中的外交部分）。

自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朝鲜可谓国难当头，光海君与朝臣围绕外交问题发生分歧与争执，他经常不与备边司大臣讨论就直接通过承政院下达旨意，备边司曾抱怨道：“臣等当上国征兵之日，不能出一奇策，唯当奉行睿算之不暇，何敢有一毫搪塞之心哉？”更重要的是，光海君奉行中立外交，在深河之战后包庇降将姜弘立、一味逃避明朝的再征兵要求，坚持向后金传达国书，引起包括大北派在内的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也导致光海君与其支持者李尔瞻一派关系的微妙变化。本来李尔瞻等在光海君的纵容下，自七庶之狱以来以“讨逆担当者”自居排斥异己，将与金悌男有联系及反对“废母”之议的人士几乎全部逐出朝廷，使大北派独占政权。李尔瞻专权自然对光海君的王权构成威胁，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到了“王不得自由”的程度；而李尔瞻反对光海君的中立外交，更使他和光海君渐行渐远。光海君为此起用有外交才能却被罢官的西人李廷龟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李尔瞻一派以他是金悌男同党、反对“废母”为由劝阻，光海君斥责道：“金悌男给你们恩惠已经很久了，每次你们要陷害某人，都会搬出金悌男，这些话一点也不新奇，我也听腻了，你们还是别说这些了！”并不点名地批评李尔瞻为“宗社之罪人”。在此情况下，郑经世、郑晔、洪瑞凤、南以恭、李睟光、李贵等反对派官员被解除禁锢，重新登用。而朝野中推翻李尔瞻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到天启元年（1621）庆尚道儒生进京，掀起倒李风潮，控诉李尔瞻专擅政权、舞弊科举及废母杀弟等罪行。尽管光海君没有处置李尔瞻，但也表现出对他的厌恶。大北派由此开始式微，西人等反对派获得释放并重新起用，为“仁祖反正”创造了条件。

深河之战的全军覆没对于尚未摆脱壬辰倭乱后遗症的朝鲜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其影响波及朝鲜八道，其中以平安道尤甚，各郡县都有数百名战死或被俘于深河的壮丁，田野荒芜，徭役也更加繁重。朝鲜农民因征兵、饥饿而纷纷破产，落草为寇，在汉城和两湖地区（全罗道、忠清道）尤为严重。然而就在百姓疲敝之际，光海君并未致力于改善民生，而是大兴土木，营建宫阙，设分户曹和调度使，到各道搜刮民脂民膏。这些官员很多都出身庶孽或贱民，他们往往“横行列邑，凌蔑守宰”“浚剥黎民，凌辱士族”，使光海君更加丧失人心。

光海君在位的最后一年是非常孤立而缺乏安全感的，不仅是北方后金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国内情况也不容他乐观。当时“西人切齿，南人含怨，小北非笑”，执政的大北派也与光海君渐生矛盾。官员们故意抵触他的命令，光海君要他们办事到了近乎哀乞的地步，就连御医也不被信任了。光海君自己诊断患上火病，可见他的身心已经是极度痛苦。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天启三年（1623），光海君先后更换了十一次训练大将（训练都监的主将，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他爱在宫中玩捉迷藏，没被捉住就高兴，被捉住就不高兴。他还深居不出，外间议论纷纷，“有以为真病者，有谓知祸之将及己而深居以避者”。总之，众叛亲离的他已经预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天启三年（1623）春，光海君的侄子、定远君之子绫阳君李倧与金瑬、李贵等西人党合谋，策划推翻光海君及大北派政权。举事前夜，有个叫李而攽的知情人告密，光海君正在与后宫游宴，竟忽略了此事；领议政朴承宗则认为训练大将李兴立是他的亲家，值得信赖，而乱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也不在意。三月十二日深夜，这场被称为“仁祖反正”的政变爆发，由于李兴立已成为政变的内应，所以他按兵不动，政变军顺利入宫，四处放火。光海君听到动静后，对心腹宦官说：“如果是易姓革命的话就会先烧宗庙，如果只是废立的话那宗庙就无事，你去登高看看。”宦官误看成宗庙被烧，回来报告光海君，光海君长叹道：“李家宗庙到我这代就灭亡了啊！”于是仓皇从昌德宫后苑翻墙逃走。他在一名宦官的背负下，逃到亲信医官安国信家，穿上安家的丧服准备逃到别处，被另一医官郑柟寿告发，随即被捕，安置都总府值房。世子李祬也差不多同时被捕。光海君父子被李倧带到庆运宫（西宫）面见仁穆大妃，仁穆大妃要求将光海君父子处死，被群臣劝阻。其后以仁穆大妃名义颁布教书，谴责光海君废母杀弟、大兴土木和背叛明朝等罪行，废黜王位，并命李倧继位，是为仁祖。

仁祖反正后，李尔瞻、郑仁弘等数十名光海君的重臣先后落网并被处决，朴承宗、朴自兴父子自杀，还有大批人被流放。光海君、废妃柳氏夫妇及王世子李祬、世子嫔朴氏夫妇均被围篱安置于江华岛，分处岛内不同地方。仁祖还让任昭媛陪伴光海君。天启三年（1623）三月二十一日，光海君被汉城府判尹李适押往江华岛，一路上面色凄惨，目睹这一情景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两个月后，李祬欲挖地洞逃走未遂，后被赐死，光海君遂绝嗣。同年十月，废妃柳氏也病死了（一说绝食而死）。

光海君被废后，仁穆大妃对他仇恨难消，在废位教书之外又开出三十六条罪状，加上了气死宣祖、通奸父妾等罪名，还在给明朝的奏文中加入“早加刑章、以谢人民”之语，企图请求明朝处死光海君，被领议政李元翼劝止。后来明朝也多次过问光海君的生死，所以光海君才能保住性命。

崇祯元年（1628），光海君的妻侄柳孝立、柳斗立等联络大北派余党，欲起事推翻仁祖，迎回光海君为上王，拥立仁城君李珙即位，事泄被捕，而其与光海君也有秘密往来。仁祖派人前往江华岛捉拿服侍光海君的人，光海君当门痛哭，一个内人当场自杀，任昭媛自杀未遂，不久后死于狱中。仁城君虽被赐死，但光海君则无事。

仁祖年间内忧外患不断，每逢变乱光海君都会被转移安置，其中在崇祯十年（1637）丙子胡乱时，光海君被转移到乔桐岛，兵曹判书申景禛等在仁祖向清朝投降后要求京畿水使申景珍“善处”光海君，暗示将其杀害，不过申景珍没有听从。丙子胡乱后，仁祖下令移配光海君于济州岛。四年后的崇德六年（1641）七月初一，光海君死在济州，享年六十七岁。仁祖闻讯辍朝三日，命以王子君之礼葬于杨州赤城洞。

光海君即位后，以“母以子贵”为由，提出追崇自己生母恭嫔金氏。群臣大多反对，认为光海君的嫡母是懿仁王后，而恭嫔金氏只是私亲而已，追尊后宫为王后在朝鲜并无先例。光海君不顾反对之声，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强行追尊生母恭嫔金氏为恭圣王后。

光海君即位之初，礼曹拟定先王庙号为宣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光海君以父王平息壬辰倭乱、拯救宗庙社稷，以及宗系辩诬之功和平息丁应泰诬告之功，将其庙号升格为宣祖，同时给宣祖和懿仁、恭圣两位王后追上尊号。光海君执着地追崇父母，也是树立自身正统性、强化王权起见。

光海君在位十五年间先后六次受尊号，到仁祖反正前他的尊号已达到48字，即“体天兴运俊德弘功神圣英肃钦文仁武叙伦立纪明诚光烈隆奉显保懋定重熙睿哲庄毅章宪顺靖建义守正彰道崇业”，为历代朝鲜国王生前上尊号之最。一般认为光海君屡受尊号，是他通过仪式来强化王权的措施。但也有学者认为光海君最后一次所受尊号的含义都是事大之义，是群臣通过上尊号来警告他不得违背明朝旨意。同时每次上尊号时，朝廷都会陷入长时间的停摆状态，也可看做群臣对光海君的一种“罢工”抗议，谈不上强化王权。

万历四十四年（1616）八月，光海君决定效仿世祖朝故事，欲筑圜丘，行郊祭。祭祀昊天上帝原则上只有中华天子才有资格进行，所以大臣们表示反对，并担心重演壬辰倭乱期间的丁应泰诬告事件。光海君后因身体有恙无期限推迟郊祭。

光海君延续了战后重建事业，修复壬辰倭乱期间被毁的昌德宫、昌庆宫，将贞陵洞行宫改为庆运宫（今德寿宫）。万历四十年（1612）末，光海君听信术士李懿信之言，称汉城王气已尽，要迁都到汉城西北面的交河，群臣极力劝阻。万历四十四年（1616），光海君又听信出身明军逃兵、后来做了术士的施文用及和尚性智的话，说仁王山下有王气，要在此修筑宫殿（即仁庆宫），群臣出于门面效应，不再反对；翌年术士金馹龙又对光海君说定远君家有王气，光海君便在该处营建庆德宫。光海君广修宫阙、大兴土木，除了树立王室的威严以外，也体现出他缺乏安全感，欲建多处宫阙以备不测，还可能包含了增加就业、救济贫民的意图。

光海君无论是迁都还是营建宫阙，都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这些举动都是他听信风水之说后才宣布的，而且为了修建宫阙，他征收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还卖官鬻爵，不仅银钱盐铁，就连家基木石都允许交易，于是满大街都是穿金戴玉之人，时人讽刺道：“金者、玉者，银耶？石耶？木耶？”当时大臣请求将营建宫阙的费用改用于国防上，光海君驳斥道：“现在的朝臣只知道说停罢营建是当务之急，难道营建停下来，就可以砍下努尔哈赤的脑袋、铲平他们的巢穴吗？”由此可见光海君对宫阙营建近乎偏执的态度。仁祖反正后，仁庆宫被拆除，庆德宫则改为庆熙宫，成为韩国五大宫殿之一。

朝鲜王朝前期，规定百姓除田税外还要缴纳贡物，但由此生出“防纳”之弊，同时贡物负担也被大地主转嫁到农民头上。早在宣祖时期，李珥、柳成龙等就提出“代贡收米”。光海君即位后，顺应这一趋势，在领议政李元翼的建议下设宣惠厅，在京畿道试行宣惠法，将贡物改为土地税，即不再以户头为单位缴纳国家指定的贡物，而是以田结为单位统一缴纳米谷，每结土地春秋两季共征收16斗米，而在过去每个农民每结土地所负担的“防纳”代价高达数十甚至上百斗，因此京畿道农民欢呼雀跃，但是原来土地多而纳贡少的大地主和惯于“防纳”牟利的吏胥则对此法非常不满。所以光海君坚持将宣惠法严格局限在京畿道，阻止推广此法之议。朝鲜王朝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将其通行全国，宣惠法也逐渐以“大同法”之名流传于世，成为朝鲜赋税制度的一个转折性变化。

号牌法是一种社会基层管理的制度，朝鲜太宗时曾试行三年，无果而终。光海君即位后，鉴于北方努尔哈赤的威胁，将号牌法的实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李恒福、李廷龟等大臣都建议实行号牌法，整合如散沙一般的民众，确保军额。光海君采纳他们的意见，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批准明年起实行号牌法，所有成年男丁均需佩戴号牌，并设号牌厅管理此事。号牌法确保了国家对人口的控制，但也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比如郑仁弘就是武断乡曲的岭南一霸，所以大北派的李尔瞻等人以引起民弊为由反对实行号牌法。光海君被迫作出妥协，先于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决定儒生和无故白徒、私贱不佩戴号牌，七月同意革罢号牌厅，号牌法也就中止实施了。

壬辰倭乱时，明朝发现朝鲜有银，此后许多明使都会勒索数万银两。光海君即位后，原有的端川银矿已近乎枯竭，光海君派人发掘京畿道衿川银矿，但收效不大。

光海君时，为确保国家财政，设盐铁调度使，由户曹参判兼任，实务由海运判官和从事官担当。盐铁调度使名义上是国家向民众平价出售盐铁，实际上却是将盐铁卖与商人，然后购买其他物资。

光海君时，朝鲜军事并未从壬辰倭乱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光海君即位之初，朝鲜军队人数只有76400人，而且战斗力低下，“代立”（寻人顶替）之弊严重。光海君面临努尔哈赤日益严重的威胁，不得不着手整饬军事，以图自强。他强调：“第惟我国人心兵力无可为之势，奈何奈何！……大概一边羁縻，一边自强，诚是长算，固不可废一，皆无着实举行之事，予切痛焉。”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军备。万历三十七年（1609），光海君下旨要求备边司强化纪律、士气，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万历四十年（1612）数次在慕华馆阅兵观武，又命御史前往江华、水原、竹山、龙津等处选拔有武艺的人才。号牌法推行未果后，他又开设“万科”（录取10000人以上的武科），以确保军队数量。

此外，光海君还重视武器制造，尤其是能防御后金铁骑的火器。万历四十一年（1613）将鸟铳厅扩大为火器都监，负责制造各种火炮，现存的一册《火器都监仪轨》中记载了佛郎机、三眼铳等火器的图样及制作方式。

光海君年间，重建了壬辰倭乱期间被毁的史库，并大规模刊行书籍。其中代表性的书籍有许浚的《东医宝鉴》，这为战后百姓的生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及其谚解本收录了大量壬辰倭乱时期的忠臣义士、孝子烈女，对教化人心、整合社会有很大的作用；《高丽史》、《辽史》、《金史》，对处理与后金关系则有借鉴意义。此外还刊行有《龙飞御天歌》、《国朝宝鉴》、《儒先录》、《左传》、《太平御览》、《历代名臣奏议》等书籍。

光海君以前，朝鲜文庙除了供奉中国圣贤以外，就只有新罗时期的薛聪、崔致远，高丽时期的安珦、郑梦周，尚无朝鲜王朝的大儒从祀。万历三十八年（1610），光海君拍板将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五贤从祀文庙。此举开启朝鲜王朝大儒从祀文庙的先河，到后来发展为“东国十八贤”。

与多数朝鲜国王不同，光海君在位时采取了优待佛教的政策。他宠信僧侣性智，破格令其在汉城居住（朝鲜王朝时期不许和尚入城）。此外他还与浮休善修、碧岩觉性等高僧交游，为自己修建了愿堂奉印寺，也给世子修了愿堂清溪寺。他还组织了僧军，用于修筑宫阙及防御边境等。

光海君在位时期，虽然基本维持对明朝的事大主义政策，但内心已颇存芥蒂。光海君还是世子时，明朝就屡屡打回朝鲜的讨封，即位之后，明朝依然不肯松口，派辽东都司严一魁、自在州知府万爱民前往朝鲜调查，光海君花费数万银子才搞定此事。册封光海君问题还在纠结时，广宁总兵李成梁提议趁朝鲜兄弟相争，占领朝鲜，设为郡县。此事亦在朝鲜引起恐慌，后来言官宋一韩等弹劾李成梁图谋世守朝鲜，明神宗也不予批准，这场风波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这些不快使得光海君对明朝怀有深深的戒心。

光海君年间虽然与日本展开贸易，却要关闭同明朝辽东方面的中江开市，此事被明朝辽东都司阻止，造成了辽东方面与朝鲜的矛盾。镇江游击丘坦更是多次指责朝鲜怀有异图，惹出许多麻烦，一直持续到明朝征兵助剿的前夕，都是因为光海君要关闭互市引发的。此外，光海君年间明朝七次遣使东来，其中五次都要朝鲜贿赂数万两白银，因此接待明使成为朝鲜的沉重负担。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要求朝鲜出兵助剿努尔哈赤。光海君本来就对明朝不满，他一方面深知朝鲜国力羸弱，另一方面也预料明朝难以成功，所以不想出兵。但备边司诸臣都认为出兵是朝鲜作为属国所应尽的义务，宣称“与其得罪于天朝，宁得罪于圣明”。光海君拗不过上国明朝与本国诸臣的压力，同意派姜弘立领兵一万多人援助明朝，他还叮嘱姜弘立切勿对明朝将领百依百顺，要见机行事。结果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的深河之战中，朝鲜军战败，姜弘立投降。据修《光海君日记》的史官称，光海君暗中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同时将出兵的消息泄露给来会宁交易的女真商人，又派女真语翻译河瑞国面见努尔哈赤表达诚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姜弘立投降是早已预定的奉旨行事。但另有学者认为《光海君日记》中的记载是仁祖朝史官对光海君的诬蔑，光海君并无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的密旨。

深河之战后，明神宗下赐朝鲜1万两白银以示慰问。但在明朝尤其是辽东地区，则盛传姜弘立之降是由于朝鲜早已私通后金。在此情况下，明朝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上疏称“鲜、奴之交已合”，主张明廷派遣大员监国朝鲜，防止朝鲜落入后金手中。随后云南道御史张至发也提出类似主张。光海君听说后，连忙起用被禁锢的西人官员李廷龟为辩诬使，因为他曾在宣祖朝辩诬丁应泰事件时表现出色。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宣传深河之战时战死的宣川府使金应河，表彰他的英勇事迹，并命令在明将往来处修建金应河祠堂，还让百官撰写纪念诗歌，编成《忠烈录》，使其流传到明朝，以此来转移明朝人对姜弘立投降的注意力，化解明朝对朝鲜的疑虑。

明廷中虽然大部分人对徐光启等的监国朝鲜之议不以为然，但仍担心朝鲜与后金勾结，并希望朝鲜能发挥对后金的牵制作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明朝辽东都司派差官袁见龙来到朝鲜，发下了明廷赏赐的1万两银子，并询问朝鲜有无里通后金，然后又要求发兵助明。光海君谢绝征兵要求，此后他反而多次遣使明朝告急，要求明朝保护朝鲜。天启二年（1622）四月，在辽东已经沦陷的情况下，明朝派监军梁之垣带了皇帝敕谕和3万两银子自海路来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和提供船舶。光海君继续虚与委蛇，称不是他不想派兵，而是因为毛文龙在朝鲜境内制造事端，导致后金进攻朝鲜的危险增大，自顾不暇，难以派兵，并贿赂了7万两银子把梁之垣打发走。

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将领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袭击镇江，生擒后金守将佟养真。光海君对此事态高度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明金之争即将燃烧到朝鲜境内。在后金的报复性打击下，毛文龙及一大批辽东难民涌入朝鲜境内，令光海君十分头疼，他不仅害怕毛文龙会引来后金军蹂躏朝鲜，还担心毛文龙监视朝鲜，妨碍他的中立外交。事实上后金军确实在天启元年（1621）底越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朝鲜追杀毛文龙，毛文龙逃到安州才保住性命（史料显示后金军的侵入有朝鲜边臣的故意引导，甚至很可能就是光海君授意）。光海君多次派人劝毛文龙躲入海岛，最终毛文龙在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进入椵岛（皮岛），暂时缓解了局面。

光海君虽然对明朝阳奉阴违，却每每能妥善处理，令明朝消除疑心，比如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就认为光海君“其所以为我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仁祖反正后，明朝官员仍称赞光海君是“十数年来忠顺之臣”，质疑仁祖的合法性。可见光海君对明外交是有一定巧妙手腕的。

光海君时期，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朝鲜东北部的“藩胡”部落（主要是瓦尔喀部，朝鲜称“兀良哈”）被次第吞并，藩篱尽撤，因此光海君从一即位就密切关注努尔哈赤的动态，强化军事国防，注意情报搜集工作，主张“远斥候、谨烽燧、慎间谍、明纪律”。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内，朝鲜陆续收到努尔哈赤四封书信，传达了所谓七大恨，并要求朝鲜不得协助明朝。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征兵要求弄得焦头烂额，他深知“此贼养兵几四十年，虽以天下之兵当之，胜败未可知矣”，但迫于明朝和众臣压力，还是派姜弘立率军一万随明军出征，结果全军覆没，这正是在光海君的预料之中。

光海君基于局势判断，自知朝鲜尚未摆脱壬辰倭乱的后遗症，国力疲弱无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尔哈赤则蒸蒸日上。他认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冲，以致攻陷大镇，如摧枯拉朽，席卷长驱，而无人呵禁，则良平之谋、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预料到女真之祸将会导致明朝内乱乃至灭亡。所以他确立了“羁縻缓祸”的对后金外交基本方针，达到“姑为弥缝，以过凶锋”、“勿令此贼饮马于汉水”的目的。然而朝鲜朝廷的主流意见却是“斩使焚书”，采取依赖明朝、对后金强硬的政策，光海君对臣子们的高谈阔论非常反感，指出：“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縻，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而近观我国人心，内不办事，外务大言，试以廷臣收议见之，武将所言，皆是临江决战之意，其为可尚矣。然则今之武士，何以畏西边如死域乎？不及考虑远矣，徒虚语耳！……我国人终必以大言误国事矣。”

此后，光海君围绕对金国书问题，不断与大臣发生冲突。深河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努尔哈赤就派人送来国书，表示理解朝鲜为报壬辰倭乱时的再造之恩而援助明朝，并要求明确回答朝鲜的对后金政策。国书中努尔哈赤的头衔被翻译为“后金国汗”（这是“后金”一词的首次出现）。备边司对此持强硬态度，光海君则生怕回信刺激后金招来国难，最后决定将努尔哈赤来信报告明朝，同时以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给“建州卫部下马法”送去回信。努尔哈赤认为此信内容毫无新意，完全套用明朝的说辞，回信指责，并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连发三封国书，光海君虽力主“胡书不可不答”，却因明朝差官袁见龙的到来及辩诬徐光启等的监国朝鲜论而无暇顾及对后金的外交。

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陷辽东，大量辽东难民流入朝鲜境内，努尔哈赤致书光海君，要求归还辽东人口。光海君与众臣又经过一番争论，决定不答复后金国书，只派满浦佥使郑忠信出使后金，同时以刺探情报的目的将出使之事告知毛文龙，征得其同意。九月二十四日，郑忠信来到赫图阿拉，扬古利等接见了他，几乎没达成什么共识，其礼物也被努尔哈赤退回。光海君见郑忠信无功而还，要求回复国书，被备边司拒绝。努尔哈赤虽然暂时没有攻朝计划，但要求朝鲜必须在明与后金中作出选择，并交出毛文龙，讨厌朝鲜模棱两可的态度。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送去了口气更加严厉的国书，光海君愈发着急，扬言要把那些主张“闭关绝使”的大臣送去抵御后金。天启二年（1622）二月，努尔哈赤在广宁接见了朝鲜使节河瑞国一行12人，问其为什么不抓来毛文龙时，河瑞国回答明为朝鲜之父，不可抓父亲家的人。努尔哈赤失去耐心，说他们是假托修好来刺探情报，将其中10人剜目后处死，剩下两人刺瞎双眼，携带措辞强硬的国书而回。其后又扣押朝鲜译官朴葵英与黄连海等人。接着，后金即将侵犯朝鲜的消息传来，光海君再也坐不住了，决定无论如何也给后金要回复国书，大臣们虽然被迫同意，但没人敢署名，最后以“朝鲜国王致书后金国汗殿下”开头写了一封国书，质问后金为何虐待来使，并表达善邻友好之意，命文希贤送去。尽管光海君破天荒地承认了努尔哈赤的地位，可仅仅如此显然不能满足努尔哈赤的要求，他“不受赠馈，不报国书，恐喝多端”，文希贤见了姜弘立一面后空手而返。翌年朝鲜方面遣使五人，亦被扣押并虐杀。随着光海君被废位，朝鲜与后金的往来也就戛然而止了。

光海君时，延续宣祖末年以来对日本德川幕府修好的政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同代表德川幕府的对马藩签订了《万历己酉新定约条》，通称《己酉约条》，对两国贸易作出了详细规定。万历三十八年（1610），对马岛的第一艘岁遣船来到东莱倭馆，朝鲜和日本正式恢复了通商关系。史称：“倭馆开市之初，燕货自本国流通于莱府，与倭交贩，故市利颇盛。”

万历四十五年（1617），光海君派遣了吴允谦为正使、朴梓为副使、李景稷为书状官的回答兼刷还使，回复日本的国书，刷还壬辰倭乱期间的朝鲜被掳人，并祝贺德川幕府平定大阪城，消灭丰臣氏，朝日邦交进一步巩固。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琉球国中山王尚宁感谢朝鲜救助琉漂流人及表达善邻友好的咨文通过北京的使臣传达到朝鲜，约定“自今以往，请结永盟，贵国为兄，敝邦为弟，以弟兄而仰事天朝父母，欢睦聘问，愿与天长地久耳”。并赠送了绢、布、扇子等礼物。光海君虽然以人臣无私交之义对此来函感到尴尬，但还是决定回礼致贺。同年因琉球被日本萨摩藩攻陷，此事不了了之。

万历四十年（1610）八月，济州牧使李箕宾、判官文希贤抓获一艘疑似倭寇船只，夺取船上货物，处死船上所有人员。据说这艘船其实是前往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一说安南商船），船上还有一个琉球人，朝鲜人流传其是琉球世子。后来朝鲜人发挥这个故事是琉球世子为了赎回其父，满载国宝赴日本，遇风暴漂流济州，牧使问其上有何物，世子回答酒泉石、漫山帐，牧使贪图宝物，要求世子给他，世子不给，遂将世子杀害。世子临终前作诗：“尧语难明桀服臣，临刑何暇诉苍旻？三良入穴人谁赎，二子乘舟贼不仁。骨暴沙场缠有草，魂归故国吊无亲。朝天馆下滔滔水，长带余悲咽万春。”光海君得到了李箕宾贿赂的宝物，才免其罪责。

此后，朝鲜多次盛传琉球即将发兵复仇的消息。仁祖反正后，仁穆大妃要求在呈给明朝的奏文中加入光海君杀害琉球世子的罪名，但被领议政李元翼劝阻。

朝鲜宣祖庶子众多，不知立谁为好。他陈放许多物品，让诸王子随意挑选，诸王子争抢宝物，而光海君只取笔墨，宣祖遂对光海君另眼相看，决定立为世子。另有一说是宣祖曾问诸王子：“哪个食品是最重要的？”光海君答：“盐。”宣祖询问理由，光海君说：“调和百味，没有盐是不行的。”宣祖又问：“哪件事让你们不满足？”光海君答：“我只痛心母亲早死。”宣祖对其回答啧啧称奇，遂立为世子。

光海君从世子时代开始就宠爱一位“年壮而貌不扬”的尚宫金介屎。光海君即位后，金介屎不仅坐镇后宫，遥控朝政，卖官鬻爵，权倾朝野，对光海君的管制也非常严厉。光海君每次想临幸一名女子，必须得到金介屎的许可，所以后宫诸姬争相贿赂金介屎，金介屎视其钱财多少来安排侍寝，光海君不敢违抗。金介屎稍不如意，就骂道：“敢忘了我的大德吗？我要说什么话，主上都不敢自作主张！”光海君听了后既惶恐又惭愧。

光海君每年在昌德宫后苑赏春时，常常会让嫔妃们吟咏一首他最喜欢的诗：“桃花李花杏花发，南里北里西里春。不寒不热好时节，半醉半醒无事人。”他身边的宫人都能背下此诗，在光海君倒台后常诵此诗以表怀念。

光海君年间，朝鲜受明朝影响，也兴起用银之风。光海君对银子尤为嗜好，史称“光海除官拜职，视银多少，以为升降品秩”，到后期更甚，“内外官职，皆有定价，如市井兴贩，不论人才当否，惟以银之多寡为准，故其未及除授也，人已知某也纳银几两、当得某官”。而且光海君时鼓励告密，屡兴疑狱，被牵连者纷纷出银疏通宫人，所以宫人们每次听到狱事发生的消息后就互相庆贺，光海君也命令被流放者“纳银自赎”。当时宫中有数百柜银子，有人说这是光海君担心失位，想用这些银子来贿赂明朝，争取复位。

光海君刚即位时，广纳后宫，欲求子嗣，有一天梦见一个绛袍大官从天而降，对他说：“你杀了太多别人的儿子，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也保不住（指李祬），还用得着求更多儿子吗！”此后光海君又求断产之方，找了很多中国术士来朝鲜施符咒。当时的宫人老了以后回忆说，当时想生王子，非常厌恶这些符咒，如今想来却觉得没生儿子是上天保佑。

清朝礼亲王昭梿曾透露光海君在仁祖反正后被石灰熏瞎了双眼，并称这是他府中的一位韩姓朝鲜人（李适之乱时乱党韩明琏的后裔）所言。但此说在朝鲜并无记载，从仁祖指示厚待光海君及光海君在前往济州途中被遮住帐幔不许外看的事实来看，石灰熏眼之说应属谣传。

韩国学者金用淑依据关于光海君的各种记载，分析光海君有严重的身心问题。他肠胃不好，患有眼疾，苦于咳嗽和火病。在心理上，光海君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和受挫感的人，伴有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歇斯底里等症状。

光海君有诗二首存世。一首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给王妃柳氏之母蓬原府夫人郑氏祝寿所作，另一首是他晚年被流放到济州岛时所作，内容为：

风吹飞雨过城头，瘴气熏阴百尺楼。

沧海怒涛来薄暮，碧山愁色带清秋。

归心厌见王孙草，客梦频惊帝子洲。

故国存亡消息断，烟波江上卧孤舟。

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初一，宣祖突然病情恶化并升遐，外间盛传是光海君毒死了父亲。据说当天东宫送来药饭，宣祖吃下没多久就死了，医官成浃发现宣祖的中毒迹象，出来后暗中散布此消息。仁祖反正后，此传闻更是甚嚣尘上，甚至有人上疏追究“光海弑逆之罪”，仁祖则澄清此事，说自己一直守在宣祖身边，是宣祖吃东宫药饭太猛，把自己噎死了。后人则多认为是光海君爱妾金介屎或大北派李尔瞻毒死了宣祖，光海君则不知此事。

光海君是朝鲜王朝27位君主中仅有的两名废君，他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也经历了颠覆性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他被废黜后，成为举国唾骂、千夫所指的对象，从仁穆大妃废位教书到朝鲜王朝灭亡，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千篇一律的否定，称其为“昏主”、“昏朝”。第一个为他翻案的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学者稻叶岩吉，他认为光海君是“泽民主义者”，其“泽民主义”与之前的成浑（壬辰倭乱时主和派）和之后的崔鸣吉（丙子胡乱时主和派）是互相联结的。同时期的朝鲜学者洪熹也作《废主光海君论》，为光海君打抱不平，认为他实为一代明君，指出史书中充斥着对光海君的栽赃和诬蔑，光海君是党争的牺牲品。朝鲜半岛独立以后，韩国学者孙晋泰、李丙焘、申奭镐等继承了这些观点，尤以韩明基在2000年出版的《光海君：展开卓越外交政策的君主》一书为集大成者，因而对光海君正面为主的评价也成为当代韩国的主流观点，特别是他的“中立外交”获得高度肯定。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吴恒宁在2012年出版的《光海君：危险的镜子》一书中，便对光海君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