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人。十二岁时，即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乘船西渡入唐。

崔致远，字孤云，新罗末期人，是朝鲜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大学者、诗人，一向被朝鲜和韩国学术界尊奉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12岁时离家来到长安求学，在中国一共呆了16年时间，前面的七、八年是在长安、洛阳求学，后半期则先后在溧水（今南京市溧水区）、淮南为官，约8年多时间，曾参与讨伐黄巢，881年任淮南节度使（驻扬州）的从事，崔致远28岁回新罗，在新罗王朝继续担任要职。

崔致远一生文学创作不断，曾经将自己的佳作汇编入《桂苑笔耕集》20卷行世。范文澜先生对于《桂苑笔耕集》曾给予很高评价，说它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史事”。由于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崔致远得到了朝鲜和韩国后世的众口同赞，死后被追谥文昌侯，入祀先圣庙庭，尊为“百世之师”。

公元868年，12岁的崔致远辞别亲人，只身西渡，随商船入唐，临行，其父谆谆重托，严苛诫告：“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惰乃力。”崔家在当时并非显贵，只是一般贵族，要想振兴家族，光耀门楣，及第进仕是一个捷径。

12岁的崔致远由此承担了光大整个家族的重大使命。 烟波浩淼，沧海澹澹。凭栏远眺的新罗少年，内心有着怎样的忐忑、憧憬、孤独、壮志凌云，甚至对陌生前景的恐惧不安，如此各色的矛盾纠结，后人已无只言可作佐证，无片语以供揣想。想必，唯有亘古奔流不息的大海，知道这位少年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繁复心思吧。

大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疆域广阔，物质丰饶，文化发达，其开放与包容，泽被四海，广纳百川。贞观元年，大唐即已对外国学生开放科举考试，外国留学生亦可考取功名，登科及第，称作“宾贡进士”。这一开明政策引得四方异域学子纷至沓来，入唐留学蔚为一时风气。留学生们都在一所叫做“国子监”的大学里学习，这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国际性大学。据史料记载，国子监可容纳3000多学生，留学生人数众多，尤以新罗、日本留学生居多。留学生的经费，主要由大唐出资，即便是自费前来的学子，亦可获得资助。

崔致远来唐的年代，已是晚唐，虽无盛唐的气宇恢宏，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盛世的余荫犹在。少年崔致远进入国子监学习，虽有数百名来自同一国度的同学一起学习，可排遣思乡之苦，但激烈的竞争局面，却难遣灵魂深处的孤独之感。公元874年，崔致远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金榜题名的崔致远终于学有所成，可以稍稍卸下多年的重负，回报故国父老的殷殷厚望。佳讯传至新罗庆州，崔氏家族举族同庆。

登科进第的崔致远，没有就此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大唐发展。他的心中有着更为宏远的人生愿景和生命抱负。按大唐律法，及第两年后通过吏部的遴选，方能获得进仕资格。在及第与进仕之间凭空闲置出的两年间隙，崔致远因留学身份的结束而失去政府的资助，由此丧失了原本就微薄的经济来源。他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自谋生路，“浪迹东都，笔作饭囊”。东都即洛阳，崔致远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四处游历，飘荡无着的生涯。尚未在登第的峰顶留连多久，便已被生活的真实残酷重重摔下。进也进不得，“东飘西转路歧尘，独策嬴骖几苦辛”；退亦退不得，“不是不知归去好，只缘归去又家贫”。进退两难间，崔致远选择了蛰伏与等待，等待大任降临兼济天下，等待施展抱负报效家国。等待期间，崔致远广交文友，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彼此间唱和酬答，诗文互进。

公元876年冬，弱冠之年的崔致远，终被朝廷任命为溧水县尉。任县尉三年间，崔致远官闲禄厚，以文会友。他秉承孔子“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的求知精神，积跬步而成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海，崔致远后来把在溧水的诗作结集为《中山覆篑集》，可惜后来散佚失传，是为憾事。

溧水地处僻静，与繁华热闹的长安、洛阳判然有别，作为异邦人士的崔致远自然心生失落，倍感孤独，思乡之情油然而至。“秋风惟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故国之情，深沉慷慨，绵远长流。 南京郊县高淳固城湖畔的花山，因盛产牡丹花而得名。山西麓有座古墓，长眠着唐代两位才貌双全的少女，人称“双女坟”。双女坟主人出身富门，自小躬亲笔砚，长大负有才情，因不满父母之命，嫁与显赫盐商，终愤恚而死。就任溧水县尉的崔致远巡察花山，下榻在招贤驿，闻得双女故事，凭吊孤坟，感佩与相惜之情，油然而生，留下七律一首，以示哀悼。当晚在驿馆，忽见有使女飘然而至，送来红袋两只，内装和诗二首，诗中悲切凄楚，诉说命运不公。崔致远唏嘘不已，旋即回诗一首托使女带至。及夜，梦见两“仙女”驾临，紫裙自报家门，红袖诉说不幸。三人秉烛夜谈，吟诗唱和。不觉鸡鸣，姐妹俩急急辞别。崔致远一觉醒来，十分惊异，便作碑文《双女坟记》103字和七言古风《双女坟》431字，又写下《仙女红袋》一文，详述招贤驿梦遇仙女、人鬼相恋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文笔优美生动。此文后被收在韩国古典名著《新罗殊异记》，该书被视为“聊斋先河”，广为流传。

崔致远的《仙女红袋》，深受唐人传奇的影响，色彩绚丽，情节奇幻，以神秘梦境作引，述说心中之想望。身处异域的崔致远，比之大唐文人，更需要一份心灵的知遇与相契，为异乡的清冷罩上理想的光芒。而两女婚事遇挫而亡，与崔致远仕途不济有惺惺相惜之通。于是乎，梦中的红袖添香，便成为人生理想的释解。

公元880年，崔致远任职期满，欲西回长安。恰遇黄巢起义，起义军采石渡江，一路势如破竹，攻破潼关天险，长安沦陷。崔致远西行无望，只好另觅良机。经友人顾芸推荐和书信自荐，崔致远入幕扬州高骈门下。大唐虽已风雨飘摇，扬州却繁盛依旧。商贸活跃，生活富足，丝竹悦耳，才士云集。崔致远由此展开了一段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高骈文才甚高，喜与文人交游，幕下才士云集。崔致远的出众才华，深得高骈赏识。在高骈幕下这段时间，崔致远实质上充当着贴身秘书、高级参谋的角色，为高骈拟了大量诏、启、状之类的公文。虽然离他独当一面、做番事业的仕途理想尚远，但已是莫大的机遇了。

晚唐士大夫进入藩镇幕府，充当文职僚佐，进而曲线进仕，这是文人求取仕途的独辟蹊径。崔致远算是在这条蹊径上走的坦荡的一位。凭藉高骈的致力举荐，崔致远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承务郎、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这些都是文职，崔致远的文学才华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公元881年5月，高骈起兵讨伐黄巢，崔志远拟就的《檄黄巢书》，天下传诵，并凭此获“赐绯鱼袋”勋位。檄书中一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言辞之峻切凌厉，令一代豪雄黄巢都心生怯意。

扬州五年宦游淮南幕府时期，是崔致远文学创作最为频繁而质量臻于顶峰的阶段。《桂苑笔耕集》便是完成于这一时期的不朽之作，也是崔致远流传后世的著作。这是一部由崔致远自编的诗文集，收录了他宦游幕府时为淮南节度使高骈代撰的各种表状书启及自作诗文，该书文风博雅繁丽，具有丰富而珍贵的文献价值，对于我们研究晚唐政治、军事、外交，特别是黄巢起义时期的乱世之治，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当时人述当时事，《桂苑笔耕集》比《唐书》、《资治通鉴》等后世史书，呈现出更为真实、翔实的历史原生态情状。章表书檄等，本不足以成就大手笔、大文章，但因《桂苑笔耕集》成于乱世，风云波荡、政局变幻、历史诡橘，皆蕴其间，故而流播广泛。《桂苑笔耕集》中的诗作，主要为近体诗，记述了崔致远与裴瓒、顾云、罗隐、张乔等众多友人交游之谊，幕主高骈的知遇之恩以及思念故国的衷肠等等，表情状物，精妙传神，造诣极高，多为上乘之作。

晚唐政治进一步腐化，黄巢之乱加剧着大唐的分崩离析。崔致远内心也陷入多种矛盾之中，与幕主高骈的关系是主要问题。一方面，他感激高骈的知遇之恩，是高骈的器重保荐，让他宦游通畅，名望日隆，他在异域兼济天下的理想，也唯有高骈能助其实现；另一方面，晚年的高骈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失败后又迷信方术，崇仙佞道，这必将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正直的从政理想的崔致远，所深为不齿。风雨飘摇之间，崔致远渐萌归意。

公元884年，崔致远之弟崔栖远，由新罗涉海来唐，奉家信迎崔致远回国。少小离乡的崔致远，16年后方返故土，当年的懵懂少年，已是而立之年。对大唐的依恋难舍与对故国的拳拳责任，撕扯着这位游子的心。“万里始成归去计，一心先算却来程”。苍茫大海，从此再也隔不断崔致远对第二故乡的绵绵思念。

崔致远以显赫官衔与声望，荣归故里，自然风光无限。然而，这风光也许更多的属于崔氏家族，历经人生起落的崔致远或许早已淡然，他思考的更多的是，如何用在唐学到的满腹经纶、治政良策，来报效新罗王朝，振兴自己的民族。

崔致远以大唐三品官衔荣归，是新罗历届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凭此受到了当时君主宪康王的重用，任命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事。然而，新罗王位的频繁更迭，政途瞬息万变，官僚腐化堕落。崔致远的仕途注定一波三折，由于遭人排挤，于公元890年被外放至泰山郡任太守，两年后，继续外放至更远的富城郡，从此，再未回到中央政府。

仕途的坎坷，并未阻挡崔致远传播汉学的不竭热情。回国伊始，崔致远即将在唐时所著杂诗赋及表奏集二十八卷、 《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集》一部二十卷，呈现给宪康王，欲以汉文化的先进理念济世救国，振兴朝纲，熏化民众。这些文集，很快流传开来，深受民众推崇，也由此奠定了崔致远在朝鲜文学泰斗的地位。公元893年，崔致远奉真圣女王之命，以贺正使身份再度入唐，致力于两国文化交流，回国后，向女王进时务策十余条。虽未得到最终施行，却凝结了崔致远对国事探索的心血。

中国文人命运一直逃脱不了一个怪圈：进而仕，退而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督使许多文人自小立下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待到皓首穷经，有时机进入到权力阶层，却往往因不善计谋权变，而饱受压抑，遭受排挤，无法适应官场的尔虞我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老庄的无为思想聊以自慰，隐逸山林，寻求精神的释放与心灵的自由。如此命数，周而复始。

深受汉学熏染的崔致远，宦途屡遭失意后，最终也不得不选择了隐逸。从最初的被动，到最后的主动，崔致远完成了从政治上的积极奋取，到自我人格的沉淀的转变，他终于从烦嚣中解脱，而重归心灵的宁静。

公元899年，不惑之年的崔致远辞官归隐。从此摆脱政务，尘嚣尽洗。“狂奔叠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尽笼山”。归隐后，崔致远倘佯山水，游历江海，结交高僧，谈佛论道，吟诗作赋，悠哉游哉，不亦乐乎。以伽耶山海印寺为主要修身之地，足迹遍布各郡山川湖海。他精通儒学、道学、佛学，择其所需，三教调和，并以此写了大量著作，阐述生发，对后世影响极大。 《东史篆要》记载崔致远的云游：“平生足迹所及之处，樵人牧竖皆指之曰，崔公所游之地，至于闾阎细人,乡曲愚妇，皆知诵公之姓名，慕公之文章。”正所谓，王朝短暂，而文化永恒。

崔致远诗歌中的一些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大多是在他回国之后创作的。新罗末季，社会混乱，到处爆发农民起义。他的诗歌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但是已经和前期不同，有些作品已能反映出乱世的黑暗和污浊的社会面貌。《寓兴》一诗，写冒险家、名利之徒“轻生入海底”的丑态。五言律诗《古意》，以拟人化的手法，写狐狸变作美女、化为书生以欺骗世人，讽喻某些人的伪善面目。《蜀葵花》对地位卑贱者表示同情，影射新罗严格的等级制度。《江南女》可能创作于在中国生活期间,描写富家女儿娇纵放荡的生活,同情“终日弄机杼”的贫家少女。《三国史记·乐志》载有他的《乡乐杂咏五首》，具体、生动地描写了“金丸”、“月颠”、“大面”、“狻猊”、“束毒”等五技演出的盛况，成为研究朝鲜古代歌舞的珍贵资料。

崔致远的著作有《私试今体赋》1卷、《五言七言今体诗》1卷、《杂诗赋》1卷、《中山复篑集》5卷(任溧水县尉时作品)，都已不存,只有《桂苑笔耕》20卷和收在《东文选》等书中的少量诗歌传世。《桂苑笔耕》是朝鲜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部个人著作集，其中的全部诗文都是他在中国生活时期所作。

《辞海》“外国文学”崔致远条有百余字的简介。据韦旭升、陈后翔先生考证：崔致远，字孤云、海云，自幼聪慧好学，12岁时离家来长安，唐乾符元年（874年）考中进士，转东都洛阳研读汉文，不久补授溧水县尉。公务之余，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写诗词文赋5卷，结集成书，名《中山覆篑集》，“中山”是溧水县的别号。该书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文集，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在中国10余年写有大量诗文，多数失传。只有诗文集《桂苑笔耕集》（20卷）收在《四库全书》中。汉诗《秋夜雨中》、《江南女》等颇具盛唐、晚唐纯熟诗风。归国后写有反映乱世黑暗、社会恶浊的诗《寓兴》、《古意》、《蜀葵花》等。他被朝鲜历代公认为汉文文学奠基人，为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中国《新唐书·艺文志》有其传，《全唐诗》及中国清末刊行的《唐宋百名家集》和《唐人五十家小集》中都收有他的作品。他是朝鲜汉文学的鼻祖。在中华大地上生活17年的年华中学习和接受了很多中国文学。崔致远在诗句上受到晚唐时期的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的影响,所创作的大部分诗歌是七言律诗七言绝句。风格上,受到了染有一层饱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的潇洒风流。为丰富朝鲜的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