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战争”是指现代战争中传统与非传统战的混合，包含战争主体的混合、战争手段样式的混合、战场环境的混合等情况。它突破了传统的战争形式，在混合战争视角下，代理人战争、游击队、恐怖主义组织、犯罪分子、非正规军、以雇佣军为代表的私人军事公司、意识形态宣传与灌输、舆论战、信息网络战和其它软实力表现因素均成为现代混合战争的主角和手段。世界各国都显著感受到了国际冲突和国家对立表现形态中，冲突的形式转变和可能带来的变化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

“混合战争”最早于2009年由美国提出。

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是由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完成的。2013年，格拉西莫夫在《科学在预测中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并督促俄罗斯使用一种军事、科技、媒体、政治和情报策略多管齐下的“混合战争”战术，以最少的成本动摇敌人的根基。随后，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两场行动被奉为混合战争的经典运用。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混合战争”这一概念的讨论显著增多。

“混合战争”理论主要有四大主要观点。

　　一是认为当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混合模糊的新变化。无论是一般的军事冲突，还是一定规模的局部战争，当今的战争形态普遍包含混合的形态。主要表现在，交战对手将不再是只采用常规、非正规或恐怖主义等方式进行单打独斗，而是同时运用多种作战形式与军事强国进行综合性的对抗。

　　二是作战对手出现混合多元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源自安全威胁和战争形态的混合化。当今一些国家的作战对手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较为普遍，也就是说，作战对手不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也不再是由军队单一实施的传统军事对抗，而是更多具有自身战略文化、地理等特点的国家、政治集团所组成的作战力量，虽多为群体力量，但也有个体作战力量，比如实施恐怖袭击的“独狼”。

　　三是作战手段出现混合多样的新变化。在当今发生的“混合战争”中，军队实施的军事手段，与国家或政治集团实施的其他手段混为一体，既有常规的军事作战手段，也有非常规的其他手段，在这些手段的运用上，作战主体更加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削弱对方的优势，努力达到非对称的作战效果。

　　四是作战力量建设发生混合多能的新变化。在传统的局部战争中，一些军事强国均十分重视正规化、现代化、常规化作战，为此，不断加强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以及陆战队等正规力量建设。面对新式混合战争以及非军队作战力量，必须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作战力量基础上，加强非军事力量、多元化作战力量的建设，投入足够的建设保障资金。

由多个战争主体综合运用政治（舆论、外交、法律等）、经济（贸易战、能源战等）、军事（情报战、电子战、特种作战）等手段，在战略层面进行统一协调配合的战争行动。其要点是多种领域、手段、力量的混合。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的斗争实践中，就较为充分地诠释了混合战争手段的应用。

政治领域较量成为混合战争重要部分。在实践中，俄军充分运用法律战、舆论战、外交战等手段，达到了自身目的。比如，俄宣称对乌实施军事干预是应时任乌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出兵请求，对叙军事介入是出于巴沙尔政府请求，都从国际法角度为己方行动寻找支持。再如，克里米亚公投成为主权国家后，俄总统普京就同克里米亚代表签署条约，允许克里米亚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在这个过程中，俄与西方国家更多都是在政治领域展开较量。

在俄乌对抗中，俄总统办公厅统筹对乌行动舆论宣传，外交部、国防部等多个部门协同合作。俄以国家电视台、俄罗斯报、今日俄罗斯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同俄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等共同发声，宣传乌境内俄罗斯族被歧视和迫害，赢得俄国内民众同情和支持。俄还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积极与国际媒体合作，回应西方舆论攻击。

乌克兰危机中，俄多次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斗争。俄军事介入叙利亚，一方面高举反恐旗帜，另一方面指出美反恐实施“双重标准”，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认可。此外，俄在叙利亚局势中积极展开斡旋，在叙化学武器危机中，提出了“化武换和平”主张，在土耳其发起“和平之泉”行动后，又与土耳其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建立“安全区”达成共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