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之屠，永历七年（1653年）九月十四日，满清“靖南将军”喀喀木在广东潮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

根据《平南王元功垂范》等记载，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十五日，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正归明，响应李定国大军。李定国兵败西撤后，郝尚久势单力薄。满清军队在包围潮州一月有余之后，攻陷府城，郝尚久自杀殉国。清军屠城，斩杀无算。大约有十万人被杀，史称“潮州之屠”。

清朝在入关后定鼎中原的初期，有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湘潭七屠”等血腥屠城记录。《潮汕百科全书》第430页也有一段《清兵屠潮州》条目。《潮汕文物志》上册第352页《普同塔墓碑及柱联》曰：“在潮州西湖葫芦山东南麓处。......塔前竖碑，碑高154、宽65厘米，隶体立书，每字大约38×33厘米，上款‘顺治十年癸巳九月十三日立’。下款‘公元一九五九年重修’。逝者如斯夫，掩之诚是也。—五字对联。忠节昭著，浩气长存。—四字对联。以上二联皆隶书。......”资料和实物证据均表明潮州府城在清初也属被屠过城的重灾区！

为求对这一血腥历史事件的更详细了解，近日翻阅个人能够查阅到的相关史料，却发现这些史料对此事件的记载极端混乱，甚至自相矛盾。归纳起来存在如下五方面疑点，每欲提笔探索，皆唯恐因本人资料匮乏、思维失误而导致十余万冤魂黄泉不宁。犹豫再四，终于认为：苟能以正史和相关资料较客观地描述这一历史事件，或许更能使这批冤鬼从此安眠地下？遂斗胆援笔直书。

《清史稿》卷五本纪五世祖纪二载：“十年（1653年）五月乙亥，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子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以喀喀木为靖南将军，征广东余寇。六月乙未朔，闰六月丙寅七月甲午朔，九月丙辰，耿继茂、喀喀木克潮州。......冬十月癸亥朔，命田雄移驻定海。”地方志最早记载这一事件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颖纂修的《顺治·潮州府志》卷七兵事四四至四五·郝尚久之变。因为吴颖这部《潮州府志》的成书时间距离平郝氏叛乱才8年，一般人皆认为其记述的资料误差最少，故抄录全文：“总兵郝尚久杀车任重，镇守潮州。九年，结寨金山顶。明年正月大张灯宴会。三月，总兵刘伯禄至，檄尚久为参将，总水师。不赴遣署。巡道沈时促之，遂以兵叛。自称新泰侯，奉永历七年年号。改署官府，赋役加酷。执知府薛信辰下于狱，寻释之。四月攻潮阳县，不克。求援于闽。闽寇遣兵来潮州，尚久拒之，寇大掠揭阳而去。闰八月，靖南王耿帅兵讨尚久。九月克之，尚久赴井死。时靖藩统满汉官兵及土兵号十万，分驻城外逾月，大师以铳攻西北门，阴遣舟师登东城。尚久奔金山寨，与其子尧投井，命戮其尸，屠杀无算。有僧合瘗西湖山，曰：普同塔。”此后的地方志除金一凤纂修的《康熙·海阳县志》完全避开此事，查无“郝尚久之变”的文字记述之外，林杭学的《康熙·潮州府志》、周硕勋的《乾隆·潮州府志》、张士链的《雍正·海阳县志》等均基本照抄吴颖的《顺治·潮州府志》，只是文字略有变化而已。直到公元1900年付印的卢蔚猷《光绪·海阳县志》才在“郝尚久之变”条目之后加谨案，考辨出“尚久杀车任重投诚当在六年之前。.....顺治十年叛。”在与这一历史事件相隔247年的卢氏《海阳县志》卷廿八·古迹略三中，竟与以前的府、县志不同，首次明确指出事件的发生日期是：“顺治十年癸巳九月十三日郡城陷。”1994年4月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第430页“清兵屠潮州”条目却记录为“九月十一日夜，部下王安邦叛变，引清军进城。”

以上列举的史料，出现了“顺治十年有两个农历的闰月，即闰六和闰八月；清军攻克潮州城一事有九月丙辰、九月十一日夜和九月十三日三种日期”的悖论。

顺治十年究竟闰哪个月？似乎距事件发生时间才8年的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应比事隔274年后才成书的《清史稿》准确，其实不然。由于农历每一具体日期的日干是不变的，因此只要找出两个具体历史日期的日干就可以运用六十甲子和农历编算规则进行推算了。

因为上面所引《清史稿》文字段落中明确的记录了顺治十年七至十月初这几个月内若干日期的干支，所以我们先以《清史稿》的记述推算：顺治十年（1653年）是农历闰六月，农历七月初一（朔）是甲午日，七月廿三是丙辰，再加六十天的丙辰日是九月廿四日。以农历十月初一（朔）癸亥日倒推，丙辰日亦是九月廿四。

而吴氏《顺治·潮州府志》记述：顺治十年是闰八月，却没有记载某具体日期的日干。我们只能引用《清史稿》所记的农历七月初一(朔)是甲午日和十月初一（朔）是癸亥日这组日干做为计算基数：假设是年闰八月成立，七月廿三丙辰，第二个丙辰日将是闰八月廿四。按六十甲子的干支计数法，这一年农历九月将没有丙辰日，十月初一也不是癸亥。闰八月不能成立。

另据《清史稿》卷一七四·大学士年表中记：（顺治十年）闰六月张端、刘正宗、成克巩分别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和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证明《清史稿》在不同卷中都统一记述“顺治十年闰六月”，吴氏《潮州府志》除记述“郝尚久之变”一个条目偶然出现一次“闰八月”之外，同版本未见再有相同表述，因此可证明顺治十年是闰六月，而吴氏《顺治·潮州府志》所记的顺治十年闰八月应当属笔误。那么，以后那些照抄的府、县志所记的“顺治十年闰八月”便是以讹传讹了。

又据《辞海》的《中国历史纪年表》，1653年12月31日等于顺治十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因此可推算出顺治十年九月丙辰（廿四）是1653年11月13日。

史料对清军攻下潮州城，平定郝尚久叛乱一事的具体日期有：顺治十年九月十一、九月十三和九月廿四等三种记载。《清史稿》和《海阳县志》光绪版相差11天，与《潮汕百科全书》相差13天。究竟哪部书记得准？

《潮汕百科全书》是现代专家著作集合本，其《清兵屠潮州》条乃标有著作权的一家之言。光绪版的《海阳县志》距郝尚久叛乱己事隔247年。做为清朝一个基层县的志书纂修者们，虽然可在当地采集事件的有关实物和民间口头的或笔记的史料，但毕竟官位卑微且时隔太久，不可能收集到当朝的诸如军事详情、奏折等一类高级机密的实物资料的。耿继茂、喀喀木和吴六奇等当事将领的攻克潮州城捷报文书，是向朝廷邀功讨赏的，他们绝不会也不敢拖延时间，其捷报奏折应是在破城当日拟草并加急上奏的。这些文件属清廷高级军事秘密，纂修府、县志的史官们是没有权力阅读的。而赵尔巽等是奉民国政府命令而修《清史稿》的历史专家群，他们一连14年出入北京故宫，翻阅清廷大内档案以修一代国史，其拥有的清代机密级的实物资料应比府、县级修史者丰富得多。参战的清军将领的报捷奏折和军事文告等原件，《清史稿》的纂修人员应当能阅读到并抄录选用。其对日期的记载采用了干支法，更能避免笔误或人为的篡改。故其记载日期应该比《海阳县志》可靠。至于《清史稿》记载的是实际破城日期还是北京皇宫收到报捷奏章的日期，则有待专家再考。本人认为：全国各地距京师路程相差太大，国史级的记载似应统一为事件发生的实际时间，也即奏折起草日。故把清军平息郝氏叛乱的日期定为“顺治十年九月廿四(公元1653年11月13日)更准确。

自顺治元年四月清军入关至“清兵屠潮州城”，清王朝在定鼎之初的十年内碰到了三次反清高潮。第一次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随着南明鲁王监国和隆武政权的先后出现，清军在战线向中国南方推进过程中曾强制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满族化政策，致使在东南地区普遍出现了以反剃发斗争为标志的抗清浪潮。以湖广原明总督何腾蛟、巡抚堵胤锡等与李自成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联合编营十三镇抗击清军，并于顺治二年年底进攻荆州而达到此次斗争的顶点，顺治三年二月荆州之战失利后第一次反清高潮消退。第二次反清高潮始于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甲戌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叛、十一月广东提督李成栋叛、十二月山西大同总兵姜瓖叛。这批人的反清投明，改变了南明和清双方在前线的力量对比。南明永历政权的军队先后控制了两广、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的大部，山东榆园军的活动也达到最大规模，形成了第二个反清高潮。清军几乎倾巢出动，各个击破，顺治六年正月金声桓战败投水死；三月李成栋战死抚州；八月姜瓖被部将杨振威杀死，第二次反清高潮遂告结束。这两次反清高潮都是在清军强力进攻下持续一年左右便失败了。第三次反清高潮从顺治九年开始。由于清军悍将多铎于顺治六年三月病死；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死于喀喇城，清廷与南明的战争在中国西、南部特别是湖南和闽粤沿海出现了僵局。清军不仅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经济凋敝、财政困难，己不再具有势如破竹的态势，故不得以转入相持阶段。这个战争相持阶段一直持续了5年，直到顺治十四年九月孙可望降清，这一僵持状态才被打破。

清廷决策者顺治皇帝在战争相持阶段刚开始便以开国君主的眼光锐敏地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汉族士民不肯屈服于武力高压下的满化。为了完成定鼎和统一大业，清廷的政策不得不向满汉联合转变，进行战略收缩：政治上，在顺治九年三月因满族贵族讦告引发，顺治皇帝立即顺水推舟地以降削封号的方式追究两个在强制推行满化过程中杀戮最凶、血债累累的清廷开国元勋、朕躬皇叔：削睿亲王多尔衮爵，追降豫亲王多铎为郡王[2]；启用主张“招抚胁从为主，军事决战为辅”的前明降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3]；特别颁诏赦除前罪。规定“自顺治十年五月廿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4]；还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5]经济上给予部分抗清活动激烈的地区一点实惠，颁诏免除钱粮以收买人心。[6]军事上与郑成功进行和谈甚至将偷袭郑氏“金穴”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巡抚王应元等撤职，还连发两谕招抚郑成功，不断放宽谈判条件。[7]以上一整套措施，都是清廷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而进行的策略转变。在清廷最高统治者千方百计争取民心，标榜满汉联合，企图摆脱战争相持阶段哪种不具备战略优势的窘境，促使力量的天平向统一方面倾斜的形势下，进攻潮州的清军将领(满族靖南将军喀喀木是镶黄旗的，属皇帝亲统旗份的上三旗之一)还敢违背最高统帅的战略意图，继续象顺治亲政前一样再强制满化政策？再鲁莽地下令血腥屠城吗？而且，清军是由郝尚久的部将王安邦(府志记为王立功)为内应而引入才攻克潮州城的，并不象八年前多铎攻扬州，尚未展开兵力便被史可法全歼侯方岩一部，先损失惨重后才破城那种态势[8]，所以似乎不具备激发滥杀无辜的诱因？

对这一系列问号的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清廷颁诏赦免前罪，并不等于宣布放弃对今后叛乱者的镇压。其二、清廷急想招抚的是东南战线的对手郑成功部，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对付西南方向的南明永历政权。郝尚久的叛乱打着依附南明的旗号，又远离南明主力而成为孤军，还毫无政治远见地攻击清廷想招抚但仍在反清的同路人郑成功的部队，这当然是清军求之不得的全歼目标。对郝尚久叛乱的参加者的彻底剿灭，将起着敲山震虎、杀鸡警猴的政治威摄作用，而且立即恢复了清廷在粤东的政权，使战争相持阶段的天平又向清朝一边略有倾斜。清廷对颁布赦除前罪后再发动叛乱的郝尚久采取铁腕镇压手段，并不与其战略收缩矛盾。

清兵屠潮州十余万人一事在顺治版、康熙版的《潮州府志》和《雍正广东通志潮事选》均无明确数字记载，只用一句“屠杀无算”作模糊地表述而己。地方志第一次记载“癸巳郡城破，遗骸十余万”是事隔109年后的乾隆版(1762年壬午)《潮州府志》卷三十.人物.释三十二：“海德，饶平人，俗姓肖。......癸巳，郡城破，横尸遍野，又与义士锺万成收遗骸十余万，作普同塔于葫芦山。”是清初三帝时期的潮州府太爷及其史官对清兵暴行的故意讳恶？或者是乾隆朝认为大清江山已经稳固，可以放肆地炫耀武功而不怕史家秉笔直书？这十余万遗骸都是顺治癸巳年清军破潮州城时的杰作吗？

据康熙版《潮州府志》记载：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潮州府总人口为524785人。各县人口海阳县130391人；潮阳县91410人；揭阳县53555人；程乡县19233人；饶平县65916人；惠来县41042人；大埔县41440人；普宁县8653人；平远县2291人；澄海县12440人；镇平县1166人。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潮州府总人口339805人。各县人口海阳县73839人；潮阳县32134人；揭阳县34121人；程乡县15764人；饶平县49088人；惠来县21211人；大埔县15012人；普宁县7406人；平远县3688人；澄海县60272人；镇平县2832人。在这改朝换代、战乱频繁的18年，潮州府总人口减少184980人，人口净减少率达35.25%。这18年各县人口减少数是：海阳县减56552人；潮阳县减59276人；揭阳县减19434人；程乡县减3469人；饶平县减16828人；惠来县减19831人；大埔县减26428人；普宁县减1247人；平远县增1397人；澄海县减60272人；镇平县增1666人。这18年各县人口净减少或增加率是：海阳县减43.37%；潮阳县减64.85%；程乡县减18.04%；饶平县减25.53%；惠来县减48.32%；大埔县减63.77%；普宁县减14.41%；平远县增60.98%；澄海县减13.51%；镇平县增142.88%。综合分析以上抄于康熙版《潮州府志》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明清换代之际，潮州府濒海各县和近闽要道县份一般呈人口减少率偏高的趋势，内陆、非要道县的人口减少率偏低甚至反而增加。濒海的澄海县由于境内扼据港汊要道的大寨群体(如鸥汀、南洋等)较多，自保能力较强，故人口减少率也相对偏小。当时的城乡人群有向山区僻县移居避祸的趋势。

崇祯十五年海阳县(含郡城)总人口130391人。农耕年代，人口主要分散在农村种田，府、县城的规模并不大。以当时的府治潮州城人口占全县总人口35%计，潮州城内居民人口不超5万人。经过战乱，从明崇祯十五年至顺治十七年这18年间，海阳县(含郡城)全县人口减少总计56552人，而仅顺治十年九月清军屠城就杀了十余万人？这个惊人的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这十余万尸骸全是当日郡城区域内的被屠百姓？有否包括是役参战双方阵亡将士？被清兵剿灭的府城周边县、乡的反清据点？多年战乱造成的四野饿殍、瘟疫夭鬼、韩江水客？

在平定郝尚久叛反的过程中，据吴颖的《顺治?潮州府志》首载清军兵力号称十万，潮州金山上现存所谓郝尚久挖的万人井，也表明叛军兵力有号称万人以上，似乎这场战争符合《孙子兵法》“十则围之”的战术原则。当年真的有那么多人马在潮州府城周围厮杀吗？据有关专家考证：“满族入关之初有多少人？全部壮丁加起来不过55000人，男女老幼全算上也不会超过30万。”[9]《清史稿》卷一三零?兵志一云：“每旗以300人为一牛彔，以牛彔额真领之。5牛彔领以扎兰额真，5扎兰额真领以固山额真。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顺治二年始设江南江宁(现南京)左翼四旗，皆置满蒙兵2000，弓匠28，铁匠56。”[10]平定郝尚久叛乱的靖南将军喀喀木属驻防江宁的镶黄旗的梅勒额真，顶替巴山为镇守江宁总管。[11]按清代八旗编制，其梅勒额真职务能统辖最高兵力是5×300×5÷2=3750人。按顺治二年江宁左翼四旗满蒙兵都由其统率南下潮州平叛也不过2084×4=8336人。(江宁的战略位置对清廷来说比潮州府重要。按理清廷是绝不会倾江宁精兵南下的。如：顺治九年清金砺将军讨郑成功，请益师。部议才调江宁驻防兵200便是明证。[12]我们之所以仍假设喀喀木是倾巢南下，正是为了说明当时清廷能调用的兵力有限，并没有如吴志所记的“号称十万”大军。)清饶平总兵吴六奇的兵力，按康熙年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潮州府部汇考1333至1342卷本第140页载：“潮镇兵额，左营经制兵829名、右营经制兵829人、中营经制兵837人、潮阳营经制兵984人、海门所营经制兵492人、达濠营经制兵2920人、饶平营经制兵600名、黄岗营经制兵1334人、澄海营经制兵1565名、平镇营经制兵700名。”以《潮州府志》记载，属吴六奇部下，不参加郝尚久叛乱的饶平、黄岗、平镇三营[13]计是2634人。靖南王耿继茂属汉军正蓝旗。按清初兵制，汉军正蓝旗一旗兵力是2362人。[14]耿继茂是继承其父仲明而负责指挥广东的平叛任务[15]，其统率兵力已难于实考，据《清史稿》卷一三零?兵志一?绿营载：“清顺治初，天下己定，始建各省营制绿营之制。......广东提督标兵5营、将领8、兵凡5000。”最高估计耿继茂能指挥的部队是2362+5000=7362人。如果考虑潮阳是郝氏初叛清时的进攻目标，潮阳属的三营兵也归入清军此役的战斗序列，则最高估算清军围攻潮州府城的战斗兵力是7362+2634+8336+984+492+2920=22728人，再加上运输粮草的民夫(土兵)和保护补给线的部队等，此役清军的总兵力不超5万。(俗语“千军入城报万二”，故号称10万可以理解)。郝尚久的叛军由于既镇压农民起义的九军，又排斥郑成功在粤部队，叛乱后又攻击潮阳县，其实际支持面狭窄。最高估算郝军总兵力是除去总兵吴六奇指挥部分和潮阳营、海门所、潮阳达濠营后所剩的潮镇兵额，郝氏叛军仅有战斗兵力829+829+837+1565=4060≈5千人。加上郡城和周边拥护南明的读书人和民兵，郝军的总人马不超1万。双方兵力对比约5∶1。

清军攻破潮州城后有否屠城？有屠杀！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郡城内的男妇老幼统统杀光。

《顺治?潮州府志》的纂修者吴颖的《己亥元旦诗》云：

到来六月海风清，寒尽逢春问早耕。嘶马不停芳草短，哀鸿欲集远沙平。谁将姓氏惊童稚？漫使文章溷老兵。风雨韩江桥未断，未枯橡木石阶横。

这首诗是吴颖对经受多年战乱后初步安定的潮州郡城的实写：经籍文章都被参战的老兵们当做大便纸而统统扔到毛厕里去了；而当年清军破城之时把郡城内外的人都杀怕了，连叛乱者的姓名都可以用来惊吓小孩子，但韩江湘桥未断，韩祠橡木未枯，潮州的春耕又开始了。吴颖的诗也从另一方面反证了清军没有全屠城：因为清军留下了一批能给小孩子讲述当年恐怖的百姓，也留下了看过杀人的小孩。

此外还能列出如下清军没有全屠城的依据：1、郝尚久叛乱前到潮州城上任的清总兵刘伯禄及其带到潮城的随从亲兵。刘伯禄的潮州总兵一直任职到顺治十六年告病，康熙版《潮州府志》卷之五?兵事五十五记顺治十一年潮州总兵刘伯禄率兵清剿城甲寨的郑玄，可见这段时间他及其亲随并未离开潮州府城。[16]这批人马没有被攻破郡城的清兵屠杀。 2、《满汉名臣传》中的耿继茂传称：“同总兵吴六奇围城逾月，招降贼将王立功，使为内应，遂树云梯登城，歼贼无算。”说明内应一部降兵是帮清军镇压的，似无破城时被屠杀的道理。3、战乱时期战区的居民并不会愚笨地蜗居一地等死，而是在求生的本能驱动下四散逃难。郝尚久从顺治十年三月叛清，还出兵攻打过潮阳县城，至顺治十年八月清军合围潮州郡城，共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有条件的郡城内的居民完全可以举家离城到周围乡村，甚至跑到山区避难。暗中倾家支持郝尚久的明遗臣黄尚书锦和为郝氏叛乱出谋划策的前明兵部主事梁应龙等人及家属，就没呆在郡城内而是逃到石庵和中津等地避祸的。还有家居潮州郡城铁巷的明崇祯十五年举人陈衍虞，从其著作《尔尔草》可考证顺治十年他尚在海阳县境内，其妻是为贼(指郝氏叛军)衂杀，而他本人没有在是役被清兵屠杀。陈衍虞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出任清番禺教谕，还任过广西平乐县令。乞归后曾两次编修郡邑志。(林杭学纂修的《康熙?潮州府志》就有陈衍虞写的序)陈衍虞一直活到康熙廿七年(1688年)才卒。[17] 4、清康熙廿一年(1682年)旌表林熙春(潮州城兵马司林府主人)的孙媳周氏：“适益丰子诸生林绍錝，年二十。举丈夫子二。未几，錝卒，氏年二十一。.......勤抚两孤，敝衣蓬髻，长斋佛前，绝不闻户外事。督两孤如严师。......六十余年冰操如一日，两遭叛镇之祸(指郝尚久和刘进忠两个潮镇之叛)，流离艰险，阖家完聚，无及于难者，人以谓节孝之报。现年八十五。奉旨给银三十両，建坊旌表。子有源，岁贡生。次应璧，岁贡。初仕昌化教谕。......”[18]按此记载可推算出顺治十年(1653年)周氏56岁，其长子林有源36岁，次子林应璧35岁。周氏是典型的足不出户的封建时代节妇。这一旌表说明清军破城时，潮州兵马司林府中，发生了林熙春之子林桂抱其父柩痛骂清军而被杀，但林府的其他亲属，如周氏、林有源、林应璧等，只要不参加郝尚久响应南明的叛乱活动，并没有被滥杀。由此可证：当时潮州城中的明朝遗臣的家属，除少数明显表露反清意志的人被清军屠杀，其余的大多数人都能幸免于难。5、光绪版《海阳县志?烈女》有赵玑和丘恭娘姑嫂各一首题于龙川县官梅驿墙壁上的诗。说明清军攻破潮州郡城以后有一批妇女没有被杀，而是被作为犯妇掳掠北去。，现代潮汕地区的叶亮湖先生对“清兵屠潮州”有这样的观点：“满清同蒙古贵族虽然一样残忍，但精明多了。他们晓得妇女比牲口值钱，所以屠城时把青少年妇女留了下来，掳到北方卖入妓院或卖作奴婢，捞到一大笔意想不到的剩余价值。”[19]。我们不妨根据叶先生的思路做假设：按人口统计的常规，当年潮州5万府城居民的男女比例与现代一样为1∶1，即有2.5万是女性。清兵留下潮州城内的青少年妇女。这样的话，就不是全屠城！而是留下了至少1万左右的活女人。6、现在潮州城中尚有许驸马府(建于宋代，公元1064-1067年)、黄尚书府(建于明末，公元1628-1644年)[20]和兵马司林府三处保存完好的宋、明年代古建筑，现政府正在设想将此三府开发为文化古城的旅游景点。现在许府仍居住着许氏子孙，黄、林两府也然。特别是黄尚书府的正厅，至今仍供奉着黄尚书(锦)和其子、孙生辰牌位，香火鼎盛。清朝康熙帝赐题给黄锦的正面题“累朝元老”、背面题“三达尊”的木牌坊直到公元1966年“文革”时期才做为“四旧”而被拆毁。如果真有清兵全屠潮城，这些大户人家的豪府为什么没有毁于战火？以上六项依据，这倒符合清廷收买人心，满汉联合这一战略思想转变期的时代背景。也更符合潮州城中三大宋、明古府至今建筑物保存完好和康熙赐题黄尚书府为“三达尊”等现实。可以说：清兵屠杀的是叛乱的直接参加者，戮尸的是叛乱首逆郝尚久及其子，掳掠的是叛乱者中有参与反抗行动的家属。因此可大胆推证：清兵平息郝氏叛乱时在潮州郡城内屠杀的就是郝氏号称1万余人的叛乱参加者和战斗中的坚决抵抗者。

综合以上五项考辨，结论是：

1、郝尚久绝不是什么反清复明的义士，更不是民族英雄！遍观现存历史资料：郝尚久诱杀清潮州总兵车任重，自任潮镇总兵。当清廷正式任命的潮镇总兵刘伯禄来到潮州，檄尚久为参将，他则怏怏不赴任署，清巡道沈时促之，遂叛。可知他是为区区一个总兵职务而反的，这正暴露了其野心家反复无常的丑恶嘴脸。郝尚久既求援于反清的郑成功部又拒之，说明他并不是真心加入反清复明的统一战线，而是一个孜孜追求自家地盘的鼠目寸光的小军阀。可以说郝尚久就象明末那批腐败的将领一样，“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这种一有风吹草动便时而叛明附清，时而抗清投明的乱世枭雄，是潮州人民的灾星和罪人！把郝尚久列为《潮州人物》，实有污我潮州汗青！

2、清兵镇压叛乱的手段是凶残的，是完全按照其自入关以来的惯例：“顺者招抚，逆者剿除；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据以上五点考辨，清军在平郝尚久叛乱中并不是把全个潮州郡城内的人都杀光，而是留下了不少青少年妇女和不参加叛乱的人。破郡城时城区内被杀万余人应该比较合理。参加平息郝氏叛乱的清军主力是原驻守江宁(今南京)的镶黄旗满蒙精兵，由于江宁战略位置的重要，平叛后这批清军主力回防江宁，[21]所以攻破郡城后清兵对潮州府辖属各县、乡的反清势力的追剿并不彻底。近在郡城边的中津、石庵等地方，清军并没有因梁应龙和黄锦等前明遗臣及家属是郝氏的支持者而继续派兵搜捕、追杀。[22]因此才遗畄了顺治十一年的由清潮州总兵刘伯禄指挥的剿城甲寨事件。

3、潮州西湖山的普同塔中的尸骸，不单有清军破郡城时城中的战死者、还应包括清军合围前在郡城外各战术要点双方争夺时而被杀的殉难者、明末清初连年战乱而造成的四野饿殍、甚至多年的韩江水客。西湖山的普同塔经过多次重修，其上款题立的日期有误差。顺治十年的海德和尚和善士钟万成，没有胆量也不可能于清军平叛刚刚结束就在被镇压屠杀的死者墓地石刻四字对联“忠节昭著，浩气长存”。在文字狱血腥罗网绵密的清代，潮州知府吴颖、林杭学和周硕勋等为了自已头上的官帽和颈上的头颅，也都不会容忍有这样的文字在其任职的郡城郊区的“逆墓”出现。因此，可判断这付对联绝不可能是顺治十年释门弟子海德和尚的勒石原件，也不是有清一代敢于公开树立的金石，而可能是民国以后普同塔的重修者的杰作。可以说：潮州西湖山的普同塔的碑文，是民国以后潮州人民根据地方府、县志重撰的。西湖山普同塔是一座对当年战乱死难者的纪念碑。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潮州曾遭受过二次“屠城”。所谓“屠城”，就是陷城之敌对城内的百姓任意屠杀，血洗全城。这二次“屠城”分别发生于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既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也反映了潮州人民在异族统治者屠刀下的英勇壮烈斗争和苦难，至今在古城区仍留下一些珍贵的遗迹。

第一次“屠城”发生于宋末景炎三年，即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景炎二年元军逼近潮州，知州闻风逃走，摧锋寨正将马发临危受命，率众抵抗，元军久攻不下，于是绕道攻取广州等地，并于翌年再次围攻潮州城，马发继续率众坚守，元军久攻不下，后因叛将南门巡检黄虎子出卖，城被攻陷，马发率残部退守金山子城，终因寡不敌众，全家殉节。城陷后，元军迁怒于城中百姓，进行“屠城”。现金山上的马发墓和山下的忠节坊，以及位于太平路中段的“三家巷”，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关于马发其人，1963年潮安县正天香潮剧团创作《马发守潮州》时，在搜集材料中发现有一些府、县志记载他先曾降元，倘属实，则其历史背景与第二次“屠城”的郝尚久有点类似。但后得明《永乐大典》中有关马发的资料，则没有降元的记载。由于《永乐大典》年代较前，因此在创作中也以此为据，但府、县志中关于降元的记载，则仍是一个疑问。

元军在屠城中杀了多少人，史籍没有具体记载。据黄挺、陈占山著的《潮汕史》资料，宋末时潮州所属总人口约60多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为50人；潮州城为州治的所在地，人口比较集中，倘以1比100计算，人口也不超过2万人，因此可估计被杀人数最少以千计，“三家巷”据说就是当时因巷中有三家人幸免于难而得名。

关于三家人得以幸免，有二个传说，一是城陷前有一道士，沿街喊卖竹圈，说是挂在门口可消灾消难，人多不信，此三家人因城遭围困，面临灾难，姑信其言而挂于门上，元兵进城后果然得以幸免。另一传说则是城陷之日，三家人躲藏于废墟残垣之中，未被元兵发现，因此免遭屠杀。

潮州的第二次“屠城”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的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清复明失败时。郝尚久原为广东提督李成栋部将，顺治五年（1648）随李反清，任潮州总兵。顺治七年，郝尚久降清，但未受重用，怏怏不乐。是时明末遗臣郭之奇正策动收复潮州，于是郝尚久又举兵反清。顺治十年，清廷派靖南王耿精忠率军10万围攻潮州，由于叛将王安邦出卖，城破，郝率残部退回金山营寨，后与子投林而死。清军进城后，屠城3日，死尸遍地。现古城的金山大井和葫芦山的“普同塔”，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关于金山大井，据记载郝尚久反清时曾在金山筑寨屯粮，并挖大井可供万人饮用。1990年发掘的金山北阁景区的大井，尽管未获得可靠证据，但依其规模和位置，饶宗颐教授判断可能是此井(可能也是郝尚久父子投井之地)。

至于遭屠杀人数，据记载，“时有僧人海德和尚(饶平人，俗姓萧)与揭阳义士钟万成把尸体约10万，集于西湖火化、埋葬，建“普同塔”。据《潮汕史》记载，至明末时，潮州府所属人口约60万(区域有变化)，由于兵荒马乱，盗匪蜂起，因此府城人口可能有所增加，但据分析也不会超过5万人(1943年大饥荒时约存3万人，1949年解放时为6万人，70年代人口最密集时为16万人)，加上军队，估计不可能有“尸体约10万”，但可以肯定的是遭屠杀的百姓数以万计。

历史已成为过去，人们只能从遗存的文物中回忆、了解，并以此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磨炼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