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是一本图书，作者是落魄秀才、闲散文人、潮剧艺人。

潮州歌册是用潮州方言诵唱的民间说唱本子，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

约形成于乾嘉年间。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港澳台地区和福建南部讲闽南方言地区、南洋群岛以及海外讲潮语的华侨华商及也颇流行。

过去的歌册普遍为小32开木刻线装本，内容基本为七字句，四句一组，每组一韵，除了夹白全用一个唱调，每四句重复一次，清唱到底，不需任何伴奏。听唱者都是妇女和儿童，诵唱者都是妇女。诵唱者有两种，一种是职业诵唱者，一种是业余诵唱者。诵唱地点一般在绣花场、抽纱场，或者是妇女们闲暇相聚之地（俗称“闲间”）。

潮州民歌中早有一种叙事的较长的而又以七字句法演唱的，叫七字歌。潮州歌册是以这种七字叙事民歌为基础，吸收弹词、词话、戏曲等形式的文体以及大量的故事，以潮州话的语言、音韵，演唱而成的，诵唱者主要是妇女，田间、晒场、家居、祠堂是她们经常演唱的地方。

“潮州歌册”的名称是民间通称，1949年以后新编出版的唱本才印上此名称，以前的刻本均称“歌”或“歌本”。歌册刊刻业在清代尤为兴盛。

潮州歌册的起源与潮汕方言的发展分不开。歌册的语言基本上采用潮语口语、俗语。宋元以后，潮州歌册以潮州语音为基础，从歌谣、畲歌、俗曲等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也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接受元明以来的说唱文学，包括宝卷、变文、词曲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民间艺术。歌册的作者一般是地方上的下层文人或粗通文墨者，俗称“无路秀才”或“半路秀才”。

潮州歌册是广东省潮州俗文学中最流行的传统说唱文学，它是从弹词演变而来的。

中国弹词分南北两大流派：国语弹词和方言弹词。大鼓弹词为北派弹词，也称国语弹词。江浙秦淮流域、广州珠江流域、潮州韩江流域、福建闽江流域的说唱文学，谓之南派弹词，也称方言弹词。

江浙、广州、福建弹词，只是撷取故事中动人的片断经文人润饰而为歌妓弹唱的小曲；潮州歌册之所以成为千家万户，一代代妇女百唱不厌的缘由，则是它以恢宏完整的故事内容，浓重的场景渲染和扣人心弦的人物心里活动刻画，给歌者或听者留下恋恋之情，听一卷潮歌如同观赏一出大戏，潮州歌册对潮州妇女的精神熏陶和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

著名文史学家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今日所见国语弹词，其年代很少在乾隆以前。”这只说国语弹词的历史。至于潮州歌册这一方言弹词因被封建社会视为“书正歌邪字无曲”而未载入史册，从旧版歌册看均是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刻本，这可作为探究潮歌产生年代的线索。旧潮州歌册刻印商皆集中于潮州府，刻录发行最多的当推潮城李万刊号及第二代子族的李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还有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王友芝堂都创店于清末，汕头升平路的名利轩创店于民国之后，这家刻印商在重整旧歌册的同时注入民主革命的新思潮，如：讴歌民主思想的《新中华》，赞颂辛亥革命人物故事的《许友若》以及《澎湃歌》等，大力传播民主思想。可以这样说，清咸丰以前潮州歌册已在民间以口头哼唱，迨至咸丰年间才刊刻印行，达到极盛时期而广为传播。

潮州歌册的主题思想，以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清官、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为其主流。

潮州歌册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广泛流传，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宣传作用。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编写出《中国历史歌本》《新中华》《澎湃歌》《保卫大潮汕》《南澳光复记》等，既宣传了革命思想，同时又促进了方言文学创作。潮州歌册还保留了各个时代的口语俗语，为研究潮州方言的音韵、词汇变化及文学属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潮州歌册的题材可归纳为四大类：其一、根据历史演义小说改编。如：《隋唐演义》、《十八寡妇征西》；其二、历史知名公案。如：《大红袍》、《小红袍》、《七尸八命》；其三、才子佳人故事。如：《临江楼》、《吴瑞明》、《西厢记》；其四、根据地方故事民间传说编写。如：《苏六娘》、《龙井渡头》、《金花牧羊》。

潮州歌册的作者多数出自落魄秀才、闲散文人、潮剧艺人或记账先生之手。据刻印商号家族记述：抗战前潮城柯逸士秀才写过《曹翠娥》，他还是辛亥革命故事《许友若》的作者；潮安浮洋潮剧艺人洪舜曾编写《龙图骑竹马全歌》；潮城瑞文堂记账先生余芝伯编过《甘露寺选婿》、《桃花扇》；揭阳京岗失业艺人孙耀存自编自唱，手拉椰胡，穿街窜户换取一升半升米渡生，这是方言弹词演化为走唱文学的刍型。旧社会在重男轻女的现实中，即或处于高第门庭的女子很多也难于接受文化教育，她们都感到精神饥渴，同寅姐妹、妯娌之间常常围坐一起纳凉或互访，或边绣花边舂米边纺纱而念念不忘歌文，从听歌册到学会唱歌册中获得文化滋润，不仅学到文字，还懂得历史知识并从私奔、自由择偶的歌册中得到妇女追求解放的启迪。因而她们嗜歌册如命，潮州歌册成为她们的良师益友。她们被潮州歌册故事吸引：听到忠臣被害就咒骂奸，听到公子落难得救就宽心舒气，听到情郎与小姐相会就眉飞色舞。潮州歌册牵动着潮汕妇女情感的激发。

潮州歌册的体裁有二种：传奇故事体和歌行体。

一种体裁是传奇故事体，叙述完整的故事，此类篇幅长者可达二三十万字。传奇故事体的题材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根据演义小说、传奇弹词改编的，有历史故事、公案故事、才子佳人，如《隋唐演义》《孟丽君》《梁祝》《乾隆游江南》《孟丽君》《苏六娘》等；另一类是根据本乡本土发生的故事、民俗场景或本地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编写的，如《潮阳案》《刘进忠》《三义女》等。

另一种体裁是歌行体，皆短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或起兴以介绍某一系列事物，也有以某一社会现象为题材，针砭时弊，惩恶劝善。多记述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的事物，如《戒赌歌》、《百花名》、《百鸟歌》、《百屏花灯》、《十二月歌》等。

潮州歌册具有三大特色：其一、通俗性。语言浅白平易夹杂方言掌句，口语化，音韵悠扬和谐琅琅上口，虽以七言、五言为套格，情节紧张时有多变节奏以增强表达和感染力。其二、地方化。根据外地题材编写的歌册也泛溢潮俗文化的特色。如：以浙江题材编写的《小红袍》名歌，在编写徐鸾英姑嫂元宵赏灯的场景：“也有英歌十几班，也有锣鼓闹呛呛，也有皮猴共吊戏，也有白字共乱弹”。好像徐鸾英姑嫂赏灯不在杭州而是在潮州。语言、细节、风物渗进潮俗特色，让歌者感到亲切。其三、内容广博，包罗万象，情节曲折、生动，融中国小说、戏曲、弹词于一炉。如：《龙井渡头》的故事情节很强烈，但作者不一味发展故事，而是有主有次展示细节。在表现林绍这个穷秀才原配余氏重钱忘义改嫁他人，和林绍衣锦荣归忍辱求全两个情节中波澜起伏。潮州歌册既有“戏笔造歌劝善良”又有“悲欢离合的鉴赏”、“扬善征恶的箴言”，才一代又一代使歌者醉心。

潮州歌册基本上是七字句，每节四句一韵，换节时可连韵，也可换韵，以押平声韵为主。朗唱时每节末句拉长声音，略作间歇而增强节奏感。七字句是基本形式，但夹在叙事中间的一些书信、奏疏、诏令、传话、对话等，则灵活采用多种句式：三三七、三三四、三三五、四四四四、五五五五、六六六六、七四七四等为一节。部分歌册歌文中间夹有少量说白，简要说明事因，交代事项，转述过程等，使故事连贯，眉目清楚。

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潮州李万利、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板印刷，有《双鹦鹉》、《秦雪梅》、《玉麒麟》、《刘龙图》等，约三百余部。这些本子居多一直诵唱至今，深为潮汕人所喜爱。传统本子不少被古今潮剧班改为潮剧剧本，搬上舞台，如《刘备招亲》、《刘龙图》、《五凤朝阳》 、《刘明珠》、《锦鸳鸯》……民国时期谢吟等编剧先生，其剧本多从潮州歌册改编而来，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民国时期，汕头市马合利等商号开始用铅字印刷二些由律民主革命的歌册，诸如《新中华》、《许友若》等。抗日战争时期则有《保卫大潮汕》、《南澳光复记》等，这些进步歌册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起到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作用。《吴忠恕》写吴忠恕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在潮州彩塘起义反清的故事，唱文流露出对最终被清廷镇压的吴忠恕有一定的同情，具有进步意义。《新中华革命军缘起》也是创作作品，写辛亥武昌起义的故事。但歌册的艺术加工还嫌不够，缺乏故事结构。作者突出了孙中山、黎元洪等人物形象，在宣传辛亥革命方面有积极作用。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少革命者利用潮州歌册这种歌颂澎湃的革命斗争精神，鼓舞人民群众对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南澳光复记》、《保卫大潮汕》等，激励人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革命斗争题材使潮州歌册成为现实斗争的武器。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潮州、揭阳、汕头各地的文化人，如陈觅、李昌松、李作辉、萧菲等。纷纷挥毫创作新潮州歌册，汕头市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这一说唱文学，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其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白毛女》 、 《红灯记》 、《红珊瑚》等二十多部，都是潮汕作者所写的。这些新潮州歌册与传统潮州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诵唱起来吸引听众等特点。汕头市曲艺团等文艺团体曾以弦乐伴奏—在舞台式申台演播登上大雅之堂，效果甚佳，观众喜闻乐见。

时至今日，一些文化部门以至城乡百姓家中，仍收藏有新旧潮州歌册不少，一些潮剧编剧先生—仍以旧歌册作为脚本，改编成大型古装潮剧和锦出戏，这些戏大多成为保留剧目。

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许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很重视潮州歌册这一地方文化艺术，或撰文发表评论，或在地方志书上编纂，或收进曲艺选集。赵景深先生主编的《古代曲艺选集》中，就收有《吴忠恕》等潮州歌册的部分章节；谭正壁、谭寻合著的《木鱼书潮州歌册歌录》一书，介绍了潮州歌册的历史、形式、特点、流传等。

潮州歌册是潮州、揭阳、汕头地区的地方文化艺术，只要世界有潮人在，它就不会消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潮州歌册还是不会消亡。”在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一位整理、研究潮州地方文化有多年的研究人员如是说。

潮州歌册又名府城歌、七字歌，是潮州妇女最普遍最经常的一种曲艺文娱形式。它是潮语音韵，基本句式为七言，每四句为一韵组，内容多为戏剧故事、历史演义或民间传说改编，它与潮剧有密切关系，很多潮剧的传统戏出，多有改编为潮州歌册，易唱易听。潮人妇女常在晚上或白天闲暇时，在房里或厅上，或“妇女间”(亲邻妇女常在一起闲聊、休息的房屋)唱听潮州歌册，由一人提着本子视唱，其他的人聆听。几个人一起缝补衣服做针工时，也常有一边唱听潮州歌册的。由于潮州歌册多押平韵，不必乐器伴奏，唱时只要句子唱得分明，韵脚稍为拉长，歌声琅琅，妇女们就会听得入神，随着歌文中的故事情节的展开，听众的情绪便被吸引住了。一次听唱不完时就下次继续。

清代流传下来的都是木刻版本，土纸，约三寸半宽，五寸长，刻楷书，每字约今之三、四号字大小，直行，每行印四句七言，每句约空出半字作间隔，很是整齐；如逢情节变化句式变化为五言或三三七、三三四、三三五时，版本也按规格留空而不混乱，便于视唱。潮州城的李万利、陈财利、五生记、瑞文堂等书坊，就是专门刻印潮州歌册出售的，部头多达数百，每部分若干卷，长篇的二三十卷(约数万行)，中篇的十左右卷，短篇的也有两三卷或两三集(干几百行)的。妇女买了潮州歌册都很爱护，平时用布包起，唱时才拿出来。有的有钱人嫁女，也买一两部潮州歌册陪嫁的。“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有铅印本，但很少，建国后至60年代初期，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几部铅印的以革命故事为内容的新潮州歌册，流行一时，在各乡村文化室及绣花场常有唱听活动。汕头曲艺团体也曾把潮州歌册搬上舞台演唱，而在公园景点中，至今还有较老的妇女在唱听潮州歌。百姓最爱唱的如：《万花楼》、《安邦定国》、《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薛平贵》、《杨令婆》、 《孟丽君》 、《白兔记》、《梁山伯与祝英台》 等等，也都是潮剧传统戏，而地方民间传说的潮剧《苏六娘》、《陈三五娘》也都有潮州歌册，戏中故事情节为较有年龄的妇女所熟知。有不少没读过书的妇女，就是从学唱潮州歌册而识了字的，可见潮州歌册的深入人心了。

说唱文学曾盛行民间

潮州、揭阳、汕头地区民间文化独具特色，包括语言、戏曲、饮食等在内，颇具地域特色，在各种文化形态内，潮州歌册是其中的一种。潮州歌册是什么?它是潮州、揭阳、汕头地区民间说唱文学的一种，和北方的大鼓一样，成为中国主要的两种说唱文学形式。一般认为由唐代以来的潮汕弹词演变而成，形成于明代中叶，繁盛于晚清至民国。作为一种自娱互乐的民间文艺活动，它流行500多年，深深扎根于群众中，很受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欢迎，基于此，它有一个“半边天文学”的别称。歌文由潮汕方言编写，有曲有白，一般曲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组，押韵以组为单位，流行于潮州方言区。

数百年流传之下，潮州歌册总数不下500种，但由于不断流失和损毁，现在保存下来的约有200部左右，能开列书目的有300多部。篇幅长短不一，以数万字一部的占多数，最长的篇幅达五六十万字。

“底层人文”

潮潮州歌册取材十分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古代小说、各种戏剧、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的艺术冲动使歌册作者将上述种种作了通俗化处理，如此，引车卖浆者也能心领神会。如《仁贵东征》、《正德皇帝游江南》、《十八寡妇征西》、《过番歌》、《陈三五娘》等等。传统的潮州歌册本子多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潮州李万利、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板印刷的。

潮州文化学者吴奎信教授说，歌册是在潮州地区资本主义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对于文化生活迫切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主要体现在反映政治道德、风物人情、阶级矛盾上。歌册的作者大都来自市民阶层，因此使歌册能真正抒发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而来的，弹词是中国南方传统说唱文学的主要品种之一。它和北方的大鼓成为中国二大说唱文学形式。潮州的说唱文学始于唐代。唐代，佛教在潮州一带盛行，潮州开元寺的建立就是明证。随着佛教的盛行，变文也开始在潮州流传开了。所谓变文，即变佛教本文为通俗文字的意思，最初以佛经为蓝本，改编为通俗韵文。接着，本地民间艺人根据佛教教义，采用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编写成新变文。这些变文逐步成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词。说唱变文时，配一弹拨乐器，自弹自唱，这就成了最初的弹词。潮州弹词，通俗简朴，文字多为七言句子，平仄不拘，且用潮州方言押韵，在民间广为流传。《二十四孝》、《娘娘落山》就是流传下来的弹词作品。至明清时期，弹词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由于演唱弹词要有一定技巧，且要弹拨乐器伴奏，故不易普及。同时，弹词抄写本在传抄中又多有错漏，故不易普及。因此，一些文人根据读者口味大量地编写了这类本子。书商见销路甚佳，也大量刻印刊行。这些刻本，一般都标有“全歌”字样，如《刘明珠全歌》、《狄青平西全歌》等，群众将这些刻本称为“歌册”。由此可见，潮州歌册是逐渐从弹词演变而来的。如原潮州瑞文堂出版的潮州歌册《隋唐演义》，其全名叫做《隋唐演义古调弹词》。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出来后，吸取当地的民间艺术营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表现力和艺术性，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的样式。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潮州歌册能吸引广大妇女群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波澜起伏，变幻莫测，扣人心弦。作者在同一内容、同一主题的歌册中，能编造五花八门的故事情节。即使事件雷同，也会情节迥异。例如很多歌册写宫廷斗争，大都是由于奸臣作恶，而奸臣敢于肆无忌惮地胡作妄为，往往是有女儿为帝王西宫或妃子。至于奸妃如何与其父密谋策划，为非作歹，不同歌册有其不同的故事情节：有的奸妃是妄奏欺君，诬陷忠良；有的以酒灌醉皇帝，让其说错话，然后以假乱真，借刀杀人；有的掺迷药入酒，使皇帝喝后不省人事，然后盗用玉玺，假行君诏；有的把谋害对象诱骗入宫，设置机关，再以窃密、行凶、非礼等罪名加害。

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潮州歌册除个别介绍性的、知识性的之外，属于故事性的，大都能塑造出鲜明、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歌册继承古典小说的特点，重视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斗争，展现人物的性格。岳飞、薛仁贵、狄青、罗通及杨家将众英雄，都是在艰苦环境中，在国家民族遭受蛮夷威胁、侵略的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赴汤蹈火。不管敌人如何凶猛、残暴以至使用各种妖术魔法，他们总是英勇无畏，大义凛然，一往无前。即使是受误解，受委屈，受排斥，受谗害，仍是义无反顾，胸怀坦荡，尽忠之心不变，报国之志不移。歌册让这些英雄人防用自己的行动和斗争，来谱写他们自己的业绩。

谋篇布局井井有条

歌册是通过说唱让听众感知故事的，所以必须有条理，有系统，前后照应，上下贯串。歌册结构有如下特点：

第一、注重故事的条理性。即抓住主干，伸展“枝丫”。主干也就是主线，是表现题旨的中心事件；枝丫是分支线条，即故事的铺陈。主线明，线条清，以纲带目，纲举目张。

第二、注重材料组织的严密性。材料组织严密就是指故事的发生、发展要一环扣一环，上下要关照呼应：主要人物的出现与消失，要有交代说明；次要事件不能游离于主要事件之外。较多的歌册都注意到结构的严密性。

第三、注重故事的完整性。潮州歌册重视故事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前后连贯，首尾圆通。歌册一般都在开篇说明写作意图或暗示题旨，结尾则是矛盾的解决和人物的归宿。

潮州歌册深受文艺界珍视，1982年12月《木鱼书·潮州歌册叙录》问世，其间有介绍潮州歌册的现实价值；1983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有潮州歌册条；著名文史学家赵景深主编的《古代曲艺选集》中辑篡潮州歌册《吴忠恕》、《宋帝昺走国》部分精采段落并对潮州歌册加以评介；潮人俗文学家薛汕在北京整理编纂了《潮州歌册选》约四十万字，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潮州歌册不再是偏居一偶的闲花、野花，它以俗中有雅的魅力登上中国文坛的大雅之堂。它是中国说唱文学南方弹词的一朵奇葩。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潮州市文化馆（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得“潮州歌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时移世易，唱歌册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人们发现，在汕头的中山公园、海滨长廊等地，每天上午也有一群老人聚集在一起，听一位“老阿姆”吟唱歌册。一曲毕了，老人们感慨唏嘘：现在的人们不喜欢这项娱乐，以后歌册怕要失传了，应该有人传承，毕竟它是潮汕独特的说唱艺术。

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潮州、揭阳、汕头各地不少文化人还热衷此道，纷纷挥毫创作新潮汕歌册，当时汕头市以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这些新歌册与传统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的特点，吟唱起来颇能吸引听众。但惜乎新旧歌册大多殆尽于“文革”浩劫，此道从此式微。

“歌册是地域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潮州人民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什么时候婉转抒情、轻柔优美的歌册还能为潮州人所吟唱，但愿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更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名词。”说到这里，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一位老者一声叹息。

《苏六娘》、《英台仔》、《张古董》、《吴忠恕》、《方大人》、《过番客》等；二是家喻户晓的地方乡贤故事，如《刘龙图》、《方大人》、《翁万达》等；三是根据历史演义、小说、弹词改编，如《隋唐演义》、《下南唐》、《十八寡妇征西》、《包公出世》、《东汉刘秀》、《仁贵东征》、《正德皇帝游江南》、《过番歌》、《陈三五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