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录制是满族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社会组织。据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在西长安街路南，金朝遗刹双塔庆寿寺南面，有南小胡同曰回子营，夹道曰头牛录、二牛录。回子营建于乾隆二十五年。《日下旧闻考》卷71载：容妃的五叔和堂兄等配合清军平定新疆回部有功，“乾隆二十五年奉旨授白和卓为回子佐领，以投诚回众编为一佐领，于西长安街路南设回回营一所居之”，“内设办事房，以内府官董其事”。

满洲人（其前身为女真人）出兵或打猎，按族党屯寨进行。每人出一支箭，十人为一牛录（汉语“箭”的意思），其中有一首领，叫“牛录额真”（汉语译为“佐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黄、红、白、蓝四旗，分别打黄旗、红旗、白旗、蓝旗。四十三年（1615年）扩大为八旗。原四旗名称冠以“正”，另四旗名称以黄、红、白、蓝冠以“镶”，即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新增的四旗的旗子，镶黄旗的旗子在黄色旗上镶红边，镶白旗的旗子在白色旗上镶红边，镶红旗的旗子在红色旗上镶白边，镶蓝旗的旗子则在蓝色旗上镶红边。

据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在西长安街路南，金朝遗刹双塔庆寿寺南面，有南小胡同曰回子营，夹道曰头牛录、二牛录。

回子营建于乾隆二十五年。《日下旧闻考》卷71载：容妃的五叔和堂兄等配合清军平定新疆回部有功，“乾隆二十五年奉旨授白和卓为回子佐领，以投诚回众编为一佐领，于西长安街路南设回回营一所居之”，“内设办事房，以内府官董其事”。

1965年，此地并入东安福胡同。有人说安福胡同所在地就是元朝两个佐领的驻地，所以叫头牛录、二牛录。事实上，回回营的建立在乾隆二十五年，正因为乾隆授白和卓为回回营佐领，才会有头牛录、二牛录两夹道名。

每旗原则上应该包含二十五个牛录，每个牛录有三百人，共计七千五百人。但是实际上，每旗的牛录数量都是不一样的、都不是固定的、都是随时可以按照皇帝个人的爱好而不断变更的。如努尔哈赤在位时期的八旗牛录数量大致是这样分布的：正黄旗四十五个牛录，镶蓝旗三十三个牛录，镶红旗二十六个牛录，正红旗二十五个牛录，正白旗二十五个牛录，镶黄旗二十一个牛录，正蓝旗二十个牛录，镶白旗一个牛录。

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军政组织，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发展,与之息息相关。因此，牛录起源的具体时间,早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由于现存文献有阙，诸位学者莫衷一是.有说法认为，八旗牛录制度的形成，并非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点,而是经过了“狩猎之牛录”、“部落之牛录”、“八旗之牛录”三个发展阶段,最终确立.

还有一种说法：女真人狩猎时各出一支箭，每十人中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首领的意思），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名，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八旗制度。规定：每300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 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 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

牛录的长官叫牛录额真。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 (là)（汉语“队”的意思），首领叫甲喇额真（汉语译为“参领”），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旗”的意思），首领叫固山额真（汉语译为“都统”）。每个固山设左右两个梅勒额真（副都统）。一个固山即为一旗。八旗的最高统帅叫“汗”，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固山额真由其子侄担任。努尔哈赤与各旗旗主都有精锐卫队，叫“巴牙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