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书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曲艺中的琴书，因演唱时用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有说有唱，一般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伴奏乐器除扬琴之外，也兼用三弦、二胡、筝、坠胡等。

琴书种类很多，有北京琴书、翼城琴书、武乡琴书、徐州琴书、安徽琴书、山东琴书、贵州琴书、四川琴书、云南琴书等。各种琴书起源不一，大多是由当地民歌、小调发展而成。有些是受滩簧、南辞的影响或由大鼓演变而成。如安徽琴书是在流行于泗州地区的老凤阳歌、泗州调、山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京琴书、山东琴书最早是农民在农闲时传唱自娱，后来发展为专业演唱。

起源于武乡农村，流行于武乡、襄垣、榆社、左权、太谷、榆次等县，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传说，武乡琴书是由艺人将鼓儿腔和中原曲种鹦哥柳揉合，及吸收了当地小曲而成。艺人们称之为“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最初，演唱以两人一挡，以八角鼓击节，用木胡伴奏，唱一段吉利词赋，借以乞食。

到清代同治年间，盲艺人开始坐场说大书，每档增至六、七人。抗日时期，武乡县组织了盲人宣传队。为加强说抗日书目气氛，艺人们承袭了咸丰年间大板书艺人操打七件打击乐器的技巧，这时才称为武乡鼓书。民间艺人们勤于探索，善于吸收他人的长处，对民间音乐和曲艺音艺颇有建树。武乡琴书后来创造了起腔、垛板、簧腔等。演唱的新书目有《西安事变》《减租减息》的段子。

新中国成立后，盲人艺术工作者取消了打击乐器，以上制月琴为伴奏，开始叫武乡琴书。音乐唱腔中的起板，是由方言语汇与柳调旋律构成的衬腔、乐句组成，富有乡土特色，传统书目有《呼家将》《包公案》等。

简介

北京琴书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流行于北京、天津及位于京津之间的河北省三角地区。前身是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河北省安次县、廊坊及北京东南郊区和通县一带农村传唱的五音大鼓。最初，只是农民在农闲时自娱演唱。已知民国九年(1920)以后开始有专业艺人在市、镇撂地演唱。原来只用大三弦伴奏，民国二十四年(1935)左右，翟青山在天津市青年会仁昌广播电台演播时，开始改约魏德祥用扬琴伴奏，称单琴大鼓，亦称单琴调、琴书。其后，有常德山以单琴调《呼家将》享名。四十年代，关学曾在北京改用北京语音演唱，形式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楗击扁鼓，伴奏乐器为扬琴与四胡等。1951年定名为北京琴书。

唱词

北京琴书的唱词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有时唱词加有“过口白”(演唱中加入说白)。唱腔为板腔体，板式有“慢板”“垛板”二种。演唱时，每句一般是前半句数说，后半句上韵拖腔，除尾腔落于一定的腔调外，其他则随情节情绪的变化灵活处理，整段似说似唱，统一在伴奏音乐的节拍中，主要唱腔“慢板”是一板三眼，亦有有板无眼的“垛板”，在快慢上变化自如，听来通俗入耳、亲切感人。曾与关学曾合作多年的琴师吴长宝在唱腔设计及音乐革新上成绩突出，他的扬琴伴奏，技巧娴熟，“随”得严谨，使关学曾在表现故事中的各种人物时，更加活灵活现，形神兼备，增加了琴书演唱的艺术魅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适应新内容的需要，吴长宝锐意创新，“垛板”就是他的创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四岁的关学曾拜常德山为师学唱单琴大鼓，后又拜石金荣为师学唱铁片大鼓，十六岁登台。他演唱优美动听，说似唱，唱似说，说与唱水乳交融，表演上也不断革新，充分利用手中的鼓楗子做小道具，大胆吸收了戏曲等姊妹艺术的一些表现手法，按照故事内容的需要，摹拟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充分发挥了一人多角的特色。

北京琴书早期以说唱中、长篇大书为主，书目有《回龙传》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以演唱短篇唱段为主。整理的传统曲目及新编的民间、历史故事曲目有《杨八姐游春》《张良纳履》《鞭打芦花》《高亮赶水》《劫皇杠》《蓝桥会》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曲目有《考神婆》《一锅粥》《洗油澡》《慈母心》《传家宝》《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等。六十年代关学曾教授过七个学员，后来活跃在舞台上的只有肖四北一人。

简介

中国曲艺曲种，流行于以鲁西南菏泽地区为中心的废黄河下游地区的河南、江苏、安徽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及东北的个别市县，在山东最先流传于鲁西南，以嘉祥、巨野、定陶为中心，后逐渐向北（济南及惠民地区）、向东（青岛、烟台）延续扩展，约有二百年历史。山东琴书最初叫扬琴，也有叫打扬琴的、唱小曲的，约形成于乾隆初年。早期为农民闲时自娱的庄家耍（又称玩局）。清末渐趋兴盛，名家辈出，分成了南、北、东三路，南路最早，以茹兴礼为代表，称为茹派，不用巧调花腔，重声腔、咬字，唱段多愤世之作；北路是以邓九如为代表的邓派，善用方言俚语，于纯朴中见幽默，平易中求韵味；东路则是以商业兴为代表的商派，唱腔优美，富有变化。

三大流派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区的语言、风俗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东乱、北路、南路琴书三大流派。其叫法也不想同，如商业兴自称改良扬琴；邓九如文明扬琴。到一九三三年邓九如在天津电台播音时，才定名山东琴书直今。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广饶县（就称乐安）北部一带的农民，为活所迫，四处逃荒要饭。有不少人，随身携带坠琴、节子板等乐器，以唱琴书小段为主，或随口编些有趣的故事，边演边唱。在长期的流浪生涯中，他们还不断吸收戏曲唱腔和民间小调来丰富自己。约在一八九六年前，东寨村的张兰田、张志田兄弟俩，曾去安徽凤阳拜师学艺，当地流行的（凤阳歌）有力的推进了演唱艺书的发展。艺人在演唱中，为了更多的招徕听众，增加收入，便不断地探求新的艺术形式。擅唱工的艺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唱腔特点。如广饶县西商村的艺人商业兴和妻子关云霞，长期在烟台、青岛一代演唱，成了东路琴书的代表；而擅长人物表演的艺人，便致力于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时殿元、崔心悦、谭明伦等，把《王小赶脚》改成化装演唱，便是这种探索的结果。

最早被称为驴戏的《王小赶脚》，由艺人时殿元试演成功，距今已近百年。时殿元（1963-1948），又名时鸭兰，广饶县人，是化妆扬琴的奠基者，驴戏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幼学唱扬琴，擅演小丑。开始演驴戏《王小赶脚》，时殿元饰演王小，崔心悦饰演二姑娘，驴子是用纸糊（后改用布扎）彩绘，分别截用带子系在崔的腰间，扮作骑驴的二姑娘；时殿元头戴破毡帽，腰扎白围裙，手拿马鞭、鼻眼之间用白灰一抺，化妆成小三花脸，扮作挥鞭赶驴的王小。用坠琴、扬琴、三弦、笛子、板鼓等乐器拌奏。二人边走边唱，使多年来的坐唱的《王小赶脚》，一下子活起来了，很受群众的欢迎，驴戏便很快传播开来。由此可以看出，驴戏的产生，是群众艺术活动与琴书说唱有机的结合，也是由琴书向吕剧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从形式上看，琴书属于坐唱形式的曲艺。演唱时坐成八字形，扬琴居中，其他乐器分列两旁。演员各持乐器，自拉自唱。在故事的发展中，演唱者多以角色出现，并有生、旦、丑的分工。塑造的人物，立体感很强。它本身就为向戏曲化演变，孕育着内在的因素。因而时殿元等人从群众喜爱《王小赶脚》的化妆上演得到启发，逐渐把琴书中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小节目，如《站花墙》《兰桥会》《登云休妻》《鸿鸾喜》《丁僧扫雪》《拾玉镯》《王定保借当》《三打四劝》《后娘打孩子》《王天保下苏州》《王汗喜借年》等，改为化妆登台，从唱琴书发展成了演小戏。“凤阳歌”也逐渐演化成了吕剧的基本板式──“四平调”。由于剧目大都是反映小姐、公子、儿媳、公婆等男女爱情、家庭论理的戏，而且情节逼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很受群众欢迎，因此不少唱坐腔（山东琴书）的艺人，先后改演小戏，在胶东、鲁北一带流传开来，如蓬莱、掖县的蹦蹦戏，济阳一带的迷戏，都属于流传后派生的。流传越广，叫法越多。有的说叫捋戏，因为伴奏主乐器是坠琴，拉时是用四个指头上下不断的捋弦；有的说叫闾戏，意思是属于街坊邻里的家乡戏；有的还说由于艺人外出搭班，都是一村，同姓同族，甚至是一家子或两口子，所以叫吕戏。

山东琴书为民间小曲联唱体，共有小曲200余支，山东琴书最盛行时，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达到300多个，以“上合调”“凤阳歌”“梅花落”最为常用。以扬琴为主奏乐器。传统曲目分牌子曲、中篇、长篇3类，牌子曲产生较早，有全部《白蛇传》等；中篇在山东琴书中最具代表性，有《王定保借当》《三上寿》等70～80部；长篇多为移植改编，如《杨家将演义》《包公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山东琴书有了新的发展，成为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要曲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琴书的表现形式不一，有一人立唱，两人或多人坐唱或走唱，也有分角色拆唱。唱词也根据其乐曲，有七字句、十字句和长短句之分。有说有唱，一般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伴奏乐器除扬琴之外，也兼用三弦、二胡、筝、坠胡等。

琴书的曲目以中短篇为主，也有长篇，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拳打镇关西》《包公案》《杨家将》《梁祝下山》《蓝桥会》《拾棉花》等。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曲目，如《雷锋》《烈火金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