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

1869年10月2日，甘地生于英属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博尔本德尔（一译波尔班达尔）土邦（今属印度古吉拉特邦）。他的家庭属吠舍种姓的莫德·巴尼亚族。父亲乌坦钱德·甘地，先后担任过拉杰果德（一译拉杰科特）和万卡内尔土邦的首相。甘地是乌坦钱德·甘地与第4任妻子普特利巴尔的小儿子。

甘地在博尔本德尔上小学，后转至卡提阿瓦的拉杰果德土邦，并在该地完成高中学业。他自幼从度诚信仰神灵的母亲身上习得道德、真理等美德。在传统的家庭氛围中长大，造就了甘地忠于父母、坚守职责、厌恶谎言的品性。13岁时，与同岁的卡斯特巴尔成婚。1887年，甘地中学毕业，再入巴夫纳加尔（一译巴弗纳加尔）的萨马尔达斯学院学习，一学期后辍学。

1888年9月，甘地远赴英国，到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立志成为一名律师。甘地在英国3年，期间与神智学团体及伦敦素食协会成员广泛交往，结识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等作家，并阅读了埃德温·阿诺德翻译的《薄伽梵歌》及其撰写的《亚洲之光》，以及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还有亨利·戴维·梭罗的作品，由此理解了不同宗教的本质教义，并进行分析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认为不同信仰在本质上拥有共同的“人道主义”原则和精神。与此同时，开始信奉“禁欲和克己是宗教的最高形式”，使其道德和精神进一步升华。他研究世界宗教的基本态度是最大程度给予平等的尊重，因为他认为各种宗教拥有一致的内在精神，而外在差异并不重要。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并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级法院注册。12日，甘地启程回国。回到印度后，甘地最初在拉杰果德从业，后至孟买，期望在当地高等院校谋求更好的前程。他在内殿法学院获得正式律师资格。但在目睹法院中的腐败与阴谋后，甘地备感失望，于是返回家乡，从事起草请愿书和备忘录的工作。困境中，他于1893年4月应卡提阿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经营的一家穆斯林公司之邀，前往南非德兰士瓦首府普勃图利亚处理一起四万英镑的债务纠纷。当时的南非是英国的殖民地，有不少印度侨民，其中大多数是苦力，少数从事商业和其它自由职业。这些印度侨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地白人的歧视。甘地在南非参加了本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他原想在普勃图利亚住一年，后来因当地印桥的婉留不能成行便决定留下来开展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甘地在南非的21年，是他最终形成“非暴力”思想并加以付诸实践的时期。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宗教，首先是印度教。印度教中有三大主神，即罗摩、毗湿奴和湿婆。他们分掌创造、保护和破坏的职务。甘地一家属于毗湿奴派。这一派主张仁爱，不杀生，素食。甘地早在少年时期，就熟读过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的话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他在伦敦学习期间，又研读了《圣经》，对《新约》“登山宝训”中不要与恶人作斗争的训条感触很深。来到南非后，甘地再次研读了《圣经》和《古兰经》，认为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们心中》和英国作家鲁斯金的《等到这最后》等著作，更使他认为，任何政治斗争都要以“仁爱”精神为主旨，从而萌生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

1904年，甘地在读了鲁斯金的《等到这最后》一书后，记下了这部书给他的三点启示：“①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②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等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③劳动的生活，即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根据这些“启示”，甘地决定建一座符合他的理想的村庄，起名“凤凰新村”。甘地用1000英镑在德班附近购买了100英亩土地。随后，他带着妻子和友人去那里居住。甘地要求住在凤凰新村的人都要从事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后来，这里便成为甘地在南非领导非暴力斗争的基地之一。同年，他创办《印度论坛》周刊，作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喉舌。

甘地原先用“消极抵抗”一词来说明他在南非的斗争。后来他认为“消极抗抵”与“坚持真理”是两回事。前者是弱者的武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用暴力手段。后者是强者的武器，它强调的是爱和真理的统一。一方面要坚持真理，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加暴力于敌人。甘地运用“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行的政治斗争，进行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州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的“黑色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要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验，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领导印侨掀起了“非暴力抵抗运动”。1908年1月10日，德兰士瓦州政府的主要领导者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不得不与甘地进行谈判。双方做了其些让步，并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黑色法案”，印度人则自行登记。但是，南非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这项法案，反而进一步制定《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运动的印侨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

甘地在南非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得到了印度国内的支持。1910年，甘地接到了印商捐赠的25000卢比。同年5月，他用这笔捐助金，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1100英亩的土地（由德国工程师卡伦巴奇提供）上建立了“托尔斯泰”农场（因崇拜托尔斯泰而命名），这里成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又一个基地。

1913年，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甘地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57名小孩，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境内“和平进军”，要求取消“黑色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南非政府立即进行镇压。甘地虽连续三次被捕，但运动继续发展。12月，罢工人数高达万人。史末资不得不于12月18日释放甘地，以求和解。经过多次谈判，史末资被迫于1914年1月21日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了一定胜利。

但在这一时期，甘地对英国当局还是合作态度的。无论是在1899年的英布战争时，还是在1906年南纳塔尔祖鲁人反英起义中，他都曾派印侨救护队去支持英国。

1914年7月，甘地决定返回印度。1915年1月9日，他回到孟买，受到热烈欢迎。这时，甘地在南非的事迹早已被主流报纸广泛宣传，返乡后的他被视为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和富有能力的组织者。在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反帝斗争之前，甘地想了解印度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力图与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他对印度及印度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以克制、温和著称的郭克雷的介绍，他被郭克雷的自由主义思想深深吸引，并在此后将其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向导和导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全力以赴地支持过英国作战。他希望用这些行动博得英国的好感，使英国在战后给予印度以自治。但是1918年6月英方公布的“蒙塔古一切尔姆斯福特宪法改革草案”并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这就动摇了甘地同英国合作的信念。他逐渐认识到，再和英国联合下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一定要比以前更没有希望。于是在1919年11月，甘地正式提出了对英国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主张。此后，甘地进行的斗争由“非暴力抵抗运动”转变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所谓的“不合作”通常是指抵制英国殖民政府的学校、法庭、立法机关，抵制英国货和不接受英方委任的国家职务（简称“五抵运动”）。1919年，英国当局公布了“罗拉特法”，规定警察可以任意逮捕嫌疑分子，并且不经公开审讯就可以长期监禁。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措施，甘地在孟买召开了大会，发动全国总罢工。英国殖民当局对群众运动进行镇压。4月13日，殖民当局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酿成了“阿姆利则惨案”。“阿姆利则惨案”的发生与同年底“基拉法特运动”的开展，再度引发了印度举国上下的反英活动。甘地在“基拉法特运动”中支持穆斯林，从而被穆斯林视为重要的代言人。

1920年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议案。同年12月，国大党那格普尔年会，又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肯定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并通过了甘地提出的新党章。从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成为该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指导思想，并确立了他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对于国大党通过的决议，全印各阶层积极响应：众人辞去公职和爵位，不接受英国教育，不向法院起诉，抵制英货，使用土布，不向英国银行存款，不买英国的公债等。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办起了印度人自己的学校、商店、募集了大量运动基金，制造了200万架手纺车。1921年7月，甘地在孟买带头焚毁英国布。同年8月，全国各城市纷纷焚毁英国布匹，并有50万工人进行罢工，使不合作运动进入高潮。

感受到群众对抵制活动和不合作运动的巨大热情后，英国殖民当局感到十分紧张，出台了系列压制性措施及一项镇压政策。1922年2月2日，联合省（今印度北方邦）乔里乔拉的农民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开枪射击。激怒的示威群众放火焚毁警察局，并把一名警官和21名警察围困在警察局内烧死（参见词条“乔里—乔拉事件”）。这使甘地感到无比悲痛，他担心暴力行径进一步升级，要求立即停止。2月11至12日，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在巴多利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无限期推迟全国性不合作运动计划，代之以推广手纺、教育和改革活动。甘地突然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的行动，引起了国大党内外的强烈不满。

1922年3月10日，甘地被殖民当局逮捕，以煽动罪被判入狱，刑期6年。在狱中，甘地撰写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1924年2月，由于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等原因，甘地得到释放。同年底，他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通过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提出的实现“完全独立”的纲领，并把1930年1月26日定为全国“独立日”。甘地不同意这一纲领，他认为自治尚未达到，独立只是奢谈。甘地的意见没有得到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

当时，英国殖民当局为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向印度人民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这也成为国大党的诸多斗争议题之一。在各种税负之中，食盐税最令人愤慨。甘地呼吁拒购官卖食盐，自己动手制盐，并决定自1930年3月12日开始从萨巴马蒂静修院出发，向385千米外的丹迪海滩进军，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食盐专卖法”。他捧起一小块天然海盐，印度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效仿，以示抗议。此次行动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强烈不满，超过6万人因此被捕入狱。在同年5月，甘地也被捕入狱。

1931年3月，经过谈判，甘地在德里同英国驻印度总督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欧文签订“甘地一欧文协定”（又称“德里协定”），规定国大党方面停止不合作运动，政府方面停止对群众的镇压并释放政治犯。显然，这一协定远未达到国大党的斗争目的，因而引起国大党内外对甘地的强烈不满。不少青年手里拿着黑旗和黑花进行示威，对甘地向英国的屈服表示“哀悼”。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协定，英国人也不打算遵守。不久后，英国当局就颁布了三个特别法令，以对付当时的印度局势。如果执行这些法令，那么几乎印度人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管制。甘地此时再次要求与总督谈判，但遭到拒绝。8月，在同英国就要求印度自治问题举行第二次圆桌会议未果后，经国大党执行会授权，甘地再次发动全国性的公民不合作运动。

1932年1月4日，甘地被捕入狱1年。出狱后，他为废除贱民制度，徒步走访印度各地。1934年4月7日，甘地决定停止这一阶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0月，甘地退出国大党领导，但仍保持对该党决策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甘地和国大党领导层表示，只要英国毫无保留地承认印度的自治地位，便会向战时的英国提供“非暴力人道支援”，但是遭到英国的拒绝。

1942年3月7日，日本占领缅甸仰光，战火迫近印度边境。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为了取得印度更多的支持，于3月11日派战时内阁阁员克里普斯（一译克里浦斯）赴印，同甘地等印度各党派领袖商谈有关战后自治和宪法等问题。甘地鉴于以往的教训，拒绝了“克里普斯建议”，认为这个方案是一张“延期支票”。其他各党派也都表示拒绝。4月，甘地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8月7日，甘地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发起“英国退出印度运动”。英国殖民当局陷入恐慌，于8月9日逮捕了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并押往不同地点。印度全国发生大骚动，英国殖民当局实行武力镇压。1943年2月10日，甘地开始为期三周的绝食，以抗议政府的暴行。随着甘地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印度全国上下要求将他释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殖民当局被迫于1944年5月6日将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无条件释放。

甘地一向主张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的团结。他出狱后就致力于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甘地的努力收效甚微。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8月15日，印度联邦宣告成立。当日，印度举国欢庆，但甘地却在加尔各答绝食。他认为未能使印度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他毕生所宣传的原则的失败。

印巴分治后，甘地继续为平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而斗争。1948年1月30日下午，甘地邀请20多年的老友、印度副总理瓦拉布贝·帕泰尔来寓所，意欲协调帕泰尔与总理尼赫鲁的关系。4时30分，甘地与帕泰尔共进晚餐。晚饭后，与往常一样，他取来手纺车，一边纺纱，一边与帕泰尔谈话。5时30分，甘地来到聚满人群的晚祷会场，主持例行的祈祷会。他以两手分搭在孙女玛丽和阿芭肩上，从居室旁门向祈祷场的草坪走去，向众人致敬。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戈德斯的印度教徒径直走向甘地，他先向甘地行礼，然后悄悄地从衣袋里掏出手枪，在相距不到一米之内向甘地的胸腹处连射三枪。甘地倒在血泊中，与世长辞，享年79岁。后来，戈德斯说，他之所以刺杀甘地，是因为甘地容忍与赞同穆斯林成立了巴基斯坦国。

甘地遇刺身亡的噩耗传出后，印度人民悲恸欲绝。《印度斯坦旗报》用通栏标题写道：“圣父甘地被他自己的人民杀害了，为了解放他们，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难发生在星期五，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前，耶稣也在这一天被判处了极刑。”他遇害的第二天，按照印度教的风俗，其遗体被送往拉杰加特火葬场。遗体上覆盖着白红两色的床单，象征死者毫无憾意地走向冥间，床单上是一件极为荣耀的外衣：独立印度的红、白、绿三色国旗。数十万不同种姓、不同教派、不同肤色的群众赶来送葬。甘地的次子主持了火化仪式。遗体火化后的第12天，盛装甘地骨灰的铜罐被送到了阿拉哈巴德朱木拿河与恒河的汇聚处。300万信徒参加了抛撒骨灰的仪式。在朱木拿河滨的火化场上，印度人民建造甘地陵（参见“后世纪念-陵墓”部分）。

甘地成为印度国大党的实际领袖之后，试图进行改革，使国大党成为团结富人与穷人，工业家与工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学生与老师，高种姓者与贱民等各阶层人士在内的大型组织。此外，他为国大党设定的目标不再限于将印度从外国的政治掌控中解放出来，还要将印度人民和社会从古老迷信与落后思想中解放出来。因此，他试图将政治运动与社会文化运动结合起来，旨在将每一个印度人变为拥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人，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在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从一个势单力薄的政党一跃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印度的抗英独立运动也迅速扩展到全民的范围。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印度最终赢来了独立。然而，意义不仅仅在于此，他对印度的贡献，更在于他所展现出的强大精神力量，他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印度人，而他所创立的独特思想体系更是深入影响到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学等各个方面。

理论学说创建

甘地的一套以真理和非暴力为核心理论的学说，以非暴力为制定一切政策和一切活动的基础。他首先抛开宗教的神秘主义和繁琐仪式的一面，将道德伦理的说教提高到神的位置，认为真理就是神。在探索真理接近神的过程中，甘地认为实现真理的唯一手段就是非暴力，这种非暴力从本质上是指，爱就是人的本性，真理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爱的原则，哪怕是对待仇敌也同样如此。甘地坚信精神的力量，认为善性是人的本性，只要保持这种善性，并坚持用非暴力的手段，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恶，甚至是感化一切恶的行为和事物。回到印度之后，甘地就开始用他的这一套真理与非暴力的学说领导印度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斗争。他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是暴力的，不道德的。然而，英国人作为统治者同样是有人性的，并非敌人，因此，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斗争方式，通过自苦表现出对他们真诚的爱，并促使其改正错误。为此，甘地提出了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争取印度的自由独立的斗争策略。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领导

在非暴力不合作策略的指导下，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抗英国殖民政府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人民群众在甘地的带领下，放弃英国称号、职位，抵制英国法庭、学校，抵制英货，反抗税法等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英国殖民当局实行非暴力不合作。1930年3月12日的徒步游行就是为反对食盐税法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一次。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及他在运动中体现出来的顽强精神，感动了全印度人民，特别是下层民众，他们纷纷参与到斗争中来。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和牺牲的精神，同强大的武装敌人进行着赤手空拳的斗争。参加运动的人们勇敢的高喊着甘地的名字走进监狱，将监狱看做是朝圣的圣地，其场面之壮观，令人震撼。

由于他的努力，精神运动取代了武装暴动，祈祷取代了枪炮，沉默取代了恐怖分子的炸弹的爆炸声。在欧洲大陆，正当政客们滔滔不绝地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独裁者们声嘶力竭地鼓噪一时的时候，甘地却静悄悄地唤起地球上人口众多国家的人民群众。甘地领导的运动动摇了殖民统治的基础，使得他们惊惶失措，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从而为最后彻底取得印度的独立准备了条件。

甘地坚持追求真理和非暴力的理念，不仅表现且运用于实际斗争领域。甘地反对贱民制，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非暴力的原则，称它为印度教的污点。为反对贱民制，改善千千万万的贱民的生活状况，他创办报纸，宣传解救贱民的主张，并亲切地称贱民为“哈里真”（即神的儿子），同时自己还收养贱民子女做义子义女。甘地的反对贱民制的努力赢得了广大贱民阶层的爱戴，为独立后贱民政策的改革做出了贡献。除解救贱民运动之外，甘地进行社会改革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甘地认为村社制是印度传统精神的表现，他大力颂扬传统乡村的手工劳动方式，抨击大机器生产是剥削农民毁坏人们精神道德完善的根源，因此，甘地乡村建设的活动中心是主张全面恢复手工纺织生产。他亲自带头开展手纺车运动，将手纺车看做是印度精神的宝贵财富。同时，甘地还大力在印度普及教育，加强清洁卫生等方面的运动。

在1937年7月出版的《贱民》上，甘地阐述了他对教育的界定：“我所说的教育就是要使青少年从身体、心智到精神得到全面的最佳的发展。”文化教育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而是开端。他希望儿童的启蒙教育应该是教给儿童一种有用的手艺，从而使学生一开始便能利用自己所学的技艺进行生产性劳动。这样每一所学校便都能自给自足。可见，手工劳动教育从一开始就是甘地解决印度教育的理想主义措施，这是后来甘地倡导纺车运动的理论基础。

1915年，在甘地授予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意即“伟大的导师”）的称号后，泰戈尔赠予甘地尊称“Mahatma”（一般汉译为“圣雄”，来源于梵语的敬语mahatman，原意“Great Souled”，即伟大的灵魂），意为“合圣人与英雄于一身”。这个头衔的使用也在印度以外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地接受，部分的反映出在他的时代印度和英国的复杂关系。无论如何，这个头衔的广泛使用，是同世界上对甘地这样一个对于非暴力和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极其执著的人的广泛接受相一致的。

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甘地遇刺后说：“我们生命中的光辉消逝了，整个国家沉浸在黑暗中。”他还称赞甘地“是活的真理之光，并永放光芒”。

印度第15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曾在采访中说：“圣雄甘地是世界上一位伟大的人物。”

民国时期，中国介绍甘地事迹的文章《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说：“甘地是印度自治运动的中枢，是不合作运动的首创者；他笃信宗教，主张爱国主义；他蔑视富贵和安乐，一意行善，不畏强暴；他深得印度民众敬佩，使英国殖民当局惧怕。”

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讽刺甘地说：“瞧那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的善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身子，瘦如骨柴，居然还心安理得地与副王（印度总督）平起平坐，进出王府，装模作样与英王的代表一起用餐喝茶，真是令人作呕。”

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

甘地遇刺之后，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在唁电中说：“甘地遇刺一事表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多么危险。”法国总理乔治·皮杜尔则在唁电中说：“所有相信人类博爱的人，将永远为甘地逝世伤心地哭泣。”

1999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20世纪时代百大人物”（英语：Time 100: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of the Century），甘地名列第三，仅次于爱因斯坦（第一名）、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名）。

与中国

甘地在南非的时候就开始了解中国。1942年，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很早以前，1905年到1913年间，当我在南非时，我就和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不大的中国侨民团体有经常的接触。他们开始是我的主顾，以后成了南非印度人开展消极抵抗斗争的同志。我逐渐了解他们……羡慕他们的俭朴、勤勉、智慧和团结。”甘地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强烈的好感，一直关心着中国革命的发展。20世纪初期，他就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同样，中国知识界很早就知道甘地和他的事迹。20世纪20年代以来，“圣雄”甘地之名在中国很响亮。据统计，20年代到40年代末，中国出版有关甘地及其思想的书籍达27种。当时仅中国的《东方杂志》就刊登有关甘地的文章60余篇。这些文章在介绍甘地生平事迹的同时，也对甘地思想及其斗争策略提出各自的看法。

1932年，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甘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说到日本和中国，我们的同情必然是在中国方面。”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举行中国学院成立典礼，甘地得知消息，提前给泰戈尔写信表示祝贺：“愿中国学院作为印中结合的象征。”同时他还给在国际学院工作的谭云山写信：“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你们的努力诚可钦佩。”同月，他在接见中国留学生魏风江时说：“中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呀！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7月，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印度时，他说：“中国已经在抵抗日本侵略者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因为真理在你们一边！”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行径，甘地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予以谴责。1938年，当印度援华医疗队赴华时，甘地称他们为“快乐天使”，说：“这些快乐不仅能扶病救伤，而且能用爱把这两大民族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此期间，甘地曾经会见过很多中国人，有代表团也有零散的学者，他也给中国的官员，如蒋介石、孔祥熙等写过信。他始终一贯地表达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持。

甘地曾给一位中国赴印留学的学生起名曾圣提。曾圣提是近代以来中国去印度留学的第一人，他于1924年到印度，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到甘地的真理学院学习，1925年归国。甘地为他起名“圣提”，意思是和平。

1938年8月14日，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拜会甘地。这一天是甘地的“沉默日”，本不接见客人。但得知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前来拜会，便破例同意会面，并用笔与陶行知“谈话”。甘地说：“我有朝一日会访问你们的伟大国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愉快了。”甘地回答了陶行知提出的一些问题，并约他写一篇关于在中国开展大众教育的文章。陶行知回到中国香港后，用英文写出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的文章寄给甘地。这篇文章在10至11月分3次发表在甘地办的《哈里真》杂志上，甘地特地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访问我时，我邀请他撰文介绍正在中国开展的引人注目的大众教育运动。现在，他寄来了下面这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我们印度人一定是很有用的。”

1940年2月17日，甘地来到国际大学，正在那里的中国画家徐悲鸿在欢迎会上为甘地画速写像两幅，并经泰戈尔介绍会见了甘地。甘地鼓励和支持他举办画展。

1942年2月10日，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于加尔各答会见甘地。甘地向蒋介石介绍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非暴力斗争策略，蒋介石则对印度人民的斗争表示支持。

父亲：乌坦钱德·甘地，担任过博尔本德尔·拉杰果德和万卡内尔土邦的首相。

母亲：普特利巴尔，乌坦钱德·甘地的第4任妻子。

妻子：卡斯塔帕·甘地，一译嘉斯杜白，13岁时与甘地结婚，二人同岁。她终生协助丈夫工作，多次入狱。1944年死于狱中。

甘地的著作《印度自治》、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在中国又曾以《甘地自传》为名出版）和《甘地全集》。

甘地陵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东郊朱木拿河畔。陵园呈凹形，四周是爬满青藤的水泥围墙，园内芳草萋萋、绿荫如盖、百花竞芳、清幽宁静而又充满生机。在陵园正中，树影花丛之间静卧着一座黑色大理石陵墓，它是一个普通的正方形平台的样子，高约1米，长宽约3米。墓后是一盏长明灯，这是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精神的象征。陵墓正面刻有印度文：“嗨！罗摩！”据说这是甘地遇难倒地时喊出的最后两个字。

陵墓上面还用印度文和英文镌刻着甘地的教诲：

我希望印度自由强盛，敢于牺牲自己，勇于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每个人应当为自己的家庭牺牲，每个家庭应当为自己的县牺牲，每个县应当为自己的省牺牲，每个省应当为自己的国家牺牲，每个国家应当为全人类牺牲。我期望“天国”降临尘世。

每逢节假日，陵墓便吸引大量印度民众和外国游客来此吊祭。

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市有甘地故居。

印度的甘地故居等地有甘地雕塑。在美国，旧金山的Ferry楼旁，休斯敦的Herman公园，纽约的Union Square，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处，华盛顿特区Dupont Circle的印度使馆附近，都可以看到甘地的塑像。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里斯本，也有甘地的雕塑。印度政府赠给加拿大温尼伯市一座雕塑，以表达他们对安家于此的加拿大人权博物馆的支持。

甘地的生日是10月2日，这一天被定为甘地纪念日（Jayanti），是印度的国家法定假日，也是国际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纪念日。而每年的1月30日，则是印度的甘地遇刺纪念日（Martyrs' Day）。

2007年6月15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此后每年的10月2日，即甘地的诞辰，定为“国际非暴力日”。

2019年10月2日，印度举行纪念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活动。当天发生了被保存在印度中央邦Bapu Bhawan纪念馆的甘地骨灰被盗的事件，窃贼还在这位独立领袖的照片上用油漆涂上“叛徒”字样。

1982年电影《甘地》：本·金斯利（Ben Kingsley）饰演甘地。该演员的一半血统来自古吉拉特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