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新安（1907年12月—1978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湖南省邵阳县人。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司令部文书，红三军团司令部副官、炮兵连长、军团经理处粮秣科科长、军团供给部军械科科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八团供给处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管理主任、军团司令部管理科科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官处处长、东（平）汶（上）支队政委兼工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委，鲁西军区泰西军分区政委，鲁西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四（运东）军分区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四（运东）军分区政委、第一（泰运）军分区政委，冀鲁豫第一（泰运）地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副处长，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旅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政委、第二旅政委，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旅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景德镇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接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贵州省体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第二政委等职。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07年12月，石新安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五峰铺镇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还有大弟石吉安、小弟石举安。石新安的祖上曾是药店老板，家境殷实，父亲石真卿是私塾教员，在当地也堪称书香门第。石新安少时随父读私塾，后入县城读中学。石新安13岁前，是家庭经济的黄金时代，那时有田四十余亩，药房两处，纸房一处，酒房一处。父亲石真卿教私塾，家庭的一切经营全由伯父石东林掌管。但是到石新安17岁时，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当石新安1930年离家时，家已被落为贫民了，这时只有田四亩、房数栋。

1924年，石新安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当私塾教员的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借债度日。一天，父亲写了信和借约，要石新安到李财主家借钱和粮。石新安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不愿意去，在父亲的百般劝导下，才走进李财主家。石新安找到了李财主，小心地拿出父亲的信和借约，恭恭敬敬地递给李财主：“老爷，这是我父亲写的信和借约。”李财主斜瞟了他一眼，随手将信和借约扔在桌子上，阴阳怪气地说：“这年头，借钱粮难啰！”然后他架起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一口一口地品着白花杯中的茶。等了半天，也没有借的意思，石新安也只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心里十分难受。天黑后，父亲也来到了李财主家，向李财主再三央求：“老李，求求你，我家已经三天没动火了，看在咱俩是同窗学友的份上，就帮我一把吧！”李财主熬不过父亲的再三“纠缠”，只好将一百串钱的借约折合成三箩谷借了。父亲那屈膝央求的一幕，深深地印在了石新安的心里。他时刻在想为什么终日劳苦的人却不得饱食，而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财主们却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石新安决心从书本上寻找答案。从此，他加倍努力读书，尤其对历史和政治动态颇感兴趣。从书中，他了解到共产党是一个为贫苦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党，了解到毛泽东带领人民举行了秋收起义，了解到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于是，他决心投笔从戎。

1930年2月，石新安在长沙参加湖南军阀何键的炮兵训练营，当了一名见习炮手。6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炮兵训练营官兵们丢盔弃甲，只管逃命去了，落下了几门大炮。面对这几门大炮，石新安想起了早年在家乡听说过：红军是共产党、毛委员领导的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民军队。他还听到一位红军副官刘浩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官兵一致，不打人，不骂人”。石新安便毅然想到要把这几门大炮留下来，日后作为参加红军的见面礼。于是，他把这几门炮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挖凼埋藏了起来。然后，他住进了一家旅馆。几天后，红军战士来旅馆清查户口。石新安向他们一边述说自己的身世，一边讲了自己要求参加红军的意愿，并将埋藏的几门炮交给了红军，作为参加红军的见面礼。10月，石新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石新安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司令部文书，红三军团司令部副官、炮兵连长、军团经理处粮秣科科长、军团供给部军械科科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八团供给处主任等职。石新安随部参加了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石新安曾担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管理主任、军团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等职。他办事廉洁奉公，深得彭德怀、黄克诚、聂荣臻、罗荣桓等首长的信赖。

全面抗战爆发后，石新安曾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官处处长等职。

1938年，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山东泰西地区地方党组织组建起大批游击武装，亟需一批红军干部去担当军政骨干。同年冬，石新安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辗转千里，日夜兼程，到达泰西地区，调任东（平）汶（上）支队政委兼工委书记，与何光宇等红军干部一道工作，使这支游击武装逐步建立了军政工作制度，传授了红军的作战经验和光荣传统，特别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军政干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为红军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基础。他曾经独当一面，重新组织东汶支队，并采取果断措施，收编了一支七八百人枪的杂牌游击武装，争取无党派士绅张华县长抗日，在地方党的配合下，组成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

1939年6月至1940年3月，石新安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委。

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石新安任鲁西军区泰西军分区政委（司令员何光宇）。

1940年以后，石新安曾担任鲁西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夏，石新安任鲁西军区第四（运东）军分区政委（至1941年7月）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司令员邢仁甫、刘致远）。

1941年7月至1942年12月，石新安任冀鲁豫军区第四（运东）军分区政委（司令员刘致远）。

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石新安任冀鲁豫第一（泰运）地委书记。

1943年1月至6月，石新安兼任冀鲁豫军区第一（泰运）军分区政委。这一地区紧靠山东济南，又濒临津沪铁路，是敌人的心腹之地，斗争非常激烈，环境十分艰苦。泰运地区当时只有一个基层营和4个县大队，兵力不足1000人。但在军区领导下，在刘致远司令员和石新安政委的指挥下，以灵活的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歼灭了大批日伪军和地方顽固武装，使他们领导的这支武装发展成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所在地区成为屹立在敌后的一块模范游击根据地。

1944年，石新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副处长。同年，石新安在陈云和胡耀邦的撮合下，与汪清结婚。

1945年4月至6月，石新安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至1946年7月，石新安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第二十旅政委、党委书记（旅长匡斌）。他率部立即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解放战争。当时，主力部队七纵队奉命北上，二十旅则成为全区的拳头部队，颇有威名，其所属的五十八、五十九团都是战功显赫的队伍，在许多著名的战斗中担当主攻或尖刀任务。他们在旅长匡斌、政委石新安的指挥下，打济宁，攻砀山，立下赫赫战功。

1946年7月，石新安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旅政委（至1947年3月）。9月，二十旅协同六纵队在大小杨湖战斗中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师，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在之后的章缝集战斗中，该旅五十八团团长吴忠率3个连孤军楔入敌阵，虽然四面受围，但是他们顽强战斗，坚守阵地13个小时，连续打退敌人20余次疯狂进攻，终于配合外围部队内外夹击，歼灭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十一师的三十二团。战后，他们受到刘伯承的表扬，称其“表现了超人的勇敢顽强，不愧为人民的英雄和模范”。部队进城后，石新安及时通过贺功运动和反骄傲、反松气、反享乐思想的教育，掀起练兵高潮，干部、战士情绪高涨。

1947年元旦，二十旅在巩堂战斗中，打得勇猛顽强，迫使国民党全日式装备的一四〇旅打着白旗投降，共俘敌3500余人，再次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表扬。3月，石新安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政治委员、旅党委书记、纵队党委委员。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中，二十旅又出色地完成了极为艰苦的断后任务。刘伯承说：“要问是怎样进大别山的，你们去问二十旅是怎样掩护进大别山的。二十旅在后面很英勇顽强。”挺进大别山后，石新安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旅政委（旅长戴润生）。同年冬，二旅应急受命，掩护刘伯承率二野指挥机关向淮河以北转移，与敌十一师恶战数日，胜利完成任务。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石新安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委员、旅党委书记、纵队党委委员。

1949年，横渡长江前夕，第二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成立，石新安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兵团党委委员（1949年2月至1950年1月）。当时主任未到职，实际由他主持政治部工作。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石新安从机关组织许多工作组，深入连队及时帮助解决生活、思想问题。同时，注重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保证了部队在新情况下士气高昂，人马健康。渡江后，兵团部队在皖、浙、赣、闽广大地域展开战斗，并接管一些小城市。一时间，城市工作成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点。5月，石新安任景德镇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新形势下，石新安曾先后担任景德镇、上饶等城市军管会的领导，广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向各阶层以及旧政府人员做工作。那时，石新安席不暇暖，可他游刃有余地依靠政治部赵凤歧、康健、布克、李凯夫、惠世如、王乐亭等得力助手，把各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既安定了新区的社会生活秩序，又保证了杨勇、苏振华指挥部队顺利前进。当五兵团进至湘西，即将向贵州进军之际，石新安又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为后续的兵团大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扫除障碍，并动员群众筹集粮秣，保证了向贵州的胜利进军，解放大西南。

1949年11月，石新安接受向西南进军的先遣任务，率部进入贵阳市，任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接管部部长。他亲自调查，精心组织，严明纪律，圆满地完成了接管工作。

1950年1月至1953年3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0年6月至1955年1月，石新安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1年9月至1955年3月，石新安任中共贵州省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4月至1956年10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4年6月至1955年5月，石新安任贵州省体委副主任。

1954年12月至1960年4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党委常委。

1955年2月至1958年9月，石新安任贵州省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5年6月至1966年5月，石新安任贵州省体委主任。

1955年9月，石新安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10月至1960年4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副政委。

1958年，全军倡导将军和各级领导下连当兵。身为省军区政委的石新安带头下到一四六团六连，与干部战士“五同”，以身作则，参加支委会、支部大会，宣讲古田会议精神；又随连队去修铁路、参加劳动，和战士们紧紧地捆在一起，建立了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1958年9月至1964年1月，石新安任贵州省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9年3月至1961年12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监察委员会书记。

1960年4月至1963年12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1960年4月至1964年10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党委常委。

1963年12月至1966年5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委（当时设有第一政委）。

1964年1月至1966年5月，石新安任贵州省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

1964年10月至1966年5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三书记。

1965年5月至1967年1月，石新安任中共贵州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

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石新安任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体委主任。

1966年5月至1967年2月，石新安任中共贵州省委对台工作组组长。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党委书记。

1966年5月至1978年9月，石新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二政委。

1968年6月至1976年10月，石新安任贵州省革委会体委主任。

1969年10月，石新安任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1971年5月至1973年9月，石新安任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

1971年5月至1976年10月，石新安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石新安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3年9月至1978年5月，石新安任中共贵州省委对台工作组组长。

1974年8月至1978年6月，石新安任贵州省体委党组第一书记。

“文革”时期，为了保护干部和群众，石新安亲率代表80余名，赴北京报告混乱情况，扭转了贵州的混乱局面，保护了群众和大批老干部。1976年，石新安当时正患病入院，仍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忧心如焚，许多老同志也纷纷找他倾诉衷肠。他综合众议，写成“万言书”申报中央。

1976年10月至1978年6月，石新安任贵州省体委主任。

1978年10月24日，石新安病逝于北京301医院，享年71岁。石新安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长是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罗瑞卿也在这支部队。罗瑞卿身材高大，被呼作“罗长子”；石新安身材矮小，被称为“石矮子”。“长子”和“矮子”遥相呼应，这竟成为毛泽东、朱德等生活中一个有趣的话题，“石矮子”的别称由此叫开。

林彪被晋军误伤后，石新安送来一些“狗皮膏药”，林彪问：“从哪里弄来的?”石新安说：“买的。”林彪笑着说：“我还以为卖狗皮膏药，是骂人的话，没想到还真有狗皮膏药。”林彪涂上石新安送来的“狗皮膏药”，伤痛很快得到缓解。

1952年，刚解放不久的贵州，千疮百孔，百业待兴，亟需从省军区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去领导和充实地方党政部门。石新安负责省军区干部抽调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特务、残渣余孽与当地土匪相互勾结，四处横行作恶。抢劫百姓、杀害干部的事时有发生。地方情况和工作环境十分复杂恶劣，被抽调的同志十个有九个不愿去地方工作。面对这种情况，石新安心急如焚：如果大家都不愿去，那地方工作如何开展，地方政权如何建立起来，人民群众又怎能发动、组织起来？此时此刻，他想到自已几十年来南征北战，事事垂范，各项任务总是率先完成，经住了考验。难道这次抽调干部的任务就难住自己了不成？石新安决定再做一次表率，动员自己在军区机要局工作的爱人汪清和在政治部工作的胞弟石举安带头转业到地方工作。汪清和石举安经劝说后，马上写了申请书，表示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安排，并愿意到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将汪清安排到贵阳市女子中学当校长，将石举安安排到贵阳市一家工厂当工会主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石新安的表率感动了全军区的干部。原不想去地方工作的同志纷纷表态，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石新安圆满完成了干部抽调任务。1958年，全军倡导将军和各级领导下连当兵。身为省军区政委的石新安带头下到一四六团六连，与干部战士“五同”，以身作则，参加支委会、支部大会，宣讲古田会议精神；又随连队去修铁路、参加劳动，和战士们紧紧地捆在一起，建立了兄弟般的深情厚谊。每当石新安“当兵”回家，总给孩子们讲起他的排长、班长及战友们的故事，说他们淳朴，说他们真挚。石新安热爱自然，热爱生活。这几年他在家后院除种些花草之外，还种了很多萝卜、南瓜、豆角等蔬菜。这年，萝卜特别大，南瓜特别红。石新安亲自挑选了一些萝卜和南瓜派人送给连队。战士们摸着大萝卜和红南瓜，好几天舍不得吃，还为这些“礼物”写了打油诗：石政委来连队，心系连队是一家，又送萝卜和南瓜，战士们看着它，心里乐得好似花，练兵出操累不怕，欢迎政委来检查。1959年，为深入民兵实际，掌握一手材料，石新安还到安顺华岩公社胶泥坝民兵连当民兵。下去之前，石新安就说要去就到基层。他与民兵一起劳动约一个月，住的条件很差，吃的是带麸子的麦饼子，蒸熟后都拿不起来，只能用筷子往碗里扒。这一月，石新安一是参加田间插秧。水田里下了很多牛粪，他照样赤足而下。老百姓说：“这样的共产党，还不能胜利？！”二是访贫问苦，访问民兵家庭。当时，城乡生活都很困难，同去的军分区参谋弄来20个鸭蛋，想给石新安补充点营养，可他说：“一人一个，不要搞特殊化。”1963年，邵阳县久旱无雨，庄稼严重歉收，昔日繁华的五峰铺镇变得萧条冷清。石新安大弟石吉安一家也因此面临饥荒。此时的石新安已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当地五峰铺镇是一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大人物”。邻里提醒石吉安：“你大哥在贵阳当大官，为什么不向他求援，以渡灾荒之年？”石吉安心想：“对呀！我何不求助于大哥呢？多年来，我一直没求过他，这次我有难，他定会倾力支援的。”于是给石新安写了一封求援信，要他寄钱回家。看完信后，石新安回想起少时在李财主家借钱粮的情形，又联想到大弟一家人正在受饥苦，心里就一阵酸楚。“作为大哥，怎能袖手旁观，一小小请求，又怎好拒绝？”石新安心想。可他转眼一想：“自己工资只能维持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积蓄。寄钱给大弟，只得向朋友、同志借，可那样会给他们添麻烦。再说寄钱回家，就会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一种‘当农民没出息，还是当官的好’的错觉，给大弟造成一种依赖思想。”石新安权衡再三，最后决定给石吉安写一封回绝信。信纸是用过的牛皮信封，信中写道：“吉安弟，我是新中国人民的勤务兵，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家财万贯，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的小小请求尚不能满足，为兄实感不安，请你谅解。希望你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不能两眼向上。”石吉安理解大哥的苦衷，于是他变“穷力”为动力，依靠当地党组织、自力更生，战胜了灾魔，渡过了难关。石新安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告诫子女：“正人先正己”“不能收受别人礼物”“不要贪图优越条件”。有一段时间，学校号召和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们都在家养蚕。石新安的女儿石建时也在家养了许多蚕。有一次，她在学校答应同学，用自己的老虎蚕换同学的绵羊蚕。可回家后，石建时看着自己养的老虎蚕也不多了，而且越看越觉得老虎蚕好看些。于是，等同学们来家里换蚕时，她找了各种理由没有换给他们。同学们悻悻而去。当时石新安没有说什么，但事后却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石建时，说：“做人要讲诚信，要言而有信啊！答应的事就要做，要千方百计地去做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不然就失信于人，失信于朋友。”接着，石新安又讲了许多信守诺言的故事。父亲的教诲深深地印在石建时的脑海。从此，她本着诚信的原则处世做人。有一年暑假的一天，石新安的大女儿石远征和她的堂弟到军区花园去玩，看见园工老陈家的院子里种了很多糯玉米。头一次看见这些白里透亮像珍珠一样的玉米，他俩新鲜得不得了。老陈看到他俩很喜欢的样子，就送了十几个给他们，并说：“回家煮着吃，好好尝尝，是甜的。”于是，石远征高兴地拿回家，打算晚饭时煮好和奶奶、爸妈一起品尝。谁知下午石新安知道后不仅不让煮，还要她立刻给老陈送回去。石远征不愿意，辩解说：“这不是我们偷的，也不是主动要的，是老陈自己送给我们的。”石新安见她不明道理，又没时间给她细说，于是先把她关到放煤用的小黑屋里“关禁闭”。几小时后，石新安下班回来，耐心地教育她说：“几个玉米棒，我们尝一尝，就吃掉老陈家一天的口粮。虽然你们没有开口要，但你们是首长的孩子，看见你们喜欢，他不好意思不送给你们呀！老陈要养活一家人，种点玉米补充口粮，不容易啊！”石远征被父亲说通了，愉快地把玉米送了回去。1975年，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此时，年近七旬的石新安，老伴已经去世，5个儿女有4个在外工作，仅最小的女儿石超英留在他的身边。多年的戎马生涯使石新安积劳成疾，健康状况很不好。这年，正值石超英高中毕业，学校和父亲所在的单位都同意她留在父亲身边工作。可是，还不满17岁的石超英相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和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于是她决定选择到一个侗、苗、汉族交界，条件艰苦的山区工作。石超英是一个孝女，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她体弱多病的父亲。但石新安对女儿的想法大加赞许，并告诫她不要有优越感、不能搞特殊化，也让她不要有思想包袱。石超英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农村干得很出色，后来成了一名优秀科技工作者。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石新安故居位于邵阳县五峰铺镇民主街106号。故居系一层木结构瓦房，现由石新安侄儿石顺景居用。故居陈列物品有石新安大幅照片一帧，杨勇、苏振华、潘焱、王幼平暨五兵团全体指战员敬献石新安母亲寿诞的“人民光荣”锦旗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