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 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因亲近或疏远程度不同表现的不同空间距离。可从横向和纵向、宏观和微观、客观和人为等三方面理解。横向和纵向是指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层次不同，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之间的人们因在心理沟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同的间隔和距离。在宏观意义上，社会距离是由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决定的，如不同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是有差别的。在微观意义上，社会距离是指不同出身、经历、文化和不同专业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距离。客观和人为是指社会距离有客观环境造成的，也有主观人为造成的。在主观人为的距离方面，有的是应当加以克服和沟通的，而有的则是个体主动保持和有意拉开的。英国人类学家E．T．霍尔根据人们社会交往的状况把微观社会距离概括为亲密距离（小于45厘米）、个人距离（45厘米～120厘米）、社会距离（1．2米～3．6米）、公共距离（3．6米～7．5米）四类。

小鸟群等即使相当地散开，但离开一定距离以上的个体，仍能归群，所以鸟群不会离散。在此情况下，如果离群再远些，会使个体产生不安，这时的距离叫做社会距离。在不断地鸣叫着的活动的小鸟群中，鸣声可能起着保持社会距离的作用。

人和社会团体组织也一样，彼此之间保持着不同的社会距离，例如农民工进城务工所形成的社会距离，医患矛盾所形成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概念体现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近或疏远的等级与程度，对社会距离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差距的变化动态，作为理解社群融合和社群隔离重要指标，社会距离对群际关系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有着积极的重要影响。

塔尔德首先提出社会距离的概念，齐美尔为社会距离的概念注入了主观的内涵，齐美尔认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生活在大都市中，需要和很多城市人持续不断的接触，为了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都市人采取了不付出过量热情的态度。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个体与外界保持距离：怀疑外人、甚至经常出现多年邻居互不相识的现象。

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帕克和伯吉斯继承并发扬了齐美尔有关社会距离的思想。其中，帕克将社会距离定义为是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并指出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并将其运用到对于当时美国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解上，使得社会距离成为了一个极具丰富内涵的概念。

博格达斯（Bogardus, 1925：216-226）他进一步扩展了帕克关于社会距离的理解，认为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并主张从积极的意义上去定义主观性社会距离：存在于行动者心理空间中的，行动者及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A对B的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A在实际生活中与B的互动行为越少，融入B的生活空间的愿望越弱。

在人际沟通过程中，双方之间的距离有一定的含义。一般说来，关系越密切，距离越近。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66)把人际距离分为亲密的、个人的、社会的和公众的4种。他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爱人之间、夫妻之间的距离是亲密距离，约18英寸，可以感觉到对方的体温、气味、呼吸；个人距离指朋友之间的距离，大约是1.5～4英尺，这是人际间稍有分寸感的距离，较少直接的身体接触，但能够友好交谈，让彼此感到亲密的气息。一般说来只有熟人和朋友才能进入这个距离，人际交往中，个人距离通常是在非正式社交情境中使用，在正式社交场合则使用社交距离；社交距离是认识的人之间的距离，一般是4～12英尺，这是一种社交性或礼节上的人际距离，这种距离给人一种安全感，处在这种距离中的两人，既不会怕受到伤害，也不会觉得太生疏，可以友好交谈，多数交往发生在这个距离内；公众距离指陌生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距离，一般是12～15英尺，一般说来，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标准距离就是公众距离，还有明星与粉丝之间也是如此，这种距离能够让仰慕者更加喜欢偶像，既不会遥不可即，又能够保持神秘感。

社会距离是指各社会存在体之间在空间、时间和心理上的距离。通俗地讲社会排斥或社会歧视更容易让人理解，但社会距离的内容比社会排斥或社会歧视更宽广而且更加客观。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团体间社会距离更多指向心理距离，是基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差异而产生的，同时又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对社会距离的研究不能用传统的距离长度测量方法直接测量，不仅要描述这种心理距离，更要探讨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指的是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空间中的、在与城市居民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距离。

在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在农民——农民工——市民这一链条上，伴随的是进城、冲击、适应、认同、融入这一漫长的过程。”社会认同是实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经路径。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社会认同“内卷化”趋势的加强是两种力量“内外夹击”造成的：外部城市社会的排斥和内部共同体的自我“蜷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强烈的认同期望。所以社会认同的实现也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可、赞同，还必须包括外部城市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吸收、接纳。再深一步比如积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门槛，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体制性障碍；更深一步比如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接纳农民工，消除外来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就业权利、教育就学等方面的一系列待遇差别，实现外来人口相关权利的促进和保障……这样才能逐步从根源上消除“内卷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以积极健康的心态认同城市并融入城市。

城市适应过程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前提下，文化因素在这其中起着巨大作用。因为，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进城农民工的适应问题，对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世纪初，暴力伤医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热点问题。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败。正确解决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维护医疗服务市场正常的秩序和医患双方的利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体制等根源来讲，新医改为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带来了曙光。从2006年以来，医改基调已定，政府将承担基本医疗，并且公布了新医改的初步方案。此次新医改的指导思想为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寻找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医疗机制，解决医患关系紧张局面，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有关专家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加强医患沟通，是缓解医患摩擦的重要途径。医患沟通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三方共建、理解和信任；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管理机制，和医患关系的改进具有共同的基础；医患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对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予以尊重并使之充分享有。

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最主要的是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产生了社会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可以看到，医患矛盾的形成，既有患者及家属一方的误解、不理解，也确有个别医生医德、医术和责任心的问题，而医生一方的问题又与劳动强度过大、职业与技术的价值未能得到尊重和体现不无关系。

针对公众对于医疗结果的非理性期待，国家应该通过广泛的科普教育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在全社会形成“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不能包治百病”这样一个基本共识。

最后，大众媒体应该自省自律。2014年3月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201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门诊量是73亿人次，统计到的医疗纠纷是7万件左右。这个数据表明，医疗纠纷的比例低于十万分之一。可以说，医患纠纷不是医患关系的主流。

然而，有的媒体却对医患矛盾大肆渲染，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紧张感。采访中，巩守平、石践、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敏直教授都希望媒体多做正面报道，弘扬正能量，宣传医德高尚的先进典型，对不和谐事件不放大，冷静报道，以推动医患之间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