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是指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法律依据确立的一整套户口管理制度进行的，广泛深入改良的一项新举措。是继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解放”农民的革命。

2014年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不同的历程。

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公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对人口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社会变动”（社会身份）等事项的管制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户口管理条例，基本统一了全国城市的户口登记制度。

1955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的发布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户口登记的统计时间为每年一次。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奠定了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格局。

1964年8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出台，集中体现了该时期户口迁移的两个“严加限制”基本精神，即：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通知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1985年7月，《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城市暂住人口管理制度走向健全，同年9月，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颁布实施。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出台，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让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根据此通知，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落户。

2001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标志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通知规定，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规定，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2022年7月12日，发改委网站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形成于计划体制时代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当前社会健全发育的重大制度障碍。在人口大量流动的时代，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大量人口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这三类人口对所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但却难以全部享受理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另一方面，这些外来人口也多在其常住地政府的正常管理范围之外。城市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回避其对常住外来户籍人口的福利责任。但这一做法的后果，却是政府对公民的管理存在失灵。

从国民平权与政府有效管理两个角度看，现行户籍制度都应废除，转而建立以保障国民自由迁徙权为基本原则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这种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案，就是“以房管人”。但，这里的房，不是指“房产”。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白领和农民工就不可能在常住地获得户籍，改革就不过是有些城市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曾出台的政策：买房送户口。合乎平等原则的“以房管人”，其实就是以户籍随人转为基本原则，一个人常住某地，即可获得该地的户籍。

因此，理想的户籍制度是自动登记制度。一个人出生在某地，就自动登记为该地户籍。若其离开原有户籍登记地，进入另一个地方，不论是城市、乡村，居住一定时间，并准备长期居住下去，就应当获得本地户籍。当然，不论人口迁入对一个地方利大还是弊大，迁入地政府都可以设置户口登记标准，比如，欲登记为本地居民的迁入者在本地已连续居住两年或三年；有住房，不论是自有房产还是长期的房屋租赁合同；或者即便没住房，但有投亲靠友情形等。自动登记制度区别于如今户籍制度的关键在于，凡是合乎这些标准者，地方政府必须自动登记。现有户籍制度也设立了诸多入籍条款，却保留了审批制度，结果，不少合乎标准者依然不能登记为本地居民户口。

有专家解读“以房管人”制度时说：“户籍制度改革要考虑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像北京这种人才饱和的城市就暂时不适合放开。”这是大城市政府的普遍想法。但这种想法其实属于鸵鸟政策。即便不登记这些常住的外来人口为本地户籍，他们仍然居住在本地，使用着本地的公共品，比如地铁、道路、医院、水、电、气等。政府确实可以回避某些公共品供应责任，但同时，政府对他们也就没有完整的管理权，这意味着城市的治理秩序存在缺口，最终蒙受其害的还是城市政府与户籍人口。

共识充分，动力缺乏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是众多改革之中最为充分的，但改革幅度仍然很小，未见大规模起步。同时也是众多改革领域中，改革目标方向路径认识最不统一，被利益绑架最深，最缺乏改革动力的一个制度。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三年之内完成户籍制度改革，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95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中国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是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

户籍制度改革是继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解放”农民的革命。

弊端显著，革新声高

城乡户籍制度是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这一制度制定并形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同时也被认定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1、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城市关门”现象出现，抑制了劳动力、人才的自由流动。

2、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我国城市发展步伐缓慢，城市在户口管理制度保障下通过人口控制实现社会需求，使城市自我调节控制的功能弱化，市政及城市管理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3、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有数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打工，处于流动状态。然而，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

4、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5、不能对中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有籍无户，农村“空壳”现象较为突出。很多住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的居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却仍然是农业户口；同时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

6、户口管理使中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如果某人生活在非本人户口所在地，那么他将被视为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该地的各种福利，以及充足的就学和就业机会，这也是当前户口管理所受非议最多的方面。

目的明确，稳妥推进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并不在于放开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进行约束等问题上面，其着力点与突破方向应放在如何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而不造成新的社会冲突与群体对立。

如何革除其利益分配功能，而使其回归到仅仅作为对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必要手段，以及如何配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福利但不至于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这三个方面。

这三个问题处理好了，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才有可能彻底瓦解。

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还农民以迁徙的自由，给农民与城镇居民相等的权利，更重要的一点是使他们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赋予他们与城镇居民竞争的能力。

只有不断夯实经济基础、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素质与能力，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有可能使我国户籍制度以及由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2014年11月18日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全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会上强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遵循规律、积极稳妥，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坚持存量优先，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需求；坚持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增强集聚人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要以人为本、顺应民意，充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的意愿，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制度安排上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更多选择。

要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抓紧制定《居住证管理办法》，做好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农村产权、财力保障等相关领域改革的衔接。

所谓“户籍制度文化”，是长期户籍制度之下社会权益的不合理所形成的观念。农村孩子生来就是农村户口，进了城的农村居民是“跳了龙门”；即便是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也因着经济上的差距有着身份的差异。

比如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讲上海话有没有文化”的争论中，一部分人所谓“烧香赶走和尚”的论调即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在一些人看来，城市原住民才是城市的主人，所有外来者则是客人。客人不能抢了主人的饭碗，更不能抢主人的头衔“户口”。如此观点，凸显了自大与自闭，而对以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的城市而言，是不利于发展的。

一直以来，中国许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被看成“改革开放前沿”，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还有对内开放。对外寻找发展通道，对内谋求合作机遇，而户籍制度改革便是对内开放的一种。如何调整户籍制度下的利益格局，破除户籍制度背后的地方保护壁垒，冲破传统的“户籍制度文化”，是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使命。

大家也应该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一个大的趋势和一个大的方向是不可以逆势而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有助于人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切实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如果各地都自说自话，把各地户口当成奖励有才能人的奖品，把户籍改革弄成是让少数有能力的精英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城市户口，恐怕那和在户籍制度上实现真正平等的全世界都认同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人挪活、树挪死”，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桎梏的中国式流动，往往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迷失:从最初的“盲流”到“外来工”、“农民工”，在工不工、农不农之间，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犹如成为一片无根的浮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亲身感受了社会流动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但是具体在个体层面，这些流动的人员，却一直默默忍受着不合理户籍制度的束缚，而且也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最优化。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社会均衡发展。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而再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口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这样可上可下的流动，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其危害性就是轻微的冲击，都随时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崩盘。顺畅的人口流动能促进社会结构的不断地新陈代谢。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指出，加快户籍制改革不搞指标分配，不搞层层加码。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有序引导人口流向。

会议指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措施。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尊重群众意愿，不搞指标分配，不搞层层加码。要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有序引导人口流向。

会议强调，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政策制度改革。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由各地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功能互补，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集聚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创造有利条件。

意见中的最大亮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也将作古,今后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户口均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意见同时明确，将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

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意见》明确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政策措施和实现路径，要求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意见》指出，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

《意见》就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3方面11条具体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二是创新人口管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三是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扩大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

《意见》强调，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把握城镇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切实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防止急于求成、运动式推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抓紧出台具体改革措施并向社会公布，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经初步统计，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至少已有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南、吉林、江苏、江西、辽宁、青海、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新疆、云南等20个省区出台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对于改革目标，国版意见设定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大多数省份都在制定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时对此做出重申。

距离实现这一目标还剩下5年左右时间。按照既定目标，本轮户籍改革完成后，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将有望在城镇落户。

广东、广西、贵州等9省区已在各自制定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的落户任务，相加来看已超过5000万人。

此外，安徽等省还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实现目标，多设定为50%以上。其中，江苏省的目标最高：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覆盖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2%。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二者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身上，后者更能体现真实的城镇化水平。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

在各地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中，目前仅有河北、青海等地明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分别为45%和50%以上，符合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所提出的要求。江苏则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

不少省份户口迁移条件比国版更宽松

在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方面，国版意见提出实行差异化的迁移政策，针对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四个类别做出不同要求。

对照来看，不少省份的户口迁移条件比国版规定宽松。

对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落户条件，国版意见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分别为不得超过3年和5年，安徽省缩短到“不得超过1年”和“不得超过3年”。河南、黑龙江、河北也适当缩短了缴纳社保的年限。

国版意见要求“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但贵州省规定，中等城市与小城市、建制镇的落户限制同样全面放开。

此外，国版意见提出提高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的城镇落户率，吉林省进一步明确，这四类人群在全省各类城镇落户“不受稳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等限制”。

对于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国务院提出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在上述20个省区中，约有12地在实施意见中对此明确提及，特别是对省会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做出要求。

例如，云南省规定，合理确定昆明市主城区落户条件并推行积分制落户办法；河南省规定，省会城市要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福建省规定，福州市辖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要以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主要指标，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居住证制度成为“平权”载体

在国版意见发布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外界解读为“里程碑式的进步”。而在“地方版”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中，几乎所有地区都明确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学者更关心的是户口一元化后的平权问题,。盘古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此前表示，需要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即使形式上取消农业与非农界限，但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差距并没有取消。

为弥合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间的权益差距，国版意见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居住证制度。意见指出，要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上述20个省区普遍规定，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利。但从已颁布居住证管理办法的地区情况看，申办门槛、附加条件和可享受权益并不相同。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区还明确了随迁子女有在当地参加中高考的权利。

广西、四川、山西、辽宁、江西、江苏、吉林、湖南、贵州等地规定，结合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居住证持有人逐步享有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

新疆自治区的条件更为细致：随行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满4年以上、父母参加社会保险满3年为基本条件，逐步享有随行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

按照规划，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12年的52.6%提高到2020年的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12年的35.3%提高到2020年的45%左右。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到，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农民进城落户，除一线城市之外的中小城市的过剩库存将得到消化，房地产业将成为“户改”的受益者。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每年有1200万~1700万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一旦涉及到户籍改革，这些人可能成为将来的潜在购房群体。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可以有效促进购房的积极性。”

克尔瑞集团广州总经理梁永光认为，户籍改革制度对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有一定促进作用。“至于房价是否会上涨，部分取决于政府未来是否加大楼市的供应量。”资深地产评论员韩世同则认为，户籍改革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短期来说作用不会太明显。户籍改革会否最终释出购买力，需要出台一系列的配套细则，如农民进城当居民以后的谋生途径、教育医疗养老福利等，如果单单是户口转为居民而“有名无实”，那么农民进城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2日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报告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对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影响很小，落户门槛将更为严格。

报告指出，不同类型城市的落户政策所覆盖的流动人口规模差异很大。大约有4成的流动人口居住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户门槛不但不会下降，还可能更为严格，预计户籍制度改革对其影响很小；大约17%的流动人口居住在较大城市（300万—500万），落户限制将略为放宽，但仍然会比较严格，小部分高端流动人口将可能落户这些城市；大约3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大城市（100万—300万）和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将有较大程度放宽，居住在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将是最有可能落户城市的群体；大约10%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将完全没有落户限制。

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却与户籍改革政策相反，尽管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会逐渐放宽，但是居住在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明确表示愿意落户的人不足4成；在大城市居住的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稍高一些，也仅为45%左右；然而，在严格控制的特大城市的落户意愿最高，将近6成。流动人口愿意落户的城市执行的是较为严格的落户制度，而流动人口不太愿意落户的城市却执行较为宽松的落户制度，这可能使得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落户”的推动作用有限。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