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工作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是：它与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安置帮教、人民调解以及社区社会工作本质上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刑事执法活动中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作为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工作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而且是在社区中实施的刑事执法活动。

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其中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女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是重点对象。

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定位应该是一个目标、两个方面：一个目标就是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两个方面就是在非监禁状态下，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另一方面加强对犯罪人的帮助和服务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对应这一工作定位，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应主要放在“矫正犯罪人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避免其重新犯罪”上。

社区矫正工作虽然是行刑社会化和人性化的体现，但它毕竟包含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虽然惩罚的严厉性远远低于死刑和监禁刑，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惩罚功能。

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体现人性化，必须是根据犯罪人个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监督，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或承担必要经济责任，不能出现完全由着矫正对象的意愿行事或根本不考虑矫正对象实际的情况。

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做的首先不是简单地管理，而是对矫正对象提供特别帮助和服务，包括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

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

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

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矫正对象依然动辄违规或违法，就可酌情建议收监。

当然，对于矫正对象来说，教育和感化并非万能，因此思想改造也不可能百分百绝对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惩罚措施作为补充。实践中拉拢甚至腐蚀矫正人员、不服从矫正管理、拒绝做义工、拒不报告行踪的矫正对象已经出现，因此，除对严重违反矫正纪律和要求的矫正对象建议收监矫正外，对那些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还未重新犯罪的边缘对象，要及时制定惩罚措施。

我国《刑法》规定，依据人民法院判决的内容不同，刑罚分别由公安机关、监狱、人民法院执行。社区矫正工作从理论看应是刑罚的一种，但《刑法》没有正式法律予以明文规定。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通知），通知中对开展该项工作的内容、程序规定过于笼统，

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托管、送达和回执的方式、有关矫正档案资料没有详细说明，这些问题让基层单位在实践中不便于操作，造成有关单位之间工作互相扯皮、跨省市犯罪或流动人口犯罪的矫正对象脱管、矫正程序不统一的现象发生。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打折扣。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且没有固定的统一办公场所，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没有规定。相关法规规定财政部门的职责时，只提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要为矫正工作中交通费、通信费埋单，导致他们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的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司法所由三名以上人员组成，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在调研中发现，实际情况与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集体性质的干部和事业人员仍占一定的比例，一兼多职、安排非本职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

全国人大应适应社区矫正这个新事物，及时修改和补充《刑法》，增强社区矫正有关内容。应根据这两年的社区矫正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尽快地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设立固定办公地点，由上述部门合署办公，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

国家财政部应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规定》，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费用，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开展工作的难题。

司法行政部门是行政机关，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为避免法律空白而出现工作漏洞，为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全国人大在制定的《社区矫正法》中，应赋予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无故不参加矫正活动、脱管或违法对抗时，可以行使必要的强制管理手段，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一是进一步落实体制编制调整的有关规定。司法所行政和业务归口管理，增加编制，及时补充缺编人员，充实基层，明确司法所的工作职责。

二是制定和公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加强监督与制约，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加大对基层司法干警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