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差是中国唐宋元历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代徭税。相似于更赋、力庸。初兴于唐宋，但征收面不广，代役税之外仍有徭役。降至元代遂成正式赋税项目。征收内容有包银、俸钞、丝料、户钞。一般按户摊征，并视情况有所区别，其时，力役、职役仍与科差并征。

科差主要包括三项：丝料，包银，俸钞。

窝阔台汗灭金后，在1236年将北方原金统治区居民分封给诸王、贵族和功臣，规定居民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投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据郝经《河东罪言》，当时“诸道只纳十户四斤丝”，而平阳又改纳金，以至百姓穷困。郝经于1260年使宋，不久即被南宋囚禁。本文应当作于出使之前。很可能宪宗时期丝料已经有所增加。合计每户每年出丝料一斤六两四钱（按一斤十六两计算），称为二五户丝。其中交给各投下的称为五户丝。凡不曾分拨与各投下的居民，也要交一斤六两四钱丝，全数归官府收受。诸投下应得五户丝，原来可以直接派人去分封地征取，流弊极大。忽必烈即位后，下令二五户丝全部上缴国库，每岁令各投下差人到中书省验数关支。

金朝灭亡前后，河北、山东军阀林立，对人民肆意掠夺，赋税名目极多，毫无限制。真定军阀史氏对此加以改革，将各项赋税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称为包银。以后其它各地军阀也相继施行。1251年，蒙古国定汉地包银额为每户六两，各地地方长官提出异议，改为四两，并许一半折输他物。忽必烈即位后，推行钞法。包银改为以钞输纳，每户钞四两。当时发行的中统钞二两（贯）同白银一两，所以实际上比原额减低了一半。元代纸币不断贬值，政府根据白银与纸币比值的变化而对包银额加以调整。延佑七年（1320）又在江南征收包银，对象是商人和回回人户，每户银二两，折合至元钞十贯（等于中统钞五十贯）。可以推知北方包银也应改为同样数额。江南包银在至治二年（1322）即停征。

蒙古政权统治下各级官吏并无俸禄，都以克剥人民为事。忽必烈即位后，始定官吏俸禄。至元四年（1267），令缴纳包银的民户每四两增纳中统钞一两，称为俸钞，专作官吏俸禄之用。俸钞实际上是包银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记载只说科差包括丝料，包银两项。

民户中根据交纳科差种类、数量的区别和隶属关系的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名目。在各类户中，包银、丝料“俱各验贫富品答均科”。也就是说，每户的定额只是一个平均数，实际上则是按各户贫富不等、户等高低而分别摊派不同的数额。据至元四年统计，科差所入丝一百零九万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钞七万八千一百二十六锭（一锭五十两）。

窝阔台汗在1236年曾宣布“依仿唐租庸调之法”，来制定赋税制度。元代有人说：“包银，谓民纳钞。包以充差发，即古之庸也。丝线，亦差发，古之调也。”所谓“依仿唐租庸调之法”，只是一种强行的比附。实际上丝料、包银之设，与庸、调无论是设立的缘起、还是计征的方法，都有很大不同。且包银更不是在太宗时、而是要到宪宗时候才正式定制。另一项赋税名目元代北方税粮，既有按地亩征收、也有按人丁征收。这是宋、金以来北方两税法在蒙初特殊环境下调整后的结果。但唐代租庸调以人丁为本，元代的科差则以户为本（税粮仍以人丁为本），而且收丝不收布，反映了北方家庭养蚕业的发达，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