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结社，亦称秘密社会（英语：Secret society）或地下社会（英语：Underground society），如果从字面上解释的话，顾名思义，是指那些内部结构、信仰仪式鲜为外部所知的组织。

关于民间秘密结社的历史叙述，基本上都是“他者”（other）书写的产物，因此易被称为邪教、会匪、教匪等等。在官方叙述中，不同结社被固有名词所框定，被匀质化的名词来表示，如此一来，看不到不同结社内部的差异。“秘密结社”在英文表述中有两个词，早期是“secret association”，后来的通行用法是“secret society”。

在中国官方文书中，对秘密结社的称呼是会匪、教匪等。“秘密”和“结社”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是十九世纪的事情，它有两个来源，一是传教士，即1830年代在东南亚活动的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米怜（Dr. Milne）。米怜发现，马六甲华人群体中存在着自称“公司”的组织，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有不为外人所知的仪式，在他看来，像西方的共济会，就称之为“secret association”，即秘密协会。不过，这个词后来没流传下来，“secret society”——秘密结社是更为流行的用法。“secret society”这个词后来又派生出“secret sect”，即秘密教派。“sect”一词源于拉丁语secta，本义为学派、党派、说教等，有“切断”之意，它在基督教语境里是指从教会（church）中分离出来的团体，新教就是“sect”。所以，用“secret sect”时，一般指宗教性结社；用“secret society”时，一般指互助性结社。

但是，秘密结社这个词进入中国，不是从传教士那儿来的，是译自日语。日本在描述中国民间结社时有两套话语，一个是沿用中国文书中的会匪、教匪等，另一个是十九世纪末用“秘密结社”翻译传教士文献中的“secret society”。日本人撰写的最有名的秘密结社文本是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在“秘密结社”进入中国语境前后，“秘密社会”也进来了。最早使用“秘密社会”一语的是欧榘甲。1901年，他在日本发表《新广东》，文中将兄弟结拜的会党和民间宗教教派统称为“秘密社会”、“私会”，并且将其定位为反体制的民间组织。欧榘甲把秘密结社的行为和革命党的行动勾连在了一起，反过来说，它把革命党的政治诉求和秘密结社中非常态化的、政治化的内容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元叙事”在平山周的书中定型。

秘密结社是历史上一些下层民众为了谋求精神寄托或生活帮助，在秘密状态下结成的各种名目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组织的一种行为。然而这些组织与当时的正统思想和主流社会秩序相对立，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异端或叛逆，遭到严厉镇压。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宣扬的口号或教义，在客观上迎合了下层群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每当阶级矛盾激化时，它们往往成为农民、游民或无产者和其他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也往往从事打架斗殴、绑架夺财或敛钱渔色等破坏正常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又往往被内部少数上层分子所控制、利用，成为其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所以，研究者一般使用“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这样的中性概念表述这类组织的存在状态。

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按照其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前者是用结拜异姓兄弟的方式建立组织，以江湖义气、帮规家法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维系内部团结；后者是用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组织，以被曲解、改造的儒、释、道三教教义、学说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工具。一些秘密社会组织曾在历史上发动或参与了反抗封建压迫、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也有危害社会治安和平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行为，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秘密会党逐渐演化为帮会，有的变成了黑社会；秘密教门则蜕变为会道门、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沦为落后、反动的组织。

事实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秘密会社以及他们历史的著作是西方人写作的。从19世纪中叶起，在东南亚（那里的华人秘密会社非常有势力）服务的殖民官员，以及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和记者就写作了一些有关秘密社会的著作和文章。大部分早期著作和当下认为是专业研究的著作多少有所不同，它们多由殖民机构里的官员兼学者的人写作的，这些人往往还负责华人社区的警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提供的材料在当代的历史学研究看来，和清朝官员留下的文献很类似，因为清朝官员也要负责制定对策并镇压秘密会社的。

中国的秘密社会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具有社会整合、精神归属、道德教化和健身强体等功能，能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吸引众多的群众加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近代工业出现后，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形式的初级阶段就是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这是当时能为统治阶级允许并切合工人实际的组织形式。但是这些组织形式都是来源于封建社会中手工业者、破产农民或游民阶层的团体，它们的宗旨、章程和活动方式也就必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与宗法等级思想、自私的行帮意识和狭隘的地域观念；尤其是它们的首领，很容易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收买和操纵，成为欺骗、分化和镇压工人的帮凶和走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着手组织领导工农运动，不可避免地遇到秘密结社这一社会问题。中共早期领导人不仅对秘密结社有清醒的认识和较为准确的判断，而且付诸行动。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时对有关农村秘密结社的策略极为明确，就是争夺这个力量的领导权，进而改造成为自己的力量。从文献梳理来看，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均不同程度地关注到秘密结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有力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以及某些政治思想观念的大体相似，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短暂的合作关系；又由于双方的本质和终极目标不同，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也存在着长期的对抗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好这种互动的关系，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解决了秘密社会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中共与秘密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常常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