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悦长（1911年-1961年5月1日），湖北省黄安（ 今红安） 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迪化（ 今乌鲁木齐） 军分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5月1日在北京逝世。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排长，独立师一团连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七八团政治委员，师医院政治委员，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新编第一团政治委员。1944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十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参谋长，副旅长。1948年任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新编第四旅旅长。1949年任第一野战军六军十七师师长。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及青化贬、蟠龙、宜川、扶眉、兰州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迪化（ 今乌鲁木齐） 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任第六军军长。1954年起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5月1日在北京逝世。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程悦长是红军九十三师医院的政委，当时医院只有两匹马，一匹是政委的，一匹是高级医生的。政委那匹马，自己从未骑过，都让给病号和小同志骑了。不仅如此，他还当马夫，他总是站在河边、桥边、路边，扶扶这个，拉拉那个，生怕病号和小同志掉下去了。

长征途中，他打了很多草鞋，除自己穿以外，大部分送给战士们穿。长征路上，他有一块羊皮，大家都说那是一件宝，白天可以披在身上，晚上可以垫在地上。他唯一的这件宝，也送给了一个红小鬼了。后来他又有一件狗皮大衣，也常盖在警卫员、文化教员、驾驶员的身上。仗打完了，全国解放了，程悦长担任六军十七师师长，有了一支美国造的派克笔，当时是很珍贵的，他又送给了他的部下杨庆余同志。并且说：“你年轻，要去兰空当空军，拿着它，好好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学文化。”警卫员从供给部给领来一条蚊帐，他也送给了他的部下程文斌（后任农六师副政委），他对程文斌说：“你要到戈壁滩上的苇湖丛中去开荒造田搞生产，那里蚊虫多，你带去，免得蚊子叮。”

部队是个革命大家庭，在十七师这个大家庭里，程悦长就像父母关心儿女一样关心战士。部队进疆以后，一部分进天山剿匪，一部分投入生产建设。田建基连长带领一个连队在甘州工（今一0三团）搞生产，头一年开荒造田生活艰苦，师长常看望大家，检查工作。开饭的时候，炊事员给程悦长端来一盘炒鸡蛋，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菜。师长问连长：“大家都吃炒鸡蛋吗？”田连长信口答道：“都吃都吃”。师长听后朝外走，到战士桌前一看，原来吃的是头茬苜蓿饭。师长疾步回来，很不满意地说；“田连长你平时不虚报军情，今天为什么说假话？”田连长无言答对，只好嘿嘿地笑。师长问：“连队有病号吗？”田连长再不敢说全假话，只好如实报告：“有两个。”“带我去看看。”程悦长将一盘鸡蛋分给了两个病号，程悦长和战士们一样吃的也是头茬苜蓿饭。

程悦长很关心战士的生活，可上级领导很关心程悦长的身体。1950年程悦长奉命带部队到奇台剿匪，奇台离迪化（乌鲁木齐）210公里，部队的养都要有迪化送去。新疆刚解放，粮食奇缺，部队吃的大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列巴（类似烤饼），还要加些野菜。六军老首长罗元发深知程悦长在战争中曾经多次负伤，身体虚弱，对送给养的参谋长冯配岳说：“这50斤大米，是专给程悦长师长的，他身体不好，又是南方人，让他吃点稀饭。”给养运到了奇台，冯配岳向程悦长报告说：“部队给养运到了，还是列巴，有点大米是军首长专门分配给你的”。程悦长高兴地问：“大米有多少”？冯参谋长答道：“只有50斤。”“50斤也是军首长的一片心意，我很感激，但还是分给大家”。冯参谋长坚持说：“大米不能分，是军首长给你的。”稍停了停，程悦长突然向冯参谋长提出一个与大米不相干的问题。师长问：“参谋长，咱们部队进疆，路经酒泉，酒泉因何而得名，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参谋长一时弄不清他的意思，师长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回答，于是就说：“我也是听来的，不知对不对。据说汉朝有个大将名叫霍去病，因出征有功，汉武帝就给他赐御酒一坛，以表彰他的功绩。但酒少人多，分饮不过来，霍大将就把酒倒在泉内，与众士兵取泉水共饮，酒泉因此而得名”。师长笑着说：“你讲得好，一个封建王朝的将领，尚且能与士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道共产党部队里的一个师长，就不能与战士一起吃列巴，而要吃大米饭吗？”师长终于说服了参谋长，将50斤大米平均分给了各个单位。

程悦长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身上伤痕累累，流血流汗，操劳过度，艰苦的岁月耗尽了他的精力，最终身染疾病，不得已离开新疆到北京治疗。养病期间，他在医院病床上还给农六师赵予征政委写来了一封封关怀农六师，关怀干部战士的信。他在信中嘱咐道：“我们这些干部，上边一个命令，说走就调走了。可是跟随我们的那些老战士，他们是调不走的，要在边疆扎根，建设新疆一辈子，一定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帮他们建家立业，解决好他们的婚姻问题，对他们负责到底。”

程悦长作战非常勇敢，智慧灵活机智，早在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他所在部队的排长在战场上牺牲了，人员伤亡较大，在紧急关头，他主动出击，带领战士冲锋，一举歼灭敌人一个机枪连，受到团的嘉奖，并由战士升为排长。

1937年，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程悦长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陈赓旅长领导下，任新一团团长期间，在反日寇九路进攻战役中，击毁汽车9辆，受到旅部嘉奖。1939年2月，程悦长率新一团参加了陈赓旅长指挥的香城固战斗。这一仗先由兄弟部队把日军引出，新一团伏击日军，战斗中新一团打得勇，冲得猛。程悦长带领指战员和敌人拼刺刀，歼灭200多个鬼子，烧毁8辆汽车，日军大队长被击毙。朱总司令嘉奖新一团为“模范青年团”的光荣称号，香城固是一场出色的平原歼灭战，受到刘伯承、宋任穷首长的高度评价，并作为光辉战例，载入了八路军的史册。

1944年，程悦长任延安边区新四旅十六团团长，承担着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5年，胡宗南部突然袭击夺取了我边区的主阵地爷台山。

中央军委作出了夺回爷台山的决定，由新四旅担任主攻。程悦长同志深知这一仗的重要性，面对胡宗南的进军，我们必须坚决还击，打出军威。战斗打响以后，敌人居高临下，又有坚固的御防工事，明碉加暗堡，火力很强，山下向山上进攻十分困难。樊文生同志是十六团二连连长，率领全连攻克了第一道防线，继续向二道防线冲击。敌人火力封锁很严，一颗手榴弹正好扔在他的面前，他滚进一块凹地，忽然发现有架电话机，再一看，程悦长团长就在他的面前，“团长，你的智慧所怎么设到敌人的鼻子底下了？”樊文生问团长，程悦长岿然不动，一对冒火的眼睛盯着敌人的碉堡：“一定要搞掉这个拦路虎，部队才能冲上去。”团长在前沿阵地，指战员们勇气倍增，两个战士冲上去炸掉了暗堡，部队顺利向爷台山发起了冲锋。战斗结束，战士们说：“团长，你太危险了！”程团长笑着说：“打攻击战，战斗越紧张，越激烈，指挥员越要站在第一线，这是我们部队的老规矩，否则部队哪来的战斗力。”

1948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老总的指挥下，继宜川大捷后，又攻克了宝鸡，直捣胡宗南的西北总补给站，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然而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部队教导旅，在屯子镇陷于敌人重围。我新四旅接到野司的命令，协同独一旅立即赶赴屯子镇解教导旅之围，这使敌人陷入我三个旅的夹击之中，战局十分有利。然而军事上往往回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狡诈的马步芳前来增援的两个旅又使我旅和独一旅反处在两敌夹击之中，此时已升为新四旅旅长的程悦长，深知抗击马步芳部队的重要性，情况再严重，处境再恶劣，也要保证总部的转移和彭总的安全，要解救友邻部队教导旅。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部队与马匪展开了白刃格斗，教导旅终于冲出了敌人的重围，彭总和总部也安全转移了，然而我们新四旅陷入了敌人重兵包围之中。

数次突击，都未能冲破敌人的包围。十六团组织了一个突击连，配了机枪和冲锋枪。程旅长从一个战士手里接过机枪，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我们不怕围困，就怕没有决死的精神，英勇顽强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只要我们不怕死，敌人就会给我们让路，我们是全旅的先锋，我们必须为部队杀开一条血路！同志们，跟我冲啊！

程旅长指挥突击连，一口气冲出了十几里，为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有的同志壮烈牺牲，也有不少同志突出了重围。然而旅部的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伤病员共250多人，却在一个一面是山，三面是沟的狭小阵地上又陷入敌人的包围。敌人对我围而不打，企图是很明显的，他们要强攻这个阵地，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认为把我们层层包围在里面，不困死也得饿死，不攻自垮，等着我们缴枪投降。入夜以后，骄横的敌人竟向我们喊起话来：“共军兄弟们听着，我们已经把你们层层包围了，谁也跑不了，赶快投降吧，”听到敌人的喊话，程旅长反而高兴起来，他说：“敌人以为我们走到绝路上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程旅长率领几个干部站到高地上进行全面侦查，天黑了，看到敌人点着火堆，横七竖八的在睡觉，程旅长又笑了：“睡吧，怕的是他们不睡。他睡他的觉，我走我的路。敌人在路口上架起了机枪，但在山这面悬崖陡壁是不会架机枪的。”于是决定集中裹腿布结成双股绳，从山崖上吊下去。

行动之前，组织一次佯攻，虚张声势，麻痹敌人，杀声很高，枪声激烈，让敌人误认为我们跑不了啦。一会儿战场寂静下来，篝火旁边敌人躺下水觉的越来越多。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趁着敌人睡得正香的时候，指战员们抓住300多米长的双股裹腿带绳，顺着悬崖攀壁而下。果然不出旅长所料，悬崖下敌人没有设防，连巡逻哨也没有。就这样，在旅长的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摆脱了敌人。

部队回到边区以后，六纵徐立清政委在党的扩大会上说：“新四旅支援屯子镇打得很英勇，有新四旅就有教导旅，没有新四旅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总部的安全转移，他们一直坚持到全军撤出以后才撤退。新四旅领导同志的风格高尚，值得全军学习。”

作家王玉胡曾于1951年写过一篇《艰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的专题报道，由《新疆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刊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50年初，部队进新疆不久，百废待兴，物资奇缺。程悦长的警卫员看到师长的被子又旧又破，外面补丁重叠，里面棉絮像蜂窝，向供应部反映了情况，帮他领了一床新被子。程悦长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警卫员：“小鬼，你犯了不小的错误。第一，你没有我的指示，自作主张领来一条被子；第二，你只知道为我着想，不知道为新疆各族人民着想。我们要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新新疆，但是缺乏奖金，怎么办？只有靠我们艰苦奋斗，才能解决。我们能为国家节省一条被子，就一定要节省。”于是命令警卫员，立即把被子送回供给部。

程悦长师长一贯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业，处处为祖国为人民着想。建国初期，解放军在新疆开展大生产运动，兴建各种工程，不少单位领导向程悦长要人要钱。程悦长总是耐心地说：“我们共和国刚成立，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一个穷摊子，哪里拿得出钱呢？要人主要靠本单位，人多必有能人，解放军战士中什么人才都有。没有钱怎么办？主要靠我们节衣缩食，发展生产。”他拿起自己补过多次的衣服说：“像这种磨穿了几个洞的军衣，补一补穿两年行不行？战士们原来一年发一套新的改为两年发一套，我们干部在办公室发一套可以穿三年或四年，还有这衣领，反过来这一块完全可以节省，下面这两个口袋也完全可以节省。别看一人只有一小块布，人多了就可以省下不少。”

程悦长师长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生活很简朴。冬天经常穿一件深蓝争的旧中山装，领子上已经磨破了，破了又补上，脚上穿的那双棉鞋已经好几个洞了，鞋头上露出了棉花，鞋跟上也磨了个洞，有人叫他扔了，可他却一点不嫌破旧，补了又穿，穿了又补。公家发给他的几套军服，他平时总是舍不得穿，把它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只有“五一”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或参加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一下。他的衣服本来就不多，加上他总不愿意做新衣服，也就越穿越破。他的一件衬衣已经破了好几处，还叫我给他补，我作为他的妻子，实在看不过去了说：“我这里还有几尺布票，买件衬衣吧！”他执意不肯说：“要尽量节约，共产党员要带头为国家克服困难，能不买就不买。”结果只好再把衣服补好继续穿。

程悦长师长，战争年代和战士同甘共苦，和平环境中生活仍然很俭朴。他刻苦学习，用旧报纸练毛笔字，写信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他用的肥皂盒破了也不买新的，他经常对我们家讲：“勤俭，是我们革命的传家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一定要继续和发扬下去。”

对勤俭节约，师长讲得很深刻，他说：“勤劳好似摇钱树，节省犹如聚宝盆。一天省一把，一年买匹马。勤能补拙，勤能养 廉，我们国家还很困难，我们领导干部更应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1952年，伊犁五十团团长樊文生，听说部队供销合作社来了几块苏联进口手表，想到程悦长在北疆千里战线指挥生产，剿匪，却一直没有手表，就和团里其他领导商议，决定从部队合作社拿一块手表送给程悦长。几天以后，程悦长托人退回手表，还给樊文生带来一封信，程悦长在信上说：“你和我都是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后来一起打鬼子，打蒋介石。你这次把合作社的手表送给我，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合作社是广大战士的合作社，是群众投资办的合作社，大家都入了股，手表是战士们的共同财产。我们的纪律规定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要拿群众一块表来送我，这还了得！你要记住，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任何时候我们共产党人都不能侵犯!”程悦长师长就是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1956年，组织上要程悦长（这时他已是六军军长了）到全国各地参观。他说：游山玩水我没有兴趣，让我回老家看看，我倒愿意。1957年组织上批准他回家探亲。其实他的老家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他的二哥半夜被国民党抓走枪杀了，大哥被还乡团砍头以后，尸体还被剁成一块一块的，摆在乡场上示众，他是带着对国民党反动派满腔的仇恨参加红军的。

程悦长特别思念家乡，思念他鬓发花白的母亲。两个哥哥被国民党杀害，父亲活活被气死，两个嫂子改嫁，老母亲带着两侄儿沿街乞讨，要饭度日……1949年家乡解放了，部队进入酒泉，程悦长接到83岁母亲的第一封信，知道两个侄儿已经成人，家乡生活好了。母亲没有提出让儿子回家看她，可是更增加了师长以老母亲的思念。到新疆以后，母亲来了第二封信。此时，程悦长担任北疆剿匪总指挥，在奇台一带剿匪。信寄到部队乌鲁木齐，政委袁学凯接到以后，请示组织批准部队给他老母亲寄去50元钱，还写了一封信给当地乡政府请予细心照顾。剿匪告一段落，程悦长回到乌鲁木齐知道以后，首先感谢领导的关心，但是坚决不要公家照顾这50元钱。他说：“我们全体部队指战员都有家，都要组织照顾，照顾得过来吗？”不久接到第三封信，他的母亲病故了。这对程悦长师长是多么不幸的消息！可是程悦长自己和家人悲痛，没有给领导和同志们讲，怕给组织增加麻烦。他暗暗借了两个参谋和警卫员的钱，再加上自己两个月的津贴，一共凑了1500元新疆币，用航空信寄回有去安葬母亲。这个消息终于被大家知道了，在师党代表大会上，师党委对程悦长廉洁奉公的作风，进行了表扬，消息传开，全师指战员都深深为这件事受到感动和教育。

程悦长自身非常俭朴，但对别人，对家乡毫不吝惜，当别人有困难时，总是尽力帮助解决。1953年，当他知道湖北家乡旱情很严重，那时他与我商量，把我俩9年积蓄的津贴全寄回家乡帮助困难户。

程悦长为了却思乡之情，1957年终于回了一趟家乡湖北红安。旧日的茅草不见了，只有住在侄儿的家里。侄儿一见叔叔回来了，还是一位将军，赶紧把自己刚结婚的新房腾出来，新床让给叔叔睡，新被子让给叔叔盖，自己搬到灶房里去住，谁知道当将军的叔叔与农民的叔叔毫无区别，说啥也不住他的新房，临时买了床网套，抱了几抱稻草，在灶房里打了个地铺睡下了。

程悦长是喝家乡的水长大的，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感到格外亲切。家乡的水映照过他们赤卫队的英姿，家乡的山林留下过赤卫队与白狗子进行斗争的足迹，他回到家乡，迫不及待地看望曾在农会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农协会员。凡是健在的，不管远近他都要一个一个地拜访。有一位曾经和他一起扛过梭标的老农会会员对他说：“你现在做了大官，当了将军了，还能想得起我们泥腿子，算是没有白喝家乡的水哟！”

程悦长回答说：“做官的，当将军的，要是忘了众乡亲，忘了老百姓，那他已是该罢官了，该撤职了。你们知道，我的一家几乎都让国民党杀绝了，我回家探亲探谁呢？就是为了探你们这些亲人啊！”将军不忘众乡亲，对乡亲们一往情深，将军对战士更是满怀深情。

回想爷台山一战，敌人严密封锁，进攻不可能没有牺牲。当我们攻下爷台山，押着一群群俘虏下山来的时候，程悦长团长却留在山上，他和联防军领导带着几个战士，亲自用水给壮烈牺牲的同志洗洗脸，擦擦身，他含泪向领导介绍牺牲的同志的姓名，参军的时间地点，在部队里的表现，他还情不自禁地喊出他们的外号，对死者都像活人一样说几句永别的话。事后，一些解放过来的战士感慨万分地说：“在国民党部队那边，当兵的死不如一条狗，到共产党部队这边，牺牲了当大官的还这样关心，家里人还能当革命烈士的亲属，死了也值得。”

1954年，程悦长因患脾脏肿大的病症，先在兰州医院检查，后到北京医院治疗，这是因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劳累过度，营养不足，流血过多造成的。新疆和平解放以后，组织上每次要他去休养，他坚决不干；在新疆剿匪平叛中，他又抱病参战；部队转业搞生产，他带头拉石头修和平渠，深入天山和准噶尔盆地进行勘察，直至实在不行了，才入院治疗。

脾脏肿大的病，不能过多走路行动，多走几步就会便血，因此，必须静卧休养。在北京住院进行会诊，最后确定必须把脾脏肿大部分切除，当时这种手术要到上海去做，还要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休养期间他与一块住院的一个12岁的小病号黄星交上了朋友，这个小鬼长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会背唐诗300首，会拉二胡，拉起“二泉映月”的曲子叫你听得病痛也能减三分。小不点下一手好棋，走一步看几步，他常和程军长下棋，下着下着，他会突然冒出一句“将军！我将你的军了！”

程悦长爱听他拉二胡，爱和他下象棋，小黄星爱听程悦长讲长征故事。一次黄星拉二胡突然晕倒，把二胡摔坏了，孩子伤心得直流泪。

经过一段时期休养，师长准备到上海开刀，临行前程悦长徒步到前门一家乐器店买了一把二胡赠送给了黄星。没有想到由于走路时间过长，运动量过大，程悦长回到医院后大出血，因此前往上海动手术推迟了两个月。一位护士对程悦长说：“首长为给黄星买一把二胡，多受两个月的痛苦，又流了几百毫升血，这是为什么？”程悦长笑着说：“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个人才，我喜欢他。小鬼长大后，说不定能成栋梁哩。”

程悦长一生驰骋疆场，在敌人面前心不慈，手不软，英勇善战。但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他像亲人一样关怀备至，倾注着无比深厚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