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Chinese tunic suit）是以孙中山先生为名的一种，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式学生服装（诘襟服）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立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

中山装是1925年4月广州革命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将他创导的制服命名的服装。

辛亥革命后，革命者面临着服装改制的问题，孙中山是中华民国大总统，经常出席重要的国务活动，会见外国使节，着装如何，关系到新生政权的礼仪和尊严。

孙中山曾认为：“西服虽好，不适应我国人民的生活，正式场合会见外宾有损国体。传统服式，形式陈旧，又与封建体制不易区别。”因此产生了设计制服的动机。

孙中山很早就留学美国，后去日本，接受西方教育期间，常穿学生服，革命活动中，也穿过西式军便服，日式学生服和西式军便服都是采用西服裁法制成的，结构和中式全然不同。中山装借鉴了这种裁法和结构，结合中国国情，改制成既带有军装风格又不失学者文雅的服装。

从最初的中山装形制到最后定型的正式中山装，前后经历了近20年。中山装不断地修改，逐渐区别于学生装和军便服。商人历来被视为重利轻义的群体，而侨居日本多年的“红帮裁缝”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明大义。

日本横滨是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聚集地，为躲避清政府追杀，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曾在此筹划成立同盟会，并争取当地华侨界的支持，其中就有服装行业的华侨。当孙中山第一次至横滨，就有服装行业的华侨参加接待工作，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和支持者。

在横滨期间，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经常去鄞县茅山人张方诚经营的“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并将创制新服装的想法告诉张方诚等服装界的华侨”。在这批“红帮裁缝”的鼎力支持下，由张方诚亲手缝制的中国第一款中山装在日本横滨问世了。

1905年，宁波红帮裁缝中的张方诚在日本为孙中山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为直翻领，胸前7粒纽扣。1916年，孙中山回国后，红帮裁缝王才运应孙中山之请，在此前的基础上，又多加改制，成为七纽、立领、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接近于新军军装。

前襟7粒纽扣改为5粒纽扣，以象征“五权宪法”；改上贴袋盖为倒山字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袖口4粒纽扣改为3粒，象征三民主义。

1924年后，中山装向民用和军服两方面分化发展，1928年基本定型。口袋不加褶，袖口不缀纽，门纽改成五粒，这种形制的中山装，在部队中演变成军官服，红军军服基本就是这一形制的简化。

在中国近代服装发展史上，“宁波帮裁缝”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宁波的“红帮裁缝”更是创下了辉煌的历史：第一款西服的缝制、第一件中山装的创制、第一部西服技术专著的编写、第一所西服工艺职业学校的创办，都凝聚了“红帮裁缝”这个群体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求实精神。以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第一件中山装的问世，更是中国服装史上里程碑式的变革，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外在表现，体现了国人思想意识由内而外的一种革新形式。

1928年3月，国民党内政部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次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

1929年4月，国民政府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制服用中山装。”就此，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

1935年，南京特别市政府规定“办公时间内一律穿着制服”，严厉“取缔奇装异服”，穿中山装，且质料“必须国货”。随后，江西省政府颁布《江西省公务员制服办法》，中山装成为全体公务员的统一着装，而且规定“制服质料，以本省土布或国货布匹为限”，“春秋两季灰色冬季藏青色”。同年，河南省政府规定，学校“男教职员，应一律着中山装”。

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从此，中山装正式成为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规定：“学校教职员服中山装为原则，但颜色式样须一律”；同时，学生也必须穿中山装，学生服装式样：“衣裤中山装”。为进一步引导规范人们的服装，国民政府又规定集团结婚的礼服为中山装。随着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集团结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中山装作为婚礼礼服，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强。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的《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第五条规定：“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不少地方的集团结婚也有此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得建国前存在的大部分服装种类逐渐从中国社会消失。在这个贫穷而节俭的年代，中山装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治要求，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中山装成为他们的正式服装，从而被称为“中山装时代”，这是中山装全社会普及的最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装和其他时装逐渐开始流行。虽然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朝鲜的领导人在出席国内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胡锦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徐利明、盛小云建议：应明确中山装为中国人的“正装”以体现“文化自信”，同时建议将中山装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16年2月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款式

中山装的样式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初基本成型，其基本形制是：立翻领、四个有笔架形袋盖的贴袋、袋盖上有纽扣， 前门襟有七粒纽扣、袖口有三粒扣、背部有腰带和开衩。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山装虽然在款式上有个别的变动，但总体变动不大，主要的改动就是把七粒扣改为五粒扣：后背取消腰带、开衩；上口袋有褶裥式的贴袋改为平贴袋。这些改变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后，中山装的形制基木稳定下来。中山装款式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局部变化，整体不变，并且由繁到简，结构更加清晰，线条简练滑顺。

做工

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

面料

对于面料的选用也有些不同，作为礼服用的中山装面料宜选用纯毛华达呢、驼丝锦、麦尔登、海军呢等。这些面料的特点是质地厚实，手感丰满，呢面平滑，光泽柔和，与中山装的款式风格相得益彰，使服装更显得沉稳庄重，而作为便服用的面料，可选择相对较灵活，可用棉布、卡其、华达呢、化纤织物以及混纺毛织物。

色彩

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

支流

1956年，服装设计师田阿桐受命为毛泽东制作服装，他想到了中山装。但由于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一般的中山装，难以很好地展示他的风采，必须作适当的改良。传统的中山装领子比较窄，田阿桐根据毛泽东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领袖的风采，大胆改进了原来的中山装。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衣服的前阔、后背做得略宽一些，中腰稍微收敛，衣服后片比前片加长一些，袖简稍稍提起，更显伟岸。这款衣服设计出来以后，毛泽东非常满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并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从那以后，只要在重大场合，毛泽东总是穿着这款中山装，国外就把这种改进的中山装称为“毛式中山装”。

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于了新的含义。立翻领（最早是立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

其一，衣服前脸四个兜各代表礼、义、廉、耻。

其二，门襟五粒纽扣代表立法、司法、行政、考试权，检察权，这就是五权分立。

其三，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

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在民国十八年制定民国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的优点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保暖护身，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其缺点是领口紧、卡脖子等。中山装可以凸显男人沉着老练、稳健大方的风格，增添一份儒雅之气。改良后的中山装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黑色、白色和灰色外，还有驼色、白色和蓝色等。在不同场合穿用，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一些。如果不是特别正式的场合，可以随意一些，中山装可以搭配亮色的衬衫，衬衫领可外露一些白色，但不宜露得太多。在穿着时，要注意由中山装所传递出的意蕴与其人生态度相吻合，要把风纪扣弥合，有人图一时的舒适而敞开领扣，这样会使自己在众人眼里显得不伦不类，有失风雅和严肃。

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

中山装对于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文化与情感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促成了中国传统袍式服装向西方短式服装的转型，改变了中国人“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服饰习惯，也改变了中国人对服装的审美习惯与实用标准。中山装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服装而流行全国，而且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装而深受国人喜爱。中山装是爱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满足了近代中国人意欲表达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鸣，这是中山装能够流行的真正社会思想基础。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是既体现民族性、又体现现代性的服装。与此同时，它成为国民的认同方式以及体现群体意识的符号，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正因为如此，中山装的推广与流行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相同步，而其内在民族主义特性与孙中山符号一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山装因此流行于民国时期。

中山装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中山装做为中国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它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

有关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流传甚广，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高中历史课堂甚至社会上流行的“常识”。但在薛伟强、汤文于2014年发表的《中山装“政治含义”考辨》一文中，作者基于民国时期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认为，没有证据支持孙中山或国民政府曾赋予中山装特殊的政治含义。而这种说法的最初起源是复旦大学夏林根提出的，他在1992年的《第一套中山装》一文中描述“纽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但并没有注明这种说法的来源。此后，《文化生活报》中一篇有关中山装来历的短文，在基本沿用中山装意含五权宪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民主义”“国之四维”这两个说法。形成了中山装完整的“三四五”故事，并迅速流传开来。因此，薛文认为“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

毛经文在2018年发表的《也析中山装的政治含义》一文中则认为，中山装虽没有“三民四维五权”等特殊政治意义，但也不若薛文所述中山装没有某些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山装具有以下几点政治象征意义：一是爱国的国货意义，中山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一般用国货中山布制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中山先生，才能起到缅怀和纪念孙先生作用。二是中山装在整齐、严肃、神圣、庄严的背后隐含着通过身体实践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隐性化规训，对政治要求的自觉认同。三是让每个国民党党员，都觉得党员应该穿着中山装，应通过统一着中山装来维护党内团结与凝聚革命力量。四是关联爱国，中山装成为革命、进步的代名词，穿着中山装就被定义为拥护革命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