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导演”主体是6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提出中国电影“丢掉戏剧的拐杖”，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结构，农村渐渐成为他们作品的中心题材，与第三代导演一起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第四代导演有理论有实践，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成就的一支导演力量。主要代表人物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郑洞天、谢飞、胡柄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于本正、颜学恕、黄蜀芹、杨延晋、王好为、王君正等。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创作的主力军是“第四代导演”。“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生构成的创作群体，还包括在同一时期自学成材的人。他们虽然学艺于六十年代，其艺术才华在1977年以后发挥出来。几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导演”，一旦冲出起跑线，便显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和持久的艺术后劲。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吸收新鲜的艺术经验，不懈地探索艺术的特性，承上启下，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电影。他们提出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注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和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第四代导演”有理论，有实践，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成就的一支导演力量。第四代导演寻找历史底蕴，更多地表现对历史和现实、对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交叉契合点的捕捉。在反映现实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看到历史与文化如何制约着、创造着影片中人物的行动。是真实化的纪实美学。

整个第四代的创作高潮是伴随着电影和戏剧分家的讨论和对历史的反思进行的，农村渐渐成为他们作品的中心题材，他们与第三代、第五代导演一起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张暖忻的《青春祭》、《沙鸥》，谢飞的《本命年》，张铮的《小花》，吴贻弓的《城南旧事》，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小街》，滕文骥的《生活的颤音》，黄蜀芹的《人鬼情》。

在“第四代导演”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

除上述导演外，郑洞天、谢飞、胡柄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于本正、颜学恕、黄蜀芹、杨延晋、王好为、王君正、张子恩、宋崇、丛连文等都以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陕西延安，1942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 学院，是第四代导演中最有成就和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其代表作品有《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和《黑骏马》 等。教师职业是谢飞与其他第四代导演的重要不同之一，也是他 的作品贯穿着严肃的哲理思考和人文精神的重要原因。他的电影受商业化倾向影响较少，娱乐因素很少，保持着一贯的严肃风格。谢飞电影的常见题材，是在大自然的慰藉下人性的复苏，人的心灵创伤和苦难的消解，生命意识和人格理想的重新振奋。谢飞电影中浓郁的民族意味和东方气质，正是他引起欧美电影界注目的原因之一。

1938年出生，浙江杭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影片，能够和谐地运用电影艺术语言，深入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情感，塑造了富有特色的人物，影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的历史感，饱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具有独特的创作构思和抒情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1980年与第二代导演吴永刚联合执导的《巴山夜雨》获1981年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城南旧事》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二届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和1984年第十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城南旧事》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个难以企及的范本。80年代中期以后，他还导演了《少爷的磨难》、《流亡大学》、《月随人归》、《我们的小花猫》、《姐姐》、《海之魂》、《阙里人家》等。其中《阙里人家》又一次让吴贻弓获得了最佳导演奖（1992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最佳导演奖）。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用自己的创作在电影中注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他的作品注重历史情感表达和现代道德话语呈现，鲜明地凸显了自觉创新意识，成功的实现了传统美学和现代电影语言的结合，形成了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吴贻弓继承先辈对诗的电影语言的探索成果，大量运用空镜头，使人物融入环境，环境渗透人物性格，营造气韵深远的意境。

1939年出生，广东番禺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代表作有《人·鬼·情》、《画魂》、《童年的朋友》、《青春万岁》、《嘿，弗兰克》、《我也有爸爸》等。黄蜀芹是一个不多产却力求艺术家，女性的身份注定她与生俱来的关怀取向：书写女性，关怀女性。《人·鬼·情》以虚实结合的形式描绘一位戏曲女演员坎坷的一生，其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相交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奠定了她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939年生于陕西三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先后做场记、 副导演、导演、厂长。1979年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崛起影坛，以独立执导《没有航标的河流》而受人注目。深厚的文学造诣、对电影艺术经验的深厚积累、浓重的民族情感、强烈的艺术责任感，成就了吴天明电影质朴而凝重的独特风格。《人生》、《老井》真实再现了中国北方贫瘠山村的生活风貌；《首席执行官》让人感受到他对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祖国的热切关注，对发展、前进的渴望和企盼；《变脸》、《非常爱情》则是对在商业狂潮中依然涌动的人间真情的倾情颂歌。吴天明以深沉、饱含忧患意识的目光观察生活，用艺术的手法去发现、弘扬美好的东西，在长期的电影实践中形成了自己浓郁的民族特色。

1941年出生，河南开封人。1963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表演系，1982年进北京电影学院编导进修班学习。1986年执导影片《血战台儿庄》，是国内首次表现国民党军队正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影片强调在纪实的风格中塑造出血肉兼备的人物，在战争影片史上取得了艺术的突破。1988年，他编导并出演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1989年，《大决战》摄制组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翟俊杰担任第五摄制组导演，真实地再现了决战之际国民党统帅部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的形象，再次证明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在第四代导演中，翟俊杰擅长导演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代表作有《大决战·辽沈战役》(上下)、《大决战·平津战役》(上下)、《大决战·淮海战役》(上下)、《金沙水拍》、《长征》等。

第一

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是中国第一代影人电影导演。我们也许还可以更准确地说是新中国第一代影人电影导演。

影人电影的概念是由香港大学中文系黄继持教授于1983年在一次会上提出提出来的。黄教授同时提出了三个概念：“戏人电影”、“文人电影”和“影人电影”。他把郑正秋等人的电影称之为“戏人电影”，原因是“受到文明戏与戏曲的巨大影响”。他把左翼文艺工作者编导的电影称之为“文人电影”，原因是“他们并非电影科班出身，以文人或话剧工作者进入电影，特别重视电影的文学性，强调主题思想，也发展出与此相应的一套‘现实主义手法’”。他把孙瑜的作品称之为“影人电影”，原因是他是“电影科班出身”。孙瑜192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戏剧，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编剧和导演，在纽约电影研究院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剪接等。1926年回国，成为最早出国学习电影专业者之一。但黄先生并不否认，孙瑜在30 年代受到‘文人电影’的强烈影响及和文人电影的密切关系。[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第四代电影是中国真正的影人电影，第一代影人电影。

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是60年代（从1960年到1969年不等）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其代表人物有吴贻弓（1960毕业）、王好为（1962毕业）、韦廉（1969毕业）、谢飞（1965毕业）、胡柄榴（1964毕业）、丁荫楠（1966毕业）、李前宽（1964毕业）、肖桂云（1965毕业）、郑洞天、黄蜀芹（1964毕业）、张暖忻（1962毕业）、滕文骥（1969毕业）等，正如罗艺军先生所说：“第四代群体有别于前三代的突出特征之一，他们是中国首批系统地学习电影专业知识的一代。”[②] 关于这一点，谢飞导演也指出：“我们第四代导演都是在文革前受过完整、严格的知识、道德、专业教育。”[③]也就是说，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系统地接受过电影高等专业教育的第一批人。当然，第四代导演作为一个群体还包括在同一时期自学成材的一些人，如黄健中、吴天明等，但学院派是主体。第四代展示艺术才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70年代后期。第四代导演虽然已近或已过不惑之年，但仍以其扎实的艺术实力、独特的思想风貌和持续的创作后劲，为发展和塑造中国电影的面貌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

第四代导演的创作对中国电影的贡献颇似美国新好莱坞电影对美国电影的贡献。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发端于60年代后半期的新好莱坞电影虽然提升了好莱坞电影的艺术品位，但并未使好莱坞走向真正的复兴。使好莱坞电影真正走向商业与艺术双重成功、再创辉煌盛世的，是70年代一批从电影学院毕业的青年导演。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在继承好莱坞类型电影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恰当地把握商业要求与个人艺术追求之间的微妙关系。[④]

第二

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通过其作品的整体风貌所显示出来的特点充分表明，第四代导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关于这一点，正如谢飞导演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与祖国同成长、同悲欢、同命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是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共有的特征。”[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第四代导演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第四代导演的作品虽然涉及题材广泛，风格特征各异，但都是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民族的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都是关心政治的，即使题材不涉及政治，内里也与政治有关。第四代在骨子里是关心政治的。第四代导演的先声夺人之作滕文骥导演的《生活的颤音》和杨延晋导演的《苦恼人的笑》、第四代导演在历史叙述（如影片《良家妇女》、《城南旧事》等）和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影片《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平津战役》、《大转折》等）创作方面取得成绩无不表明了这一点。

第三

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第四代导演之手和诗人情怀前所未有地被提升到诗意化和浪漫化的高度。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指明了这一点。罗艺军先生指明的是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作品的“诗电影”特征。李道新博士指出：“只有第四代导演始终以诗化历史的主体意识对待中国电影里的历史及其历史叙述，这是第四代导演或执意坚守或欲罢不能的选择，也是他们不同于任何一代中国电影人的独特气质。”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黄健中导演的《小花》，妹妹找哥哥，哥哥找妹妹，把一段风雨如晦的中国革命历史故事通过战争中的骨肉情、兄妹情、同志情的表现，呈现得如诗如画，把全国观众看的如痴如醉。谢飞导演的《我们的田野》也特别有代表性，把一段本来沉重的知青故事，表现的壮丽如诗。前面提到的《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平津战役》、《大转折》也是如此。

第四代导演的这三个特点，确实值得认真研究，值得在中国电影史上大书特书。其作品具有长远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