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谐论是19世纪中叶欧美一些国家中出现的一种否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它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和
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和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造成阶级对立，而是趋向阶级利益的调和。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巴师夏的《经济和谐》 (1850年) 和凯里的 《社会科学原理》(1857—1860年) 两本书中。凯里认为商品的价值反映人对自然支配的尺度，由再生产费用决定。而再生产费用是由生产中资本和劳动消耗所创造的收入——利润和工资构成的，于是，商品的价值就由利润与工资决定。
19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等国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传统的李嘉图学说不再适合维护社会和谐的需要，经济和谐论由此应运而生。19世纪中叶，凯里从宇宙的和谐秩序推论出经济分配规律的和谐性，指出
资本积累是经济和谐的首要因素，只要提高资本积累，随着社会总产值的增加，工人和
资本家的收入都会相应的共同提高。即凯里之后，巴师夏在《经济和谐》一书中，对经济和谐论作了系统的论证。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其根据产生于商品的交换，任何交换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相互服务的过程。这种以对等利益为基础的交换，使整个社会的分配保持了和谐性。土地所有者、
资本家、工人都分别通过提供服务，得到
地租、
利息和
工资；并且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自的收入也会同时增加。为此，在和谐的社会组织里，是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和谐论的科学性，在于它否认了社会的矛盾，否认了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而为
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法国的巴师夏和美国的凯里则创造了“经济和谐”论或“阶级利益和谐”论，指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赞美公平、公正、美妙的和谐社会。另外，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和凯里的阶级利益和谐论，对
制度和
工人阶级。
实际上，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正是现存
制度下经济、政治、社会矛盾明朗化、尖锐化的产物。自1825年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的
经济危机以来，几乎每隔7-10年，欧美各个国家就发生一次这样的危机，而每次经济危机又都必然引起工人运动的高涨。
制度的
基本经济规律，即
资本家阶级有
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的规律，是像凯里所说的，必然使社会状况达到进一步的平等，建立起普遍的和彻底的均衡，相反，它导致了社会的“两极积累”：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积累和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贫困积累。私人占有与
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经济制度。世界爆发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更具有破坏性的
经济危机。
在
欧洲1848年革命后的19世纪50-60年代，欧美各
国家仍然被周期性的
经济危机所困扰。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70年代初的
普法战争，是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因而紧接着就爆发了
巴黎公社革命。这是第一次真正的激进主义夺取政权的革命。
由此可知，世界并没有按照巴师夏和凯里所假想的规律走向和谐和美好，而是走向了战争。当20世纪初西方国家发展到发达国家阶段后，各国家之间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战争。历史发展的事实，无可争辩地宣告了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的荒谬性和彻底破产。只要
私有制存在，只要存在，就会有不公平存在，就不可能出现巴师夏和凯里等人所宣扬的那种“和谐”社会。只有到了乌托邦社会，即
私有制，消除社会矛盾，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在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我们应当坚持并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的公共
所有制，坚持
按贡献分配制度，坚持由国家和社会有计划地调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逐步缩小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从而为消灭阶级、实现社会平等、进入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国家建立之后，如果生产资料的
国有经济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空有其名，而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无节制地促使收入分配不公恶性膨胀再膨胀，放任无政府制度泛滥，不断扩大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那么，
社会矛盾就会丛生不断，并且日益尖锐化，社会绝无和谐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