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默顿·索洛（1924年8月23日-2023年12月21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美国经济学家，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罗伯特·默顿·索洛于1940年进入哈佛大学时，原本打算学习生物学和植物学，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这些学科并不合他的心意。在最后确定学习计划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42年，他加入美国军队，1945年8月退役。1945年重返哈佛大学，开始涉足经济专业。索洛于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哈佛硕士学位，1951年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

从1949年起，索洛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50年任统计学助教，1954年升为教授。他时常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定期讲演。在此期间，曾于1963—1964年应英剑桥大学之聘，出任马歇尔（Marshall）讲座的讲师；1968—1969年聘为牛津大学伊斯曼（George Eastman）讲座教授。

除教授外，索洛还在学术界和政界兼职。他1975—1980年担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后出任该银行董事会主席。在肯尼迪总统任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在约翰逊总统任内，任收入委员会主席。1968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1979年任会长。1973年至今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2023年12月21日，罗伯特·默顿·索洛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家中去世，享年99岁。

索洛主要因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对资本理论和增长理论的开拓性研究而著名，但是近年来，他也对宏观经济分析和非再生资源经济学做过可能不太决定性的贡献。他的众多的论文中的两篇：《对增长理论的贡献》（载于《经济学季刊》1956年2月号）和《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载于《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7年8月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并且他对增长理论的持续兴趣可以用他的中级教科书《增长理论：一种说明》（天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为证。

早年，索洛曾与多夫曼和萨缪尔森合写过《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58年），这本著作在五十年代后期为把战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介绍给年轻的经济学家而做出了大量努力。 《对增长理论的贡献》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充分就业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这很快导致了一系列对总生产函数的几乎无止境的估计，试图区分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增加与技术进步年龄结构来测度，新资本贷物比旧资本贷物被算作更多的资本。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索洛的开创性工作而称之为索洛模型 ，直到现在该模型仍然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被设定为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并且假设边际生产递减的一次齐次的总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储蓄率一定，技术进步为外生等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结论。虽然其众多苛刻的假设条件和得出的政府政策无效论使人感觉消极，但在哈罗德和多马的极其不稳定的刀锋增长模型一直让人们担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是不稳定的当时，索洛模型提出的增本主义模式的资本积累过程、从长期来讲将收敛于经济增长稳定状态（steady state）的这一结论，无疑是给关心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索洛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许多在此基础上的扩充模型被不断提出。例如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就是在索洛模型基础上考虑最优消费问题的一个崭新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基础理论。但是，这些模型基本上把技术进步视为某种外生的冲击，与80年代中後期产生的注重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或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形成鲜明对照。

《资本理论与收益率》（北荷兰出版社，1963年）是索洛的另一项成绩。在这部著作中，资本理论的许多古老难题被证明是错放了重点的例证：资本理论的重要问题并不是像经常认为的那样产自资本的测度（参阅琼·罗宾逊），而是资本的收益率是如何被决定的，这只取决于资本的名义价值，而不取决于资本的实际价值。此外，索洛也是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低贬主流经济学卡尔多观点的主要同盟者。

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索洛大部分研究重点放在了促进对经济增长机制理解的工作上。索洛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1）长期增长理论，特别是增长过程中的均衡条件、动态效率、单位资本收入增长的原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作用；（2）宏观经济理论，特别是对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的系统考察、失业的性质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以及存量与流量的作用、资本与利率理论。

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和埃弗塞·多马（Evsey David Domar）开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宏观经济学中，增长率的概念并不被重视。“在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好像总是在附近徘徊，但却很难被邀请出来。它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被当成一种事后思考”。哈罗德对于增长的看法，无论在概念的内涵方面、还是在实施的细节方面，都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发展学派突出了提高储蓄率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都反映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要旨。罗斯托和赖维斯把提高储蓄率当作经济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出现破除了资本积累被夸大了的作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研究美国经济增长为代表的，其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近30年。该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隐含规模收益不变）和外生技术进步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索洛模型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丹尼森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正因为该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故被称为“技术决定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差别。因此各国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而事实正与之相反，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

早期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共同点是，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在1957年索洛的著作中，技术进步被看成是增长模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他的模型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于是，索洛用外生的（即不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由于索洛的这种做法不能令人满意，几十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试图把索洛余数内生化。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索洛认为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但索洛认为这与他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指的只是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

有一次索洛曾听到斯特里顿（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奥肯法则的一些惯性现象。在索洛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人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索洛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通常的方法加以建构。

索洛认为，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索洛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索洛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必须先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观察与逻辑。

索洛认为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一位朋友曾经送给索洛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最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孤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上题“还不及你想象中忧郁的一半”。

主要著作包括：

1.《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年）；

2.《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1957）；

3.《增长理论：一个说明》（1969）；

4.《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1958年与多夫曼和萨缪尔森合著）；

5. 《资本理论与收益率》（1963）；

6.《美国失业的性质与原因》（1964）；

7. 《增长理论评注》（1969）。

除此之外，索洛还写了大量的论文。

1987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以表彰他在研究产生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据该委员会宣称，索洛的得奖是因为他在1956年提出了一个用以说明存量的增加是如何使人均产值增长的数学方程式，它可用来衡量各种生产因素对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根据这一方程式，国民经济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在那个阶段以后，经济增长将只取决于技术的进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认为，正是索洛的理论，使工业国家愿意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大学和科学研究事业，这些方面是促使经济发展的“突击队”。

鉴于罗伯特·索洛对增长理论做出的贡献，提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1987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索洛大部分研究重点放在了促进对经济增长机制理解的工作上。他由于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而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人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设立的用于表彰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中青年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