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坊（1916年2月—2000年1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士兵委员会主席、政治部士兵股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二纵队列青连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二纵队青年大队大队长、第八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九军团保卫局执行科长，红一军团保卫局第一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独立第四旅副旅长，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北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二〇四师师长，北平公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第二师师长，公安部队第二副参谋长兼公安部队高级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总指挥，北京市体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

1916年2月，罗文坊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乡（今永和镇）桥头村一个贫农家庭。

1927年，因家境贫寒，为了谋生，罗文坊离家到邻县一家布衣店当学徒，受尽了旧社会压迫与折磨。

1929年2月，罗文坊在江西兴国县参加红军，从此开始革命生涯，此后先在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教导队任学员。由于作战勇敢，训练刻苦，思想进步，罗文坊于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士兵委员会主席，任团政治部士兵股股长。

1930年2月，罗文坊随独立第四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任第二纵队列（宁）青（年）连政治指导员。此后，罗文坊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二纵队青年大队大队长、第八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此间，罗文坊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等战役战斗。

1931年5月，罗文坊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被组织选送到红军政治部高级训练班学习。

1932年，罗文坊毕业后调到军委保卫局，先后任侦察、检查、执行和预审主任科员，红一方面军特派员、总部特派员、办公厅巡视员等职。

1933年，罗文坊任红九军团保卫局执行科长。

1934年，罗文坊任红一军团保卫局第一科科长。此间，罗文坊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等战役战斗。10月，罗文坊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战斗。

1935年10月，罗文坊随部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1936年，罗文坊参加了第一次红军东征作战和山城堡战役，随后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作战方针，经常深入战场前沿，传达上级指示，了解部队情况，监视敌人动态，为上级首长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刻苦钻研保卫业务，思考问题周密，安排工作细致，多次单独执行首长的警卫任务，在极其艰苦和复杂的环境中，保卫了中央和军委首长及机关的安全，为做好红军时期的保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罗文坊从抗大毕业后调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任师政治部部员，参加了第二次红军东征作战和平型关战役等战役战斗。12月，罗文坊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参加了两次出击平汉线的作战等战役战斗。

1938年6月，罗文坊任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参加了冀中军区一至五次反围攻作战。他政治敏锐，头脑清醒，多次带领小分队出色完成锄奸任务，保持了部队的纯洁、稳定和高度统一。

1939年9月至1944年7月，罗文坊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此间，罗文坊参加了晋察冀军区历次反”扫荡”斗争。战斗中，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带领和指挥部队圆满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

1940年秋，在百团大战中，罗文坊带领工兵分队炸掉了井陉至娘子关间的地都大铁桥，并化装深入井陉煤矿，摸清敌情，为取得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伤作用。

1941年秋，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7万多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实施报复性的“铁壁合围”扫荡，晋察冀的领导机关陷入重围，情况万分危急。罗文坊奉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带领40余人的侦察分队及电台，机智灵活地吸引、调动和拖住了日军的进攻主力，保卫和掩护了领导机关的安全撤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为边区的反”扫荡”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4年8月，罗文坊任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开辟桑干河、挺进平绥路、收复阳高、直捣绥远、攻占凉城等战役战斗。他指挥果断，身先士卒，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为平绥路战役的胜利贡献了力量。此后，他调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罗文坊从八路军东进开辟中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五台山开始，到抗战胜利结束，一直坚持在华北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力量。

1945年6月，罗文坊任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四旅副旅长，率部参加了旨在反对国民党部队抢占战略要点的诸多战役战斗。

1946年3月，罗文坊任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丁莱夫）。8月2日，冀晋军区独立第一旅成立，旅长曾美，副旅长罗文坊。

1947年11月16日，北岳军区成立，罗文坊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武光）。12月，罗文坊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旅长（政委严庆堤），参与指挥了同蒲路战役、正太战役、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冀热察战役、察绥战役等战役战斗。

1949年2月，罗文坊任华北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二〇四师师长（政委严庆堤）。平津战役开始后，罗文坊参与指挥了北平和平解放等重大事件和战役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卓越功勋。8月，罗文坊任北平公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开国大典保卫工作。

1950年11月，罗文坊任公安部队第二师师长。

1952年12月，罗文坊任公安部队第二副参谋长兼公安部队高级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建国初期，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以加倍的疯狂到处进行破坏，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此，公安部队与公开和隐蔽的、凶狠残暴的、阴险狡猾的国内外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极其艰苦和复杂的条件下，他亲自参与组织和指挥了北京地区的剿灭土匪、平息暴乱、捕歼敌特、缉押罪犯、警卫中央领导和国家机关、守卫厂矿与铁路，维护城市治安，保卫重大集会和节日活动的安全等。他参与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公安部队的组建与轮战工作，并亲自参加了板门店谈判的警卫工作等。他为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的安定，保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新中国公安部队的早期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9月，罗文坊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8月，罗文坊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并任军区直属党委书记和两届军区党委委员，重点负责军区外事工作、直属队工作、京津卫戍工作、省军区工作、华北民兵工作和国庆阅兵的指挥工作等。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指导和帮助部队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在军区机关和部队有较高威望。他刻苦钻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使各项工作都有新的起色，取得了明显成绩。

1958年，罗文坊兼任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总指挥兼党委副书记。他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组织近十万建设大军，昼夜奋战，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同期，他还兼任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北京市爱卫会主任等职，为搞好首都建设贡献了力量。

1961年，罗文坊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1964年5月，罗文坊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文革”期间，罗文坊保护了大批老干部及家属子女。

1982年8月，罗文坊经中央军委批准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军队建设。

1988年7月，罗文坊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11月22日，罗文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1941年秋季，日寇对晋察冀边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八九千人，驻在阜平以北三十余里的雷部。日寇企图歼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蓄谋已久。这次大“扫荡”，由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出马，指挥着十万寇兵，矛头专门指向领导机关所在的北岳区而来的。先以部分兵力佯攻平西区，企图造成我军的错觉。接着，便对北岳区各个分区同时开始进攻，并采用了“铁壁合围”、“梳篦扫荡”、“对角清剿”等一系列的新战术。他们得意地称这种新战法为“向心扫荡”。敌人四五架飞机轮番不停地擦着山头低飞，周围的枪炮声也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很显然，敌人已确信我军处在他的合击圈里，也许认为他们的“圣战奇迹”立刻可以实现了。天已近黄昏，罗文坊走进一间低矮的小屋，聂荣臻司令员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正在商议着什么。“有什么新的情况吗？”聂司令员转过身来，像平时找罗文坊了解情况一样。聂司令员接着说：“边区领导机关在反‘扫荡’开始时，必须留在中心区，一方面要指挥全局，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各个分区部队跳出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从现在起，把拖住敌人的任务转交给你。当前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再让边区机关吸引敌人是有点不利了。敌人已经从军区的电台方位上侦听到我们的位置，他们就要对这个地区进行合击。因此，我们决定今天黄昏后向阜平以西的常家渠转移。”“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保证不会吃亏。”罗文坊一边说一边向首长们敬了个礼，一出小屋拔腿就往回跑。回到侦察科，罗文坊立刻按照聂司令员的指示，组织起五十几个人的一支小分队。入夜，边区各领导机关在聂司令员的指挥下，擦着段庄的南山脚，从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突围。罗文坊率领的小分队，同时也向着相反的方向出发。到了台峪，得悉最近的敌人是驻在大石门，罗文坊一边迅速向四周派出警戒，控制了道路和山口，一边把电台在台峪附近一个叫井儿沟的小庄上架起来，立即开始工作，用这个“空中目标”先拢住敌人。然后，罗文坊带领着其余的人向大石门后面的一座大山奔去。登上山顶一看，果然，山下的河滩上，敌人煮饭燃起的野火足有十里长。侦察队的刘文明副队长一见敌人如此嚣张，便对罗文坊说：“科长，让我领几个人去干他一家伙，煞煞他的凶气！”廖参谋也插话说：“对，再来个地面暴露，就有可能把鬼子的脖子全套住。“罗文坊觉得这些意见很有道理，就让他们两个带侦察排一部分人下山去袭扰敌人，并要他们造成一种企图突围的架势。如果敌人火力一展开，就立即回来。他们马上把侦察员们分成几个小组行动，转眼便消逝在黑暗里。不一会儿，燃烧着野火的河滩上，同时从几个地方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和喊杀声。顷刻间，只见密密麻麻的火堆旁人影乱窜，接着还传来日本兵惊慌失措的喊叫。一阵混乱过后，敌人的轻重机枪、步枪一齐扫射过来，掷弹筒弹也丁丁哐哐满山爆炸。刘副队长和廖参谋立刻又装作突围不成的样子，带领侦察员们迅速撤了回来。这一下，敌人把小分队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都捕捉到。9月2日天刚亮，好几架敌机便出现在台峪上空，轮番轰炸扫射。与此同时，鬼子的炮弹也纷纷向台峪飞来。一时，台峪和周围的大小山头、山沟、隘口，到处黑烟滚滚，炮声隆隆。下午，敌人的步兵也出现了。当他们快接近台峪村时，忽然又原地停了下来，构筑工事。一直沉默的廖参谋看着这些情形，幽默地说：“咱们成了参观团了，日本兵这场‘向心扫荡’的陆空联合演习，还蛮不错呢！”天已近黄昏，有一股日本兵忽然加快脚步跑在最前面，看样子是想独获首占台峪的大功。刘副队长带领一部分人迅速插到台峪，给抢先的敌人一个突然打击。等刘副队长他们完成任务返回来，小分队便乘着敌人惊魂未定，离开了台峪，继续东进。小分队向东走，日寇主力一部果然也跟上了。为了继续迷惑敌人，小分队除了不断架起电台向各方“联系”以外，还在沿途故意用许多不同的番号贴路标、号房子，有时还丢掉几张不关重要的废字纸。9月4日，小分队到了唐县的合家庄，马上派人到山顶找着那特别架设的秘密电话线，接上电话单机，一下便和常家渠附近的情报站叫通了，罗文坊随即和军区通了电话。从电话里，知道边区各领导机关这两天都安全地隐蔽在常家渠一带，他们白天不露烟火，不露行迹，使敌人无从觉察。9月5日，小分队到达唐河边上的一个村子，和第三军分区的司令部会合了，听军分区的首长说，敌人在那天合击台峪的同时，还合击了阜平县城。离开军分区司令部，9月6日，队伍忽然接到军区的电话说：边区领导机关为了便于指挥全区，决定要转移到沙河以南去机动。但是敌人一字长蛇阵摆在西大道上，阻挡着大队伍的行动。聂司令员要我们一面继续查清西大道上的敌情，随时报告，一面再设法牵动敌人，以便边区领导机关安全跨过西大道，向沙河南岸转移。接到指示，小分队立即把敌人的情况上报军区。同时，小分队决定继续把这根无形的绞索拉紧，迫使敌人确信我军区机关在唐县地区，让他掉过头来追小分队。电台又紧张地工作起来，军区向各地联络的呼号随着那个小服务员灵巧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传了出去。为了更有效地把敌人拖过来，罗文坊率小分队当天晚上即插到西大道上的党城附近活动。刚要接近公路，发现远处驶来一辆装甲汽车，刘副队长提议派人去把它炸掉。罗文坊考虑到这样做可造成一种声势，就答应了。几个侦察员立刻背着地雷跑向公路。装甲车走近了，只见它随着一阵火光和一声闷响，使歪倒在一边去了。炸了装甲车，同志们的劲头更大了，接着就把公路旁敌人的电线破坏了一大段，搅得周围据点的敌人到处在一阵阵地乱鸣枪开炮。小分队在公路上折腾了一气之后，又全都脱掉上身衣服，哗啦哗啦地徒涉过了沙河。过了河，为了让大家取取暖，也为了再对敌人制造一些虚张声势的气氛，罗文坊命令部队在沙滩上集合跑步。刘副队长还干脆领着喊起口令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由于小分队收容了一些人，这时队伍已增加到一百多人了，一百多人整齐而洪亮的喊声，在这夜深人静的河谷里回荡着。这是胜利的声音、骄傲的声音也是使敌人捉摸不透的声音。这声音，即使不能把西大道上的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至少也把敌人的注意力牢牢地牵到西大道的东部来了。就在敌人注意力分散的同时，我边区领导机关又在聂荣臻司令员的率领下，于9月7日晚从西大道的西部安全横渡沙河，转移到沙河以南的满山地区去了。尽管日寇十分狡猾，最终还是没发现我边区领导机关的行踪。冈村宁次费尽心机布置的“向心扫荡”新战术就这样破灭了。

1949年8月，罗文坊由罗瑞卿、李克农、陈赓推荐，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北京公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罗瑞卿直接领导下，率部与有关部队一起负责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工作。为保障开国大典的安全，中央领导亲自点名要罗文坊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因为他长期从事保卫工作，对付隐藏的特务分子比较有办法。那时，北平刚刚解放，秩序还没有安定下来，部分“军（国民党军）、警（原北平警察）、特（国民党特务）、宪（国民党宪兵）”分子隐藏起来了，使得北平的社会治安情况异常复杂。当时就有人放言：要在开国大典时炮打天安门！接受任务后，北京公安纵队及所属各团党委多次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安全保卫工作方案，给各级提出了具体的职责和任务。部队士气非常高昂，仅一个月时间，就抓捕了1000多名国民党“军、警、特、宪”分子，收容到天津茶店盐场严加看管起来，给开国大典得以顺利进行扫除了重大障碍。在警卫力量的分布上，采用点、线、面网式布置。北京公安纵队，下辖四个团，有近万人，罗文坊挑选最得力的二团，负责天安门广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其它几个团部署在各城区，分兵把守。当时城墙还没有拆，在九个城门上设置了固定哨，各街道设置流动哨。针对敌人要炮打天安门的传言，派部分兵力，控制了天安门周围的制高点，以及对面的正阳门等要害部位，并对周围进行了严密的检查、搜索，保证了这一地带的安全。开国大典前几天，每天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老总、彭真等视察城区的安全保卫工作，以确保安全情况悉数掌握。“我说这个‘九门提督’有办法吧。”周恩来总理在视察后，对罗文坊的工作很满意。10月1日上午，罗文坊乘着美式吉普车，对各值勤点检查一遍后，感到都能按要求各就各位，这才到了指挥部。下午是最紧张的时候，虽然一切安全保卫工作都已安排就序，但心里还是紧张怕出事。下午1点钟，他又对天安门周围的多处警戒目标进行了检查。大典开始后，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罗文坊和罗瑞卿同志就在主席身边不远处，当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响彻云霄。而罗文坊却丝毫没有因群众的激动，放松自己的警惕，始终观察着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和广场上的秩序，直到主席他们安全离开，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虽然战士们都很疲劳，但看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终于缔造了自己的共和国时，浑身的疲劳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兴奋和喜悦。开国大典之后，李克农在北京饭店专门为安全保卫人员设宴庆功，在会上周总理、李克农和一些老帅端着酒杯走到罗文坊面前时，有人说：来，跟“九门提督”（当时北京老城墙共有九门）干杯！一时间，笑声、碰杯声、赞许声充满了宴会厅。从那以后，“九门提督”的绰号就给叫起来了。以后，每逢罗文坊到军委开会，一些老帅们还风趣地喊他“九门提督。”安保工作，来不得一点马虎，出不得一点纰漏，一点小问题就是大事情，影响全国，甚至全世界，肩上担子可不轻。这要求组织者既要有耐心细致的工作精神，更要有大无畏的担当精神。

1958年1月31日正式成立了“驻京部队支持十三陵水库施工指挥部”。2月1日，罗文坊便带着指挥部的同志进驻水库工地。当时成立了由北京市委农工部部长赵凡同志任书记、昌平区部分领导任委员的“十三陵水库党委”，具体负责工程建设，归昌平区委代管，部队援建指挥部仅是十三陵水库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分支机构。北京的初春，天寒地冻，风沙不断。环境的恶劣和条件的艰苦给施工的组织展开带来了无数的阻力和困难。开工之初，由于没有完整的水文、地质资料和设计图纸，加之又是国内第一个尝试粘土斜墙坝建筑，建设经验相对匮乏，给开工之后的“边勘测、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带来了无数的难题与障碍。虽然人员从开工时的8000多人增加到了4月份的50000多人，在各援建部队均大大超额完成预定劳力日和土石方的情况下，截止4月底，在预计施工时间已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施工任务仅完成了原定计划的20%。如果不能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大坝主体工程，整个水库建设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危险。大约是4月20日前后，罗文坊和赵凡组织召开了军地双方水库建设形势分析会，并向水利部和北京市委汇报了工程进展情况。北京市委深感事态严重，随之召开了市委书记处会议，专题研究了工程建设，并向水利部和军区发出了增加援建人员的请求。与此同时，罗文坊专门赶到军区，向军区党委和杨成武、张南生、袁升平等首长进行了汇报。根据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精神和罗文坊所反映的情况，迅速增调水库修建力量。同时决定对水库建设组织领导机构进行调整，组织总指挥部，由罗文坊、赵凡分任总指挥、政治委员。5月8日，以赵凡、罗文坊和张俊士的名义向北京市委上报了“将原由昌平区委领导的十三陵水库党委加以扩大和改组，并改由市委直接领导”的正式请求。由此，十三陵水库建设正式由第一阶段的边勘探、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转入了从5月6至6月30日突击上坝落成阶段。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