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年1月29日～1944年12月30日），出生于法国克拉姆西，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特点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代表作品有《名人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1866年1月29日在法国勃艮第地区的克拉姆西出生。从小在谙熟音乐的母亲的熏陶下养成了对音乐的爱好。1880年，定居巴黎。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8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并开始与他崇拜的托尔斯泰通信。1889~1891年，在罗马的法国学校就读。此后多次去意大利、贝鲁特、比利时和荷兰等地旅游，收集创作素材。其后入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当研究生。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

1897年，罗曼·罗兰在《巴黎杂志》上发表第一部作品《圣路易》及上演他最初创作的两部悲剧《阿尔特》与《狼》。1899年发表《理性的胜利》。罗曼·罗兰早期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1901年，《丹东》首次在《半月刊》上发表。1902年，发表《七月十四日》。1903年罗兰为了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基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共称《名人传》。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04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一章发表在巴黎《半月刊》上。1905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前三章获得费米纳奖，取名为《幸福的生活》。1905年，奥朗道夫书店开始出版这部作品，与《半月刊》竞争。1892年，他与巴黎名教授勃莱亚之女克洛蒂尔特结婚，一位千金小姐，又是名交际花，爱上了一个穷书生，这在当时的社交界传为佳话。1901年，由于一介寒士的罗兰终究无法满足阔小姐出身的妻子的心意，两人便离了婚。离婚以后，他的创作活动改变了方向，倾注全力写作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曼·罗兰定居在日内瓦，他利用瑞士的中立国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他的立场受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人的指责。但他没有屈服。1914年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超然于纷争之上》。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1916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罗曼·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曼·罗兰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17年，罗曼·罗兰放弃国际红十字会奖的奖金和其他文学奖金。1918年，发表《阿格里让特城的恩培多克勒》。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悦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1922年~1937年，旅居瑞士的维尔奈夫。1922年，发表《战败者》。1924年，发表《甘地传》。1934年，罗曼·罗兰与一位俄国妇女玛丽·库达切娃再婚。1935年6月，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与斯大林见了面。1931年，发表《向过去告别》。1937年9月，罗曼·罗兰在故乡克拉木西小镇附近购买了一座房子，1938年5月底他从瑞士返回故乡定居。

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罗曼·罗兰本人被法西斯严密监视起来，1944年8月，纳粹败退，巴黎解放。他才又见到了光明。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回忆录《内心旅程》以及《环游世界》《贝吉传》等作品。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去世。享年78岁。1945年1月2日在他的故乡克拉姆西镇举行了宗教葬礼。

从1898年至1903年，他参加了“人民戏剧”运动，前期作品主要有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等剧本8部；

《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3部英雄传记；

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以及一系列反映其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暴力。害怕集体主义制度妨害个人“精神独立”等思想的论文。后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四部：《阿耐蒂和西勒维》（1922）《夏天》（1924）；

《母与子》（1927）《女预言家》（1933）和一系列散文、回忆录、论文等。特别是1931年，他发表了《向过去告别》。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巴黎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那种荒淫无耻、庸俗透顶和出卖灵魂的文学。罗兰果然十分痛恨这种文学，但也无力与它去作有效的斗争。他觉得只有拿起自己一支秃笔作为武器，通过革命的历史题材，去创作一些寓有深意的剧本，在他设想的“人民剧院”上演，才能使意志消沉的法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才能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去激发法兰西民族的复兴，这就是罗兰创作剧本的宗旨。本着这种宗旨，罗兰在十年中写下了十二个剧本。这些剧本当时都没有出版，只有个别剧本在小剧院上演过。它们失败了。十年的青春年华尽付东流。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统治法国文坛的是一些庸俗低级的作品，观众也习惯了这类作品。罗兰的剧本中不但没有色情，而且都是一些政治性的、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的主题。这当然无法满足颓废、消沉的法国一代观众的要求。

罗兰在自己的剧本中，究竟宣传了什么理想，什么精神呢？罗兰所处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上空游荡。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罗兰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就这一点说，罗兰当时是落后于他的时代的。作为脱离现实斗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对真理的探索，必然导致一些超阶级的内容。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罗兰一心向往的，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以及自由、公正、良心、意志、信仰等等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所以罗兰在1898年写成的《群狼》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祖国还是公正。罗兰在1899年写成的《理性的胜利》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自由，民族的利益还是超民族的理性的利益。罗兰在1902年写成的《总有一天》中，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良心，应当服从自己的祖国，还是自己的良心。如此等等。罗兰认为自己总是站在失败者一边。

1898年5月3日，罗兰的剧本《哀尔特》被搬上一个小剧院的舞台。半个月之后，该剧院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剧本《群狼》。但这一插曲没有挽救罗兰剧本创作失败的总的命运。罗兰后来在《广场上的集市》中痛快地加以鞭挞的巴黎文艺界，始终对他的剧本冷若冰霜。他不迎合庸俗的市民情趣，去写作一些时髦的题材，以求得到容易发表的机会。他只写激动他内心精神世界的作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为了名利而出卖灵魂。

罗兰写作英雄传记，为的是锻造自己，也为了给苦难中的不知名的兄弟们以安慰。“伟大的心灵宛如高山风暴冲击它们，乌云缠绕它们，可是在那儿，呼吸却比别处更加强有力。空气在那儿有一种纯净，能让心灵去掉污迹。”他的《贝多芬传》前言，犹如一面旗帜，“周围的空气令人压抑旧欧洲在闷热和污浊的气氛中窒息了。一种没有伟大的功利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精明的、待价而沽的自私自利中衰弱下去了。世界简直透不过气来让打开窗户吧！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吧。让呼吸英雄们的心灵吧。”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人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人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人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在《米开朗基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时代的千变万化，充满机遇，人们渴望成功，但却不想奋斗，要的是一夜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人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跻身不朽者之列。《名人传》也许会让人们清醒一些。

即使剧本失败，罗兰仍旧继续创作。不过他改变了创作形式，主要是写作他的《名人传》，所谓《名人传》，直译就是英雄传。在罗兰心目中，什么人是真正的英雄呢。罗兰说：“我所说的英雄，不是指那些靠自己的思想和威力而取得胜利的人。我所说的英雄，是指那些具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罗兰要歌颂的英雄，不是凯撒，不是拿破仑，而是贝多芬、米盖朗琪罗、托尔斯泰。那么罗兰写《名人传》的主旨是什么呢？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就是说，罗兰要用英雄们的伟大精神，来改造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的利己打算，用高尚的德操来拯救欧洲的堕落。

罗曼·罗兰所热衷的是表现自我精神探索的直接经验。以主人公人生遭际中的灵魂经历构建情节框架是他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诚如中国著名学者罗大冈所说，“伟大的心”和“真诚的艺术”是贯穿罗曼·罗兰创作道路始终的原则精神。尽管《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两部长篇巨著都展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但占着中心位置的都是主人公的情感律动和思想态势，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主人公的意识里面并内化成他们精神日臻完善的动力，社会生活背景又总是随着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张弛起伏而时显时隐。是人们惯常把这两部巨著统称为“思想小说”。

罗曼·罗兰的这种创作个性跟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等人注重表理客观世界外部形态的权威经验几乎背道而驰，跟斯丹达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内倾性的艺术风格也有着明显区别。他的小说“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约翰·克利斯朵夫〉定本序言》），讲述“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母与子〉初版序》）。心理分析和心态描写在这里不再是取决于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的第二性内容，而已经是处于首要的主导的位置的直接强烈表现。罗曼·罗兰的独到成功使一度风行的偏执于“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理论陷入了窘迫的困境。曾几何时，古希腊文论史上的“模仿自然”和“表现心灵”之争，被人推演成横亘古今、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把“模仿自然”尊奉为唯物主义进步思想的基点和现实主义创作的不二法门，把“表现心灵”贬斥为喻心主义反动观念的标志和非现实主义的共同要害。这种貌似严正的理论，不仅混淆了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文学的创作论的两者界域，而且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史有甚者，还会将现实主义窒息于狭窄收耳胡同里。

在正面性格的结构形式上，罗曼·罗兰的经验也是弥足珍贵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二十个不同的人”（罗曼·罗兰《哥拉·布勒尼翁》），罗曼、罗兰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多重性格的合成体。就数量言，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缺点几乎不少于优点，“我毫不隐藏地暴露了他的缺点与德行”。他鲁莽、笨拙、轻信和有些自鸣清高，脾气乖僻易怒，遇事手忙脚乱，思想不够灵活，生活不拘小节，还跟好些女性有过风流瓜葛。在安乃德身上，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女性的本能要求，她情怀炽热，容易钟情，先后爱上过好几个男人；她舐犊情深，为子的成长时喜时忧，对儿子的少年任性不胜痛心，儿子参与冒险行为后她不止一次地从梦中哭醒。

这种从多方面多角度描写而成的正面性格，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切合生活的本色形态，“把真实和伟大这两种特性调和、汇集、结合起来……创造出高于但又和一同生活的人物”（雨果《莎士比亚论》），使正面典型具备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罗曼·罗兰跟同时代的现代派作家们在多重性格的表现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现代派作家们出自人性不可知论的意念一味地描写人物的多重性格，从而导致了形象的涣散解体。罗曼.罗兰则是把握住了形象的正面性格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探索进取精神，任凭人物内心世界的多种因素在性格的运转过程中发生形形色色的变化，而始终如一的精神力量总是把历经百转千回的性格一直推进到崇高境界。这种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确定性原则的表现，开创了正面典型性格结构的典范。

罗曼·罗兰独创性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仁述而外，他还首创了长河小说（又称江河小说）的体裁和音乐小说的形式，引进了史诗、悲剧、抒情诗、哲理小说等多种表述方式。他的富有个性的小说艺术不仅领了风气之先，成为现实主义发展史上跨越世纪的里程碑，而且对曾经风行一时的现实主义研究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方式把现实主义抽象成一些概念系统，并演化出对号入座、固定划一的评价标准。如果它是科学，罗曼·罗兰岂不要被排斥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之外，这将是何等荒谬！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条重要艺术准则。罗曼·罗兰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约翰·克利斯朵夫〉献辞》），并且说：“不论克利斯朵夫、哥拉和安乃德有理没理，反正他们存在。生活本身就是一条不小的理由”（《〈母与子〉初版序》）。他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塑造完全来自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体验和积累，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的小说特点，常常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

罗曼·罗兰从创造或创造者的角度来言说音乐的，他真正关心的不是音乐作品的外在形式，不是音乐在听众那里产生的心理效应，而是在音乐家心中促成音乐来临的创造性力，关心的是音乐从虚无中诞生的过程。罗曼·罗兰的音乐家传记和音乐小说比其他音乐小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纠缠于各种浪漫传奇故事，而是在作品中展示音乐创造的秘密。《约翰·克利斯多夫》说的是发生在音乐家灵魂之中的故事。约翰·克利斯多夫从每一次的经历中吸取音乐的灵感，从无数的欢乐和痛苦中痛饮音乐的美酒，逐渐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化为一阂宏伟的交响乐。如同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直接地通向上帝，约翰·克利斯多夫作为最有人性者和创造的化身也被塑造为尘世的上帝。在约翰·克利斯多夫身上，罗曼·罗兰完成了对音乐的最高愈义的现象学还原。

当试图用语言“客观地”描述音乐时，困难就成倍地增加。这种描述实际上是企图用语言去转化、翻译、解释音乐。而任何转化翻译或解释都是有限度的。罗曼·罗兰曾经比较语言和音乐：

贝多芬常常竭力要把自己内，‘深处的感觉，把那种微妙的精神状态翻译成音乐，这是不能用文字解释得清楚的，但它又像文字那样确定——实际上.更为确定；因为文字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它能总结许多经验、而且能包含多种不同的意义。比之说话，音乐的表达能力和准确性，比文字要大上成百倍。由此可知，要表现特殊的情感和题材，不仅是音乐的权利，而且是音乐的义务。如果没有担当起这个义务，其结果将不成其为音乐——那简直什么东西也不是。

按照上面的文字，音乐的世界恰恰存在于抽象的语言文字之外：语言结束之后，音乐方才开始。确实，语言作为经验的结晶总是擅长言说一般之物，直接的经验却总是特殊的、具体的、新鲜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而后者正是艺术尤其是音乐的领域。如果一般的、日常的语言能够表达音乐之所表达，能够如实对等地翻译音乐，那么音乐可能就不再存在了。语言必定早已取音乐而代之。因为音乐相对来说只是少数专家精通的工具，而语言人人会说，语言对于广泛地交流的经验显然更加方便。退一步说，即使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音乐的表现效果，这种传达肯定也达不到完美无缺的地步，那么把这拙劣的替代品拿来作甚？不能流动的水只是一潭死水。

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学问，通过一般意义的现象学还原之后，就应当对悬置所保留的领域做本质的描述。实际上，这两个步骤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因为“现象”或“音乐”并非一堆变化不定、杂乱无章的感觉复合体或无形式、无结构的质料，感觉质料由于意义的给予而被统一为一个对象。因而罗曼·罗兰的“感觉”、胡塞尔的“直观”，本身就是本质性的；在这种感觉和直观中，对象本身就是被构造或被创造的。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在这里是统一的。当然本质还原毕竟属于更高的层次，它是借助于所谓“变更”而实现的。打个比方，“变更”的机制好似让高水平的许多钢琴家演奏同一乐曲，不同的演奏使不变的本质得到一系列的显现。通过“想象力的自由变更”，得以把握变中的不变，直观对象的本质；而通过本质还原，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结构、层次和意义的现象系列，一个无穷的可能系统。罗兰甚至也有类似这种本质系统的文学描述：

忽然声音来了：有些是沉粉的，有些是尖锐的，有些是当当的响若，有些是低低的吼着。孩子一个又一个的听上老丰天，听它们低下去，没有了；它们有扣田玲里的钟声，奴奴荡荡，随看风吹过来又吹远去；细听之下，远远的还有的不同的声音交错回旋，仿佛羽虫飞舜；它们好像在那儿叫你，引你到遥远的地方……愈趁愈远，直到那神秘的一角，它们理进去了，沉下去了……这才消灭了！……吸！不！它们还在喃喃细语呢……还在轻轻的拍着翅膀呢……这一切多么奇怪！。

圣·马丁教堂的大钟开始奏鸣：先是一个最高的音，孤零零的像一头哀鸣的鸟向天发问；接着响起第二个音，比前一个低三度，和高青的哀吟结合在一起；然后足及低的一个五度音，仿佛是时前两个青的荟复。三个音触成一片。在钟揍底下，那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蜂房里的合唱。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如劝。克利斯多夫屏着气，心里想：音乐家的音乐，和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一齐叫吼的音乐的海洋相比，真足多么可怜；这足歼兽，是音响的自由世界，决非由人类的聪明分门别奥，贴好标签，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世界所能比拟。他在这片无边无岸的音响中出神了……

当约翰·克利斯多夫洞察这个音响世界后，他就能够根据这个音响世界在自己的音乐中创造出无限丰富的音响效果。当然罗受·罗兰在这里使用了文学手法，根据现象学，这个音响世界的本质系统并不依赖于“教堂钟声”之类的经验事实，它在音乐家作曲的同时就已经无形地、“先天地”存在了。

罗曼·罗兰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首先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乌托邦思潮，尤其是泛神论者卢梭富于诗意的民主理想，再加上1789年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93年代表小资产者以及劳苦大众意识的资产阶级左翼山岳党垮台，右翼政党吉隆丹掌握政权以后，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罗曼·罗兰不知不觉地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阶级意识，天真地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看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自从青年时期以来，他怀着恢复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理想，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方向，希望能把这个口号变为实际行动。他认为这是振奋人心，复兴法兰西民族的关键问题。中年以后的罗兰，基本上仍旧怀着这种理想和热烈愿望，不过不再和青年时代一样，他想“振兴”的不再局限于法兰西祖国与欧洲，而是全世界，全人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道主义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而且，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阶级之中，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个人身上，人道主义的表现也不免大同小异，各有千秋。罗曼·罗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他同时期的资产阶级官僚、政客、商人、资本家，以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文人、记者的伪善的人道主义，也有深刻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虽然从思想体系上说，他们的人道主义都属于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范畴。

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宗教感情。罗曼·罗兰思想的三个重点，那就是宗教意识、真理的追求和博爱精神，简单说，就是“神”、“真”、“爱”三个字。这三方面互相联系，但也有主次之分。最主要、最根本的因素，他认为是“神”，也就是“上帝”。神的“灵光”无往而不在。宇宙万物，无非神灵显现。神的灵光反映在个人良心中，出现一个“爱”字.凡此种种，罗曼·罗兰皆深信不疑。作为艺术家，罗曼·罗兰从未单独提到一个“美”字舀他认为美是真和善的结晶。美是爱的反映；真是神的化身，文学艺术作品都应当以“真”为灵魂，“爱”为血肉，才能够有动人心魄的精神感召力。艺术不是单纯的形式美，不是单纯的技巧。在罗曼·罗兰回忆录《内心旅程》中有一段话发挥他的唯爱论：“对于天生是音乐家的我来说，毕生的努力在于将生命各种相反的因素，以及他们的规律，组成嘹亮的综合曲调。有两条原则：（一）真理……对自己要真诚；除开自己认为真诚的东西之外，不多说一个字，该说的也不少说一个字……（二）爱，人类爱；爱……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痛苦……同情的规律。我把这股奔腾的流水，合并在同一条河床里：爱与真理的合流。”

罗曼·罗兰十分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意识。因为他认为个人意识是神灵在个人心中的显现。个人意识的崇高目标是对“爱”与“真”的无休止的追求。这就是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紧密结合的原由。正和他的人道主义不能和资产阶级统治势力，也就是说上层资产阶级伪善阴险的人道主义相提并论一样，他的个人主义也不能和市侩式的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相提并论。他的个人主义目的不在于个人享受，不论物质享受或精神享受。他反对文学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认为那是一种供精神享受的奢侈品。罗曼·罗兰的个人主义强调依靠个人力量促进人类泛爱的实现，他的个人主义是他的乌托邦式的世界大同思想的组成部分。

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虚伪地宣传的“人权”、“人道主义”，事实上早已破产，这是无法否认，不容讳言的。凡尔赛政权对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战士以及巴黎的广大革命人民的血腥大屠杀，是资产阶级口头的人道主义彻底破产的铁证。西方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屠戮，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口头人道主义破产的铁证。为什么有些人看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破产”这个论断，表示极大的反感？难道我们必须卑躬屈节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辩护士吗？但是，把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虚伪阴险的人道主义和罗曼·罗兰的书生气的、天真的泛爱人道主义信念混为一谈，确实是不正确的。把罗曼·罗兰的书生气的人道主义言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上层的策略性的伪善人道主义破产的一个例证，确实是形而上学式的引申，是错误的论点。纠正这种错误的联系和引申，但是决不能同意全部推翻西方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之一的虚伪人道主义破产的论断。因为否定这个论断等于否定客观现实，而历史事实是不容否定，也无法否定的。

总而言之，对于罗曼·罗兰人道主义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一）从思想体系上说，罗曼·罗兰的唯心论的、主观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信念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范畴；（二）根据对具体事实的分析，罗曼·罗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口头的虚伪人道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追求真理和实行泛爱，后者的目的是卫护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三）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统治势力的关系显然表现为离心力的作用，而不是向心力的倾向：（四）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在他个人漫长和艰辛的进步过程中，起了一贯的促进作用，换言之，是他思想不断进步的积极因素之一。当然，这种人道主义的阶级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他思想进步的过程中起了消极的作用，但是他的人道主义的积极面对他思想进步过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而他的人道主义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

罗曼·罗兰一生贯穿人道主义思想。前期受托尔斯泰影响较深，主张全人类抽象的“爱”、以“英雄精神”对抗社会沦丧，文化堕落，提倡艺术为普通人服务。

20世纪30年代，罗曼·罗兰积极投身进步的政治活动，他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并出席巴黎保卫和平大会，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次世界大战，反对纳粹德国迫害季米特洛夫、呼吁苏联停止对知识分子的流放、乃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左翼作家的镇压等等，在维护正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罗曼·罗兰的作品也对人起到了指导作用，傅雷的少年经历及感染浪漫派文学，对他的情绪有极大影响，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游学期间，他先后到过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但是，傅雷的这种情绪很快就被罗曼·罗兰转移。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一本小书《贝多芬》，“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由此可见，这本小书的产生，是作家受到贝多芬精神影响的结果。罗曼·罗兰当时的状况，与此时的傅雷颇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烛照”，感动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罗曼·罗兰是王元化所喜爱的作家。王元化青年时代所写的这两篇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认识独到，见解高远，后收在1952年初版的作者文学评论集《向着真实》一书中。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确实是王元化的精神宝藏。据王元化的高足胡晓明教授介绍，直到王先生仙逝之前的那一年，还在请人读这本书。而且还在其夫人去世后，写过有关这本书最新的心得。日本学人相浦杲先生是深知王元化的，他说王先生对罗兰的认识一直没有变。这在王元化，是一种长期的人文生命的坚守。

在茨威格心目中，罗曼·罗兰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昨日的世界》写到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说：“我在他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茨威格还评价说：“诗歌、音乐、科学的三位一体与法、德、意文化三位一体的交融在罗兰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世界的良心”。

卢那察尔斯基称赞罗兰为：“和平主义教皇”。

他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评价为：“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在描写各种不同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