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峻（1869—1909），字雨岚，四川成都华阳人，1895年在京考中进士，1898年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任四川省高等学堂第一任校长，1903年初考察日本教育；1905年任川汉铁路公司总董，赴美考察铁路建设。1907年任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副总理，1908年任清政府驻川总理，负责全川铁路。著有诗文日记数十册，总编为《苍霞阁日记》。

胡峻是四川成都华阳人，1869年生。胡家是一个书香之家，受家庭熏陶，胡峻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字做文，显出特有的天赋。1891年，22岁的胡峻考中举人，四年后考中进士，并授翰林院编修 。

在这期间，胡峻结识了同为川人的刘光第、杨锐和乔树楠等人，京城里维新变法风生水起，胡峻深受影响，他暗下决心，要探求一条革新之路出来。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好友乔树楠冒死收敛了刘光第，胡峻很是震惊。这时候，他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1899年，胡峻怀着忧伤的心情离开了京城，回川奔丧，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胡峻的才能和学识早已为人所知，一回家就有官员登门来访，请他去主持少城书院，因守孝未满，胡峻婉言谢绝了。川内有许多学子都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慕名而来，“从游者不远千里而至。”胡峻乐在其中，干脆在家中开馆授徒，一时人来人往，盛极一时。

四川的高等学校是从鹿传霖开始的，1896年，鹿传霖任四川总督时，着手创办了四川中西学堂，这是四川高校的雏形。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要求各地自主兴办学堂，全国办学之风盛行。时任总督的奎俊将四川中西学堂和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合并在一起，创办了四川大学堂。同年12月，继任总督岑春煊又把学校改为四川省高等学堂，这是四川第一所最高学府，受总督和学政直接管理。岑春煊三次登门，请胡峻出任高等学堂第一任校长。胡峻为岑春煊的真情所打动，慨然答应。

胡峻很重视教育，他说：“一国之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而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痛恨科举制度埋没人才，他要办一个全新的学校。1903年初，胡峻正式走马上任，随即东渡日本考察。胡峻考察了日本的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和学科章程等，细致入微，用心研究；同时对日本的国力、民情等也详细了解。

几个月后，胡峻回到成都，他亲自编写学校的各类规则及各学科的章程，并请来日本人指点，买回仪器设备教具，建校舍等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一一操办。1903年11月，四川高等学堂开学，1904年3月举行开学典礼，胡峻成为四川高校第一任校长，川大后人称之为先总理。胡峻在当时就提出了“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的办学宗旨，这也显示出他的深远抱负。学校先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和革命家，如朱德、郭沫若、杨尚昆、李劼人等。

胡峻致力于振兴四川教育，在他的建议下，新任总督锡良又选送大批学生出国深造留学，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留学人数就达数千人。1906年，胡峻任全省学务公所议长，主持全省教育，他的办学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到1907年，四川全省共有学校7775所，占全国第二位，在校学生占全国第一，达到一个辉煌时期，这和胡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胡峻在办学的同时，也在关注着路权之争，此前就风闻向外国借款修路的事，他心里不免担忧。

锡良很看重胡峻的才能，胡是他施政的高级参谋，左膀右臂。凡有大事，锡良都要听取胡峻的意见。《胡君雨岚述行》中说：“总督锡公常询及川民疾苦及吏治得失，府君（胡峻）从容引说，无不尽其利害。”

1904年，锡良筹办川汉铁路公司，在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川汉铁路公司的牌子，请胡峻任公司总理，一切事宜都交给他处理。在制定章程的时候，胡峻首先一条就是杜绝外资，又在文庙街设铁道学堂，并兼任铁道学堂校长，培养铁路人才。鉴于筹集路款困难，胡峻向锡良建议，仿效湖南的办法，以租股为主，官股商股为辅。当时这一建议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锡良也犹豫不定，不知该如何办。胡峻对锡良一番长谈，分析利害关系，不让路权落入外国人之手，又要办起铁路，就非走这步不可，一旦路权落入他人之手，那将受制于人，贻害无穷。锡良恍然大悟，当即点头答应，1905年7月，川汉铁路改为官绅合办。

那时中国还没有修筑铁路的经验，没有可参照学习的样子，胡峻对锡良说：“兹事非游历考览，不足为功。”于是带人赴美考察铁路。在武汉，胡峻与张之洞争论川汉铁路的修建事宜，众多的人都难不住他，颇有几分舌战群臣的气势，最后，张之洞答应了鄂境铁路由川修建的事。胡峻到日本，对修铁路之事又遭到质疑，他 沉着镇定，一一作答。

如果说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那么在这之前由胡峻所主持的铁路学堂学生讨伐铁路国有的行为，则可视为保路运动的前奏。

胡峻从美国考察回来，途经日本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并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接触，这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北京，马上就有各部门争相挽留推举，胡峻一一推辞，匆匆回到成都。1907年3月，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终于完成了铁路公司的关键转制，胡峻出任副总理。

外国列强也深谙“铁路所到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的道理。迫于压力，清政府放出风来，准备把川汉铁路由官绅合办改为官办，以此转给外国人，这引起了学生、特别是铁路学堂学生的不满。锡良已调离，1907年6月，总督赵尔丰放出狠话，张榜告示，下令学生不准干预路政，并派兵对进步学生进行镇压，这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慨，由此也埋下了保路运动的火星。胡峻目睹此情，不免愤然，他以自己的身份，保护了一大批学生。

1907年秋，熊克武、曹笃等人在成都密谋，准备在省城官员为西太后祝寿之机，杀了清朝大员，举行起义，张培爵等更是组织学生“借清太后寿辰，尽殄同城诸吏”。但事机不密而失败，华阳知县王剡大肆搜捕革命党。胡峻正在高等学堂，得到这个消息，急忙通知张培爵等40多个学生快走，而没来得及走脱的黄方、杨维、江永成等六人被捕，时称“六君子”。

官府按名册拿人，各校师生大多逃走，一时搞得人心惶惶，熊克武也在被缉拿之列。熊克武想要救黄方他们，但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河。通过廖平引荐，熊克武找到了胡峻，这个堪与总督平起平坐的人一定有办法。胡峻对官府的做法很是生气， 决定出手搭救。

他约上伍崧生等人直赴总督衙门面见赵尔丰，据理力争：“此次事件，牵扯学界，传闻大捕，人心惶惶，有碍教育。”赵尔丰十分清楚胡峻等人的分量，也害怕把事情弄大了不好收场，于是答应不再扩大，使得被捕的“六君子”免遭杀害。

川汉铁路经历了由官办到官绅合办，再到商办的复杂过程，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点燃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但胡峻这时已经看不到了。

胡峻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刚正无私，他行事严谨认真，就是在病发吐血的时候也从没放弃过自己的工作。

胡峻一直就有咯血的病，每一年都会发作，后来就越来越频繁了。他前往美国考察时，因路途遥远，锡良很担心，劝他要不暂缓起程？胡峻说：“我就是为众人牺牲了生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从东门乘船而去，锡良望着远去的船影不禁感叹。

胡峻才到万县，病又发作，吐血不止。随行劝他回去，胡峻还是不听，稍稍有了好转，马上又上路。在日本的时候，他的病又发作，随行的人很担心，胡峻站在海边，望着波涛滚滚的大海感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显示了他为修路不惜一死的决心。

从美国考察回来，胡峻同时还聘请了留美铁道工程技术人员陆耀庭和胡栋朝两人，一个人从成都往下勘察，一个人从宜昌往上勘察，然后再合而校正。1908年1月，清政府改派胡峻为驻川铁路总理，同时担负全川铁路、学务的重任，尽管这时他已病得不轻，但他毫不推辞，拖着病体为铁路事忙碌。

胡峻清廉到了苛求自己的地步，在铁路公司任职五年，从来没拿过半点薪水。考察美国时，政府所定的月薪500两，他没领一分一厘。不愿花国家的钱，为的就是修铁路。直到后来公司改为商办，他才勉强每月支取100两的车马费用。胡峻两次出国考察，负债高达3000两，直到去世都无力偿还。

胡峻带病在学务和公司两头奔忙。1908年秋天，赵尔丰设立咨议局筹办处，胡峻又出任协理，负责筹建咨议局的工作。1909年2月，他因咯血不止而病逝成都，年仅四十岁。临终之时，胡峻平静地对家人说：“室有藏书，可遗弟子；家无积财，不负川人。”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第一任总理胡峻（1869-1909）曾作为考察日本学制游历官到日本延聘教师，提出了“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其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的教育方针。

胡峻：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而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