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_中国现代作家 - 线报百科mbji.cn

舒芜

中国现代作家

舒芜（1922年7月2日—2009年8月18日），男，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

个人经历

舒芜出身于安徽桐城的书香门第，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曾得到胡风的大力扶植，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50年代，当时文坛一次次论战，著名人物纷纷表态，无一幸免。在这个过程中，舒芜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并层层转到最高领导人手中，由此，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从而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文字冤案。也正因此，舒芜被认为是可耻的叛卖者。对舒芜的评价和论争，从“文革”后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

胡风于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派别。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和朋友，1949年邀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但这里，党和政府还是把胡风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年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王：你在片子里有没有采访当年首先把胡风私人信件交出来的舒芜？　彭（纪录片《红日风暴》导演）：他拒绝采访。他蛮假的一个人，文字不错，人很聪明，但是虚伪。他比较功利，他当年巴结胡风的时候，那时候胡风是鲁迅死后的一个重要人物。但解放后就知道大势已过，已经没胡风的位置了。当然他也没想到把胡风的信交出去后胡风会这么惨。他后来也很悲惨，“文革”的时候他夫人被红卫兵拉着头发在地上拖。他不内疚，你去看他《回归五四》的书，都在为自己开脱，说刚解放的时候对毛泽东的热爱比较幼稚。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幼稚呢！他就迷惑大家，把自己等同于解放后刚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他之所以活到八十几岁活得很好，因为他灵魂没有叩问。

然而《文汇报》刘绪源在他发表在《读书》杂志2010第十期上的《思想者的知情意》一文中，对舒芜的人格做了充分肯定。他写道：一九九七年春，舒芜先生的《<回归五四>后序》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此文讲述了他一生的思想经历，对当年写作《论主观》的前因后果叙述甚详，与胡风的关系也说得十分清晰，最为可贵的，是把自己从解放前夕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转变过程解剖得相当深透。他理出了这样一条转变的主线：从外部看，是随着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看到时间越来越证明党的伟大，从而对自己与党内理论家们（如胡乔木）的分歧开始疑惑起来，正如胡风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他的回信中说：“嗣兴兄（即路翎）看过你底信，说你好像紧张了起来，急着想找教条救命似的。”从内部看，则是在参加国统区民主运动和解放初期的具体工作时，在群众运动的热潮中，革命激情升温，引发了对于过去在书斋里和小圈子里形成的思想的批判性思考，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自觉要求——当然事后冷静地看，那是把思想、文化、艺术全都与政治混为一谈了，是用现实政治的标准裁决一切思想和学术。从外部看，那可以解释为一种害怕，怕被胜利者算旧账，这是他人的判断，却也很可能是当事人的一种潜意识；从内部看，却是一种新生，一种充满希望地迎接新生活的积极姿态。舒芜没有回避这一切，把它们都写入《后序》中了。我以为，从这篇《后序》里，可以读出一个思想者的真实性格，那就是相信自己今日的思想力和判别力，对一切旧账都不含糊待之，而要一一反思清楚，并形诸文字。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既是一种天真，也是一种认真，而事实上，也是一种读书人的真诚。

到了他的晚年，思想又有了发展，他甚至对真理的有无也表示了怀疑，因为谁自认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左右他人，甚至左右一个民族，这是另一种“以理杀人”，不可不警惕。

成就与争议

上海《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与舒芜交往甚密，他认为在学术上舒芜至少在三方面成绩卓著。首先，解放后研究兴趣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古籍就是由舒芜参与整理出版；其次，退休后更多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对“五四”、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最后，作为一个书评家，舒芜先生把一些评论和理论艰涩的文章写得文笔优美，可以作为随笔和散文来读，他与老一辈学人季羡林、金克木等使得自五四以来开创的文体得到延续，形成了一种优美的文风，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少见。

但有人也指出舒芜在胡风事件中主动“反戈一击”，永远是其历史的尴尬。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

《彭小莲：因为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站立着》：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的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置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么，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须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届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组，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词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开地狱还有多远？

鲁迅文学馆（北京）馆长孙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抛开胡风事件，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舒芜应该是一位现代文学比较优秀的研究者，特别是他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成绩显著，但他认为舒芜晚年似乎并没有深刻反省过这件往事，甚至显得有所回避。

主要作品

挂剑集（杂文集）1947，海燕出版社

说梦录（杂文集）1982，古籍出版社

倾盖集（旧体诗词集）与王以铸等9人合集，1984，福建人民出版社

挂剑新集（杂文集）1985，花城

毋忘草（杂文集）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作人概观（论文）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

空白（散文集）1986，北岳出版社

书与现实（书评、序跋、读书随笔合集）1986，三联出版社

从秋水兼葭到春蚕蜡炬（论文集）1987，人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