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轿，也叫喜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一般装饰华丽，以红色来显示喜庆吉利，因此俗称大红花轿。

轿子原名“舆”，最早记载见司马迁的《史记》，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轿子了。晋六朝盛行肩舆，即用人抬的轿子。到后唐五代，始有“轿”之名。北宋时，轿子只供皇室使用。宋高宗赵构南渡临安（今杭州）时，废除乘轿的有关禁令，自此轿子发展到民间，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并日益普及。南宋孝宗皇帝为皇后制造了一种“龙肩舆”，上面装饰着四条走龙，用朱红漆的藤子编成坐椅、踏子和门窗，内有红罗茵褥、软屏夹幔，外有围幛和门帘、窗帘。这是最早的“彩舆”（即花轿）。

把轿子运用到娶亲上，最早见于宋代，后来才渐渐成为民俗。那时，待嫁的女方在家里打扮停当，凌晨，男方就会派来迎亲的鲜艳的大花轿，这叫“赶时辰”。据说当天如有几家同时娶亲，谁赶的时间早，将来谁就会幸福美满。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娶嫁篇》里有这方面的记述。这一习俗，在泰安市宁阳县沿汶河一带的村庄还十分盛行。

古代花轿的种类及样式繁多，因各地的习俗、贫富及主人的身份而略有不同。普通人娶亲用的一般是二人抬的花轿，罩轿子的帷子都选用大红色的彩绸，并绣有富贵花卉、 丹凤朝阳和百子图等吉祥图案，缀以金、银色，以烘托热闹喜庆气氛。家境富贵之户常用四人抬的大花轿，轿子的装扮与二人抬的相差无异。到清朝末年，在当时的上海等大城市，许多女子已不肯坐花轿，改用马车等车辆了。民国初期，由于从日本输入的人力车（俗称黄包车）比较轻便快捷，遂在民间广为使用，轿子逐渐被取代。

花轿有“硬衣式”和“软衣式”两种。硬衣式指花轿的全身都是木制结构，造型类似四方四角出檐的宝塔顶形。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比较流行。

软衣式花轿流行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它是在轿框的四周罩以红色的绫罗帷幕，这些红色的帷幕就叫做轿帏。

喜轿的轿帏有着极为鲜明的艺术风格，轿帏的选材非常讲究，一般都选用红色的绫罗绸缎等丝织品。上面刺绣的图案纹样一般都被赋予了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讲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轿帏上面一般都绣着“禧”字、金鱼闹荷花、丹凤朝阳、麒麟送子、富贵牡丹、事事如意等喜庆、吉祥的图案。织绣工艺极为精湛细腻，所绣的画面丰满而充实，图案非常生动、新颖。轿帏的材料和图案的颜色搭配一般都非常的鲜艳、热烈，明亮夺目的颜色烘托出婚礼喜庆热闹的气氛。

明朝崇祯年间的花轿用蓝绸作幔，四角悬桃红色彩球。后来开始采用红色刺绣、织锦，后来又有用大红纱绸满绣的。

花轿选材要求既轻又有耐力，一般选用香樟、梓木、银杏等木材，雕刻多是“八仙过海”、“麒麟送子”、“和合二仙”、“金龙彩凤”、“喜上眉梢”等喜庆吉祥的题材。花轿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采用了浮雕、透雕、贴金、涂银、朱漆等装饰手法，精美华丽，犹如一座黄金造就的佛龛。

花轿的主要用途是接新娘到丈夫家举行婚礼。新郎如果去迎亲，多为骑马伴随，有时也可乘坐蓝、绿甚至红色的小轿子跟随。但因为婚礼尚未举行，传统上新郎新娘这时候不会同乘一轿。花轿多为4人抬，有的时候加2人替换，或者在前后打伞、放鞭炮等。在新娘娘家起轿、新郎家下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有关的民俗仪式；但具体情况则因地域而不同。去娘家的路上，花轿一般不可以空着，而是坐一名男孩，称为压轿孩。

传统上，只有初嫁女子可坐花轿，寡妇再嫁最多是在普通子上扎些彩布或纸，称为彩轿。至于纳妾，有些地方可以坐花轿，有些地方不能坐轿或者坐其他的轿。但总的来说，旧时女性一生最多只坐一次花轿，因此是很有特殊意义的经历。

俗话说：“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确实，在传统的婚姻礼俗中，一顶花轿最称不可或缺的道具，由此衍生出上轿、起轿、喝轿、宿亲、翻镜、压街(颠轿)、落轿等一系列繁文缛礼，把整个送嫁迎娶活动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甚至直到一经结婚登记婚姻便受到法律保护，仍有许多新娘认为不坐轿车便算不上正式结婚——这种送亲轿车，照例打扮得花团锦簇，其实就是传统花轿的变体。

搜捡史书，用花轿迎娶新娘的礼俗，并非自古皆然。首先，“轿子”这种交通工具在生活中出现并正式在典籍中留下记载，已经是晚唐五代的事；其原型“檐子”(肩舆)的流行，至早也是初唐时代。在此以前，无论官民结婚，都用马拉车辇迎娶新娘。与此同时，唐宋两朝政府都颁布过禁止士庶乘坐檐子或轿子的禁令，而只许皇帝和经他特许的高官老臣使用。从《东京梦华录》、《五杂俎》等宋明人士所写的著作可以看出，大约自北宋中期起，开始有“花檐子”迎娶新妇的风气流行于汴京，到宋廷迁都江南后，花轿迎亲才蔚为社会性的时髦，其后一直传承下来。倘论人力简省、通行速度和费用开支，花轿显然不及车马来得方便，即论舒适和排场亦未必可比。缘此，从车马到花轿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便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一说此风源起于唐代北方士族违禁偷娶活动。东汉魏晋以来，士族大姓自恃门第高贵，儿女婚事一直在小圈子内进行，耻与异姓结亲。其中最称显贵而顽固的，要推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与博陵崔氏、陇西与赵郡李氏这七大望族。唐元稹《会真记》述张生向崔莺莺求婚，崔母自矜博陵望族而瞧不起对方门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唐高宗时，出身寒族的李义府官居宰相，欲为儿子在这七大望姓中娶个媳妇，竟到处碰壁。李相为此怀怨，便劝说皇帝下诏，禁止这七姓子女互相通婚。同时又派人重修《氏族志》，规定不论门第，凡得官五品者皆属士流。从此这七大高门自为婚姻以保持“血统”的门路断绝了。然而这些望族人家不甘受此束缚，照样偷偷地议婚论娶，只因不敢公然冒犯天子诏令，便取消了车马送亲、却扇吹奏等一应公开热闹的排场，改为天黑后弄一乘花纱遮蔽的“檐子”，把新娘抬到男家结婚。对此，唐高宗和唐文宗又追颁过禁止乘坐“檐子”的诏令，以免这些人家瞒天过海，但都有效一时，风头过后，又见卷土重来。中唐以后，“檐子”迎亲居然成了一种有身分的标志，连七姓之外的士流人家亦有贪慕虚荣而学样的。迨至宋朝，前朝禁令一概废除，“檐子”送嫁转为公开，又嫌其简陋，遂刻意装饰，俗称“花檐子”，日后再流变为花轿。从此，“花檐子”或花轿代表某种社会身分的观念深入人心，似乎非如此不能得到舆论的认同和尊重，而诸如纳妾收房、寡妇再嫁等婚姻活动不得乘坐花轿的禁忌，也由此衍生。

一说此风源自北宋理学家程颐对传统送嫁婚仪的改革。相传古代婚俗中，大夫以上嫁女有“反马”规矩，即女方用车马把新娘送至夫家，小夫妻过上一段日子(通常不少于三个月)后，倘相处和睦，夫家便留下车子，送还其马，叫“反(通返)马”。如果两人合不来，或因其他缘故导致婚姻难以维持，新娘便骑乘自家的马返归娘家，或等夫家甘言求和，或竟从此不回夫家，准备离异。这种风气，自先秦传至唐宋，可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嫁妇女的举止还是有一定自由的。

程颐和其兄程颢并称“二程”，都是理学宗师，认为婚姻当以终身夫妇才合“天理”，反对男子再娶女子再嫁。程颐晚年时，家里出了两件事，先是甥女出嫁未几，夫妻失和，骑马返归娘家；接着又是侄媳妇因丈夫暴卒，也骑着马一去不归，不久便改嫁他人。程颐受此刺激，一病不起，死前留下遗嘱：今后程家送嫁女儿，一概不用车马，男方须用“檐子”来迎娶，断绝“反马”之习；反之，程家娶亲，也照此办理，以此确保既嫁女子“从一而终”。程颐死后十多年，金兵内侵，中原骚乱，程家从洛阳迁居池阳，其后一直恪守祖训，所生女子，出嫁时一律坐“檐子”，夫死不归，“守节”终身。随着理学在南宋的兴盛，这种“从一而终”的观念渐为社会接受，“檐子”取代车马的迎亲习俗亦流行起来。其后果，一方面是嫁出的女子从此失去返归娘家的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在夫家的地位也有所巩固，俗谓“我是被你们家用花轿抬过来的”抗辩自卫之辞，就是以这种迎娶礼节为根据的。

还有一说，称此风源起宋高宗赵构的一场历险：宋室南渡之初，高宗往宁波流窜，途中遭金军拦截，冲出包围后，人已落单，惶恐间又被一片湖水挡住去路。眼看追兵将到，高宗准备投湖自尽。正巧，有个乡村姑娘在湖边浣纱，指着湖水对他说：“这里水浅，相公快快下去，只管仰起鼻孔透气，我自有办法搭救。”高宗依言下湖，待湖水没至颈部，把头仰起露出鼻孔在水面上吸气。那村姑旋将手上的白纱迎风一抖，撒向湖面，飘飘洒洒，正好把他全遮住了。金兵冲到湖边，四望不见高宗身影，喝问村姑是否见过高宗，村姑伸手胡乱指了一个方向，称高宗已经逃跑。金兵立即调转马头，朝着姑娘所指疾奔而去。待金兵走远，姑娘收起白纱，把高宗搀上岸来，带他回家去换了衣服，并找船将其送到对岸。时隔两年，宋高宗在临安(今杭州)站稳脚跟。随后便传旨宁波府，要求寻访那个有“救驾”大功的村姑，结果无人出头领功。高宗特下圣旨一道：今后凡是宁波女子出嫁，特许乘坐四人抬杠的轿子。四抬轿子正好是皇后所坐八抬鸾驾的一半规格，所以宁波人以后一直自夸他们的花轿是“半副鸾驾”。后来其他地方的人也学了样，这个风俗就此传了下来。所以迄今还有一些老辈人管新娘乘坐的花轿叫“四明轿子”，这是因为宁波别称“四明”的缘故。

上述诸说，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史料印证，但都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所以，新娘出嫁必坐花轿的真正原因，依旧是个待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