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是北宋的苏轼与南宋辛弃疾的并称。自晚唐“花间派”以来，词以婉约为正宗，诗庄词媚，几成定格。到了苏轼，才以豪健纵放之笔，创豪放一派，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获得了解放。

1、指汉苏建、苏武及辛武贤 、辛庆忌 。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 杜陵苏建 、 苏武 …… 狄道辛武贤 、 庆忌 ，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

2.苏轼与辛弃疾 的并称。

清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 稼轩 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

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 苏不如辛 ；气体之高， 辛不逮苏远矣。”

清 陈田 《明诗纪事丁签·陈霆》：“其豪迈激越，有苏 辛遗范。”

苏辛是北宋文学苏轼与南宋辛弃疾的并称。

二人同为豪放词派的代表，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曰：“宋各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

胡寅为向子諲《酒边词》作序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辛词热情洋溢，慷慨壮烈，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创造出瑰丽雄奇的艺术境界。辛词多不受音律束缚，发口中语，写胸中事，不少作品有散文化之嫌。（参“山东二安”条）

苏、辛词以豪放为主，但也有多种风格并存。所作婉约词，并不亚于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在词的发展史上，苏、辛起了重要而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习惯于将两宋词人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派系。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辛弃疾也是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他与苏轼齐名,史称“苏辛”。而在南宋豪放派的爱国主义词人中，诸如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以及后来的刘克庄、刘辰翁等，其中辛弃疾的成就，影响最大，成为词坛领袖人物。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世人称其为“苏东坡”。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父亲苏洵的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旧党。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自号稼轩，山东历城人。他出生时，金已亡北宋13年了，第二年，宋金“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辛氏祖上没有做大官或成大文人的，但“忠肝义胆，千载家谱”。毕竟时势造英雄，稼轩是在沦陷区百姓饥啼呼号的民族义愤的情绪中长大的，他的独立意志与民族自尊与日俱增。当1161年金主完颜亮举兵南侵时，年仅21岁的辛弃疾便在山东率两千余众起义抗金,而后加入农民领袖耿京部,任其“掌书记”。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辛为耿京谋策:只有与朝廷联合抗战，方可一举收复失地。耿从其谋,并令他奉表南归。在他完成使命北返途中，得知耿京被部下张安国暗杀而降金，他气愤填膺，飞身上马，率五十余骑直捣万马金营，在其庆功宴上，生缚叛贼张安国，金兵追之不及，他又发动张所部数万人“飞马渡江”，一路不眠不休，直趋皇帝行宫，献上战俘，斩张安国于市。这一壮举，轰动南宋朝野，打击了金兵气焰。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这一壮举，说明青年的辛弃疾就智勇双全，胆识过人，有不凡的军事才干。后来的实践说明，稼轩还是个“有干才、有作为的地方官”。如他任滁州知州时，使地处前线的滁州萧条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他任潭州知府和湖南安抚使时，建立了威震金兵的“飞虎军”。他还针对南宋朝廷内部一些对金屈膝言和而得势的人，连续进《美芹十论》、《九议》等，纵横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系统地批判了抗战必败的谬论,而且预见金国内必乱、不久必亡。稼轩坚决抗金复国的行为与意志,得到南宋有识之士的拥戴。刘克庄赞他的《十论》、《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奏，有权书衡论之风”；陆游诗称辛有管仲、萧何之才;镇江学者刘宰称辛有张良、诸葛亮之谋，寄之以抗金恢复的厚望。

然而南宋君臣羸弱，妥协求和、偏安享乐思潮，弥漫上下，统治朝政。稼轩虽有飞将军李广之勇，萧何、诸葛亮之谋，胸怀复国强民之志，竟不为当朝所识，不为当朝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多次遭谗毁和摈斥。在南渡后的45年里，只做过省以下的小官，又频频调动，没有时间施展政治抱负。而且两次被罢归达20年之久。但其报国之心，恢复之志,始终未减。他把词作为抒发壮怀和寄托悲愤的号角和武器，进行坚韧不拔的战斗。终于在他67岁那年，由于贫病交加，为人间留下620多首词，高喊“杀贼!杀贼!”含恨殁世。

“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的辛稼轩，本无意作词人。他的词是他生命意识的自然流淌。他将民族的命运，民众的呼声，以及自己全部生命理想都融人他壮美词篇。当代词史专家叶嘉莹先生说：“辛氏乃是一个能以英雄豪杰手段写词而却表现了词之曲折含蕴之特美的一位杰出的词人。”(《论辛弃疾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