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派是中国古代诗词学流派之一。出现于晚唐五代时期，产生于西蜀，得名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主要的词人还有孙光宪、李珣、牛希济。这一词派题材狭窄、情致单调。大都以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她们的离愁别恨。在这些词中描绘景物富丽、意象繁多、构图华美、刻画工细，能唤起读者视觉、听觉、嗅觉的美感。由于注重锤炼文字、音韵，形成了隐约迷离幽深的意境。对后世的文人词产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花间词诞生于晚唐五代，花间词派作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晚唐五代时，中国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相继出现了西蜀和南唐两个词坛中心。五代赵崇祚撰《花间词》，收集了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韦庄、和凝、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人的500首词作。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之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称为“花间派”。

花间派中“花间”两字出自花间词人张泌“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一句。纵观花间词派一十八位词人，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词风浮艳，多写情爱。大多数为所谓男词人写女性生活的“闺情”代言体。

唐末五代词派。因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主要词人有韦庄、牛希济、欧阳炯、鹿虔扆、李珣、牛峤等。“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但只继承了温词中偏于闺情、伤于柔弱、过于雕琢的“柔而软”的词风，多数作品尽力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辞藻艳丽、色彩华美，题材狭窄、内容空虚，缺乏意境的创造。其中也有少数作品能够脱去浓腻的脂粉气，具有较为开阔的生活内容。而以韦庄成就较高，牛希济、李珣、孙光宪、鹿虔扆、欧阳炯等人也有不同于花间派词风的佳作。“花间”词风直接影响了北宋词坛，直到清代“常州词派”。

花间词适应了它存在的环境。文学的本质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生活艺术化，唐代以后士大夫们在生活中总是喜欢在歌舞中寻求知音。词是歌的一部分。歌是娱乐生活的产物。娱宾遣兴是歌的基本功能。歌女是它的唱者，仕宦途中求取功名的士大夫是它的基本听众。来听歌的人是为了解脱感情的寂寞，不是来寄托爱国情怀、忧国忧民的感愤。因此，其歌词必然是有关个人情感、情景内容的。因此，良辰美景、男女恋情就必然是它的基本内容。伤感的情调、柔弱的情思、孤独的情话是它的基本旋律。词本来就定位在这种环境下，它体现了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因此，没有必要对它求全责备。从词的产生语境来看，花间词的面貌呈现的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在花间词中抒写最多的主题是绮情闺怨，其主要原因是花间词多为应歌而作。它适应了晚唐五代仕宦贵族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风气。它也因此提供了了解这个时代士人心态和社会心态的文本。花间词人往往预先有满足读者期待的创作心理，所以形成了与传统诗人不同的表现闺情的方式，在意象方面有独特之处。花间词在意象选择上充满浓郁的富艳气息，其共性是侧重表现富艳景物的盛衰变化，往往同时衬托着女性的孤独哀怨，这从侧面透露出士人对政权变迁无常的厌倦和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因此，花间词在抒情表现上以恻艳为主，创造出绮而怨的审美情趣，从而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当行本色。花间词多以“泪滴黄金缕”为意旨构词，它使花间词人可以按这个模式组织意象结构篇章，也使花间词创作具有模式化和抒情表现套路化的特点，这是花间词作为娱乐性艺术和消费艺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在这个方面预示着文学从士人的小圈子到世俗大众的走向。

所谓花间词派，因后蜀赵崇祚所选编的词集《花间集》得名。所选的18个作者中温庭筠、皇甫松为晚唐人，其余多数为五代西蜀文人包括流寓、游宦者。

花间词派的形成，自有温庭筠的开山作用，但衍为流派，风行一时，则还有它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原因。晚唐时局动荡，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梦死，狎妓宴饮，耽于声色犬马。正如欧阳炯《花间集序》中所述：“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花间词正是这种颓靡世风的产物。晚唐五代诗人的心态，已由拯世济时转为绮思艳情，而他们的才力在中唐诗歌的繁荣发展之后，也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把审美情趣由社会人生转向歌舞宴乐，专以深细婉曲的笔调，浓重艳丽的色彩写宫能感受、内心体验。而李贺、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人的部分诗歌，又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为花间词的创作提供了借鉴。词在晚唐五代便成了文人填写的、供君臣宴乐之间歌伎乐工演唱的曲子：“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戕，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同上）这就决定了花间词的题材和风格，以“绮罗香泽”为主。

当然，《花间集》中也有少数表现边塞生活和异域风情的词，如牛希济的《定西蕃》，表现塞外荒寒，征人梦苦，风格苍凉悲壮；李珣的《南乡子》、孙光宪的《风流子》，表现南国渔村的风俗人情，也较清疏质朴，如“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李珣《南乡子》之九）但这不能代表花间词的总体特征。在《花间集》中成就能与温庭筠比肩、而风格有所不同的是韦庄。

温庭筠

温庭筠(约812-870年)，本名歧，字飞卿，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世居太原，是晚唐著名的诗人、词家。也是当时作词最多，对后世长短句的发展影响极大的词人之一。

庭筠出身于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虽为唐初名声显赫的太原温氏后裔，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时，早是家道中落，衰微而已。他少年时代，即以善思敏悟。才华横溢而称著乡里。逮至长成，更是博闻强记，通晓音律，善为管弦，而且，尤以诗词文赋见长。世传，庭筠每入试，押官韵作赋，从不起草， “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得“温八吟”之号。曾经“八叉手而成八韵”，又别称“温八叉”。大约是因为其长相较为丑陋的缘故吧，所以时人亦有称他“温钟馗”的。

温庭筠虽然甚有才思，弱龄有志．然而，仕途却闭不得意。从28岁到35岁的八年之中，他屡屡应试，屡屡不第，尤其是最末一次应试，竟因恃才傲物，讥讽权贵，触犯上司，被诬为“有才无行”，再次名落孙山，以至于一生都未能得中进士。

大约是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的前后，温庭筠以善于诗词，被当朝宰相令狐绹选用为考功郎中，进入相国的书馆工作。有一次，令狐绹看到他填的一首《菩萨蛮》词很好，就假冒自己的名字把它进献给唐直宗，并再三嘱咐庭筠为其保密。但是，温庭筠非常鄙夷令孤绹的这种行为，很快便把此事宜捅出去，弄得堂堂相国尴尬异常，大失体面。又一次，宣宗赋诗，上句用了“金步摇”，但对句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来，遂令庭筠来对。庭筠立即以“玉条脱”应对，宣宗听罢非常满意。当时在旁的令狐相国不知温庭筠所对词语的出处，庭筠便告诉他典出《南华经》，竟很不客气地指出：“《南华经》是一部极普通的书，并非什么生僻著作，相国在公事之余，应读一点古籍才是。”他的这一番语带教训的批评，使令狐绹出乖露丑，遂把他忌恨在心。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庭筠替应试者提笔代劳，事发后，令狐绹便以他搅扰科场罪名，贬为隋县尉。此后，庭筠依附徐商，被任为巡官。在这段时间，他常与段成式、余知古、徐商等，往来唱和，吟诗作赋，度过他一生最愉快的几年。咸通七年(865年)，徐商攉升宰相，任庭筠为园子助教。然而，好景不长。是年秋试中他竭力赞赏推荐邵谒的文章，而邵谒之文以激切的育词揭斥了时政，温庭筠也因此被罢官。从此，他落魄江湖，四处飘流，几年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

在晚唐的诗人中，温庭筠声名鹊起，与李商隐齐名，史称“温李”；在晚唐的词家中，温庭筠填词最多，和著名的韦庄齐名。但是，他的诗作，无论思想境界，表述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远不能和李商隐相提并论。至于他的词，尽管存在着题材狭窄，用词轻艳的不足，但在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含蓄，声律的和谐等方面，都有自己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词在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着突出的贡献。半个世纪之后出现的花间词派，就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温庭筠的品行，历来毁誉参半。不过从他那些充满脂粉香泽，浓艳重抹，刻意描述女子体态、容貌的词作来看，他的生活确是比较轻浮，比较放荡。这必然会影响他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华，同时，也给后世的词人带来了不甚良好的影响。

【作者】吴世昌

“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

《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941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836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①]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不限于成都一地，他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应该说，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事，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②]

为什么较短的词称为小令？

这个“令”字起源甚古，颇有些来历。“令”是“酒令”的简称。“酒令”是古代宴会中的一种风俗。《史记·滑稽列传》的淳于髡说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的“执法”和“御史”就是执行酒令和纠令的。据说汉高祖的吕后请群臣喝酒，酒令严如军令，违令者当时被杀。吕后用这办法镇压臣下，使他们绝对服从，所以赴吕后宴会者无不惶恐不安。

唐代贵族请客以歌女行酒令，比上世文明多了。办法是让她们唱些曲子以劝客人饮酒。[③]客人听了饮酒则表示欣赏她唱得好。在行酒令时所唱的曲子即是“小令”。

北宋晏几道的一首《鹧鸪天》说：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这个《花间》词派的作者在他的《小山词》的跋文中自己承认：他的作品都是为他朋友家中的歌女们写的劝酒之词。但他认为他词中的内容却是“古今不易”的“感物之情”和“悲欢合离之事”。并且因为他不满于当时的歌词，才写作这一编以“补乐府之亡”。这和李白所谓“大雅久不作”，“哀怨起骚人”有同一感慨，同一抱负。当然，晏几道的作品只限于男女之情，合离之事，范围较小，但可以说明古代词中小令的性质和由来，和它在古代知识分子文娱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即是这一文学体裁在当时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占的位置，尤其是它在北宋以后戏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所占的优越位置，所加于后世歌曲的长远影响。如果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两宋的提，就不会有元明的戏曲和散曲。而宋词的主要来源是唐五代宴会中歌女们唱的酒令。

《花间》词源出于歌女的酒令，但我们在文字上所看到的则是经文人加工的艺术品或文人们代替姑娘们设身处地想出来的作品。欧阳炯的序文说这部五百首的《花间集》是“广会众宾”所收集的“近来诗客曲子词”。其所以有必要结此一集，乃是因为编者感觉到当时的“南朝宫体”和“北里倡风”，不但形式不好（“言之不文”），而且没有真实内容（“秀而不实”），因此他特别抬出温飞卿、李太白几个大名家来，把他们的词作为模范。（但欧阳炯的序文虽提到李白的“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却并未选入。）

《花间集》的姊妹编《尊前集》不分卷，选了二百八十五首，包括一些唐人作品，如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当然仍以五代作品为多，如欧阳炯就占三十一首，孙光宪二十三首，而和凝的五首《江城子》写一个连属的故事，正是后世《五更调》的重要范本。《花间集》中孙光宪的八首《浣溪沙》也是写一个连属的故事[④]。这种用小令来写故事的本领，后来柳永、秦观、周邦彦还能继承，周邦彦并且能有所发展：例如他的三首《少年游》（“并刀如水”、“檐牙缥缈”、“朝云漠漠”）每一首写一个独立的故事，尤为杰出。在这样短的片段中不但有故事，而且有人物的谈话，这是只会发牢骚或堆砌辞藻的南宋文人所做不出来的。这种艺术手法，还可追溯到更古的乐府民歌中去，甚至于中国最早的民歌《诗经》中去，《齐风·鸡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词本来是唐宋时代的“乐府”歌词。我们现 在的观念，好象“乐府”只指汉魏六朝的民歌或朝会庙堂配乐的歌辞。其实宋人自己就认为词即是他们这一代的“乐府”，所以晏几道的《小山词》“自序”说：他的集子名为《补亡》，是“补乐府之亡也”。又说他的词是为歌女写的，“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这和《花间集》的序文所谓“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是同一意思。

《花间集》既然开启了北宋词坛的风气，成为当时“乐府”的正宗，在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有所秉承的。它是另一部民歌和文人曲子词的总集的继承者。那一部总集也是十卷，也专收有关妇女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是唐以前的《花间集》——即《玉台新咏》。这两部书都是写男女爱恋的题材，尤其是有关女子的才情美容，《玉台新咏》还写不幸的婚姻，如《孔雀东南飞》这一悲剧故事即最先见于此书。此书中有许多诗歌是才女们自己的作品，编者徐陵特意在序中称赞她们“妙解文章，尤工诗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玉台新咏》中确有不少是才女们自己的作品：自班婕好《怨诗》、徐淑《答秦嘉》诗乃至甄后的《乐府塘上行》、王宋的《杂诗》都是的。《花间集》中却没有标明是女子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论，虽然二书所收作品都以妇女为题材，但《玉台》所收较广，且有长篇的故事。《花间》则除咏叹女性美以外，还有一些描写南方景物及少数民族的风俗。就二书所收题材的范围而论，都偏重南方。这在《玉台》是当然之事，因为编者徐陵是南朝大臣，所收材料自然限于南朝。《花间》作者所继承的传统，也不免偏重南方，这可以从许多词牌的名称中看出来，如：《梦江南》、《望江南》、《望江怨》、《江城子》、《临江仙》、《南歌子》、《南乡子》、《浣溪沙》、《思越人》、《采桑子》、《巫山一段云》等等，都可见出其调名来自南朝，“江”是长江，“溪”是越溪。

就诗歌的形式而论，《玉台》所收除第九卷为七言和杂言外，几乎全部九卷都是五言[⑤]。《花间》则因受词调的支配，变化较多，其中尤其可注意的是用韵。后世常填的词，除少数外[⑥]，虽长调也都一韵到底，但《花间集》中许多是例外。凡是一韵到底的词，韵脚可以帮助断句。长调至少有两片（有的分三片，即“双拽头”）每片末一字为韵，断句时先看了片末的两个韵，便可依韵辨出句读。但在《花间》词时代，有些调子不止用一个或两个韵。现 在举两个例子如下：

河传 温庭筠

湖上a 闲望a雨箫箫（潇潇）b烟浦花桥路遥b谢娘翠娥愁不销b终朝 b梦魂迷晚潮b 荡子天涯归棹远c 春已晚c莺语空肠断c

若耶溪d溪水西d柳堤d不闻郎马嘶d

这首词共用四个韵脚，我们用abcd来表示，上片a用二韵，b用五韵。下片c用三韵，d用四韵。但同一调的另一首只用abc三个韵脚，a用五韵（上片二韵，下片三韵），b用五韵，c用四韵，即下片最后四句，试把这首分行抄下：

江畔， a

相唤， a

晓妆鲜。 b

仙景个女采莲。 b

请君莫向那岸边， b

少年！ b

好花新满舡（船）。 b

红袖摇曳逐风暖。 a

垂玉腕。 a

肠向柳丝断。 a

浦南归？ c

浦北归？ c

莫知！ c

晚来人已稀。 c

这首词在上片用了ab两韵脚以后，下片头三句又回到a韵，末四句再换c韵。这种“间韵法”很和西洋诗相象。另有每句间韵的用法（ah，b）那就更象英诗，这里不举例了，这些变化都出于音乐上的需要，因为词本来是因乐填词而起来的。

唐末五代是一个藩镇割据、中原大乱的时期。当时大江南北、太行东西，大小军阀由割据变成篡窃称帝，即所谓“乱五代”。既然如此，为什么此时的词作不反映中原战乱而歌咏灯红酒绿的旖旎风光？原来此时中原虽乱，却并非全国如此。由于交通不便，处于巴山蜀江怀抱中的四川成都，和受大江保卫的江南，却象两个沙漠中的绿洲，没有受中原战火的波及。因此，西蜀和江南两个小朝廷，却可以暂时过苟安的太平日子。早在唐末各地藩镇跋扈、时有内战的时期，西川和江南的豪家贵族，却能过着轻歌曼舞，浅斟低唱的生活。因此，到会的“诗客”，也积累了不少作为小令的曲子。至于用这个体裁写成故事或生活的片段，则是当时文人的有意识的创作，本文上篇已说到的和凝的五首《江城子》写一夜情人相会的情节，分五个片段，每首可独立，成为一首小令，合起来是一篇故事：

①初夜含娇入洞房，理残妆，柳眉长。翡翠屏中，亲爇玉炉香。整顿金钿呼小玉：“排红烛，待潘郎。”

此首期待情人：先梳妆烧香，然后命侍女燃烛。“整理金钿（贴脸上的花钿）”和“呼小玉”是两回事，因词调格律关系，写成一句，也可以认为她一面梳妆，同时命侍女点烛作迎客准备。

②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月，太迟生。”

首句用古诗“卷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写她提心吊胆等着他的情形：不敢把筝弹得太响，以免听不见他的马走近时的嘶声。马识主人旧游之处，唐人诗中已用过，其后晏几道又在《木兰花》中说：“紫确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此首词中她的情人所骑马在走近她家时也会发出嘶声。她不怨情人来得迟，只怨今夜月亮升起得太迟。这话同时也透露了二人的密约；他原已答应月上时他会来的。她只怪月上太迟，所以他还不来。她这种痴想，套一句道学家的评语，可谓：“忠厚之至！”或“深得温柔敦厚之旨”。——这是她在二更天的心情。

③斗转星移玉漏频，已三更。对栖莺。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含笑整衣开绣户：斜敛手，下阶迎。

④迎得郎来入绣闱，语相思，连理枝。鬓乱钗垂，梳堕印山眉。娅姹含情娇不语，纤玉手，抚郎衣。

这两首词意比较明白，不须多说。三首末和四首第一字用同字相接，尤为显然。“娅姹”，辞书不载，形容眼色。《片玉词上·花心动》：“鸾困凤慵，娅姹双眼，画也画应难就。”三、四更写完，下面当然是五更：

⑤帐里鸳鸯交颈情，恨鸡声，天已明。愁见街前，还是说归程。临上马时期后会，“待梅绽，月初生。”（据《彊村丛书》本《尊前集》）[⑦]

和凝是个大作家，《花间集》收他二十首词（卷六），《尊前集》收七首。《乐府诗集》卷三十三“相和歌辞”采录陈代伏知道的《从军五更转》五首，每首为五言四句，第一二四句押平声韵，颇似后世五言绝句。《乐苑》说：“《五更转》，商调曲。”按陈代（557—589）已有文人制此《从军五更转》，可知在陈或陈以前民间已有此曲，但五言绝句式的歌辞未免太单调。这个民间调子从六世纪经历唐代的繁荣的文化传至九世纪，诗人可以用另一个调子《江城子》来唱《五更转》的内容。由此亦可见五代的词人对于民歌的加工，使它逐渐臻于优美完善，有很大的功绩。这是前人所没有注意的。

再从《敦煌曲子词》来看，其词调大都与《花间集》和《尊前集》等传世调名相同，但因出自民间传钞，写法也有歧异：如《虞美人》作《鱼美人》、《苏幕遮》作《苏莫遮》、《浣溪纱》作《涣沙溪》等，其中文字也有参差。如《菩萨蛮》之六，其三、四、八各句添了一、二字不等：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⑧]。

这首《菩萨蛮》还未脱民歌粗糙而富于热情精力的原始型式。但《花间集》中即没有这种长短不合规格的句子。其他类此的不合规格的初期作品或民间小调还有。但如《花间》所收，则几乎首首在格律方面已有定型，趋于规范化，而在文字的艺术性方面则珠圆玉润，无懈可击。这些“诗客”都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本来就能做很好的诗，现 在把民间新兴的和前代遗传下来的乐府歌辞重加修饰整理，使之格律化、规范化，同时他们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堪为模范的这种新兴词曲。——我们现 在所能见到的《花间》、《尊前》集中的作品，大部分是他们的贡献。

敦煌发现的晚唐五代的曲子词中有一部分标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词三十首，即王重民编为《敦煌曲子词集》的中卷。其中大多数无作者名氏，王重民查对出欧阳炯的《更漏长》和《菩萨蛮》见《尊前集》，温庭筠的《更漏长》见《花间》、《金奁》二集（词集“凡例”页六，又67—68页）。这大概是自然流传出去，与敦煌本地人的作品编在一起了。有趣的是：敦煌人名其词集为《云谣》，而《花间集》的序文也说：“唱《云谣》则金母词清。”可见中国之大，从西南的成都到西北的敦煌，都称这个新兴的文学品种为“云谣”。但名称虽同，格律虽同，然而南北词人的气质和作风毕竟不同。只要比较上文所引和凝的五首《江城子》与敦煌的《菩萨蛮》，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作者，从思想感情到艺术手法，完全不同：《菩萨蛮》作者那种坚定、绝对，几乎粗暴的决心，令人想起汉铙歌中的《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两首无名氏的作品虽然相隔千余年，相去万余里，但它们的思想内容乃至口气声调竟如此相似，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国民间诗歌南北两大系统的长久并存：最早，十五国风和大小雅是北方之歌，《楚辞》是南方之歌。入汉以后，《饶歌》十八首是北方之歌，汉高祖虽好楚歌，但《艺文志》所记当时采集的“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大都为北方歌曲，南方只有临江王……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十五篇，淮南歌诗四篇而已。其中有“声曲折”（乐谱）八十二篇也都是北方歌。魏晋以后，南朝歌曲才流行起来，可以《玉台新咏》及吴歌《子夜》为代表。在唐代的大一统之下，大量输入“胡夷之曲”，（“曲”字包含音乐与舞蹈）伊州、凉州、甘州等外国文化，除缅甸等少数国家外，都是从西北方输入中国。本来自汉武帝时代（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后，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不愿受匈奴压制者都要设法和中国取得联系以自保，故中西文化交流、贸易互利是十分繁荣的。但中经南北朝近二百年的隔绝，使中国在陆路上通西域诸国的交通中断了，直到唐朝才能恢复。唐代诗歌的发达，也受边疆文化的影响。而最显著的表征，便是词的兴起和发展。本来早已大一统的中国，由于唐末军阀的割据与内战，使中国又分为若干互不相通的隔离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的民歌和“诗客曲子词”，当然有它们的地方色彩和特点，所以说，《花间》、《尊前》和南唐二主、《阳春》一集的作品，当然是南方之词。敦煌曲子词则是北方的歌诗。

北宋的词人主要是继承了《花间》、《尊前》和南唐作品的传统。南唐词以哀怨胜，西蜀词以婉约胜。这两者的融合发展，造成了北宋几个大家的光辉成就。《花间》词的特点，除上篇已谈到有些词调用韵的别致外，尤其是在写具体故事，如韦庄的《女冠子》：

四月十七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全首明白如口语，毫无半点辞藻文饰，人人可懂，却不浮浅。这是看似容易，而实际是最难的白描。经过百锻千锤，才能造出这样自然无雕饰的作品。

《花间》词也并不完全写香艳旖旎的风光或离情相思之苦，它还保存了当时民歌吟唱的方式：

菡萏香连十顷陂 举掉 小姑贪戏采莲迟 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 更脱红裙裹鸭儿 年少

船动湖光滟滟秋举棹 贪看年少信船流 年少

无端隔水抛莲子举棹 遥被人知半日羞 年少（皇甫松《采莲子》）这是用两首七绝组成的一组采莲歌。如果把每句末了的小字“举棹”和“年少”去掉，便是唐人寻常的七绝。可以想象：唱这种采莲歌的女子不止一人，大概一人先唱一句，大伙儿和声齐唱衬字（“举棹”、“年少”）第二句也许换一个姑娘唱，但衬字还是大家合唱的。如果有四人，则每人一句，周而复始。这一个例子说明词在晚唐早期发展的程序。朱熹认为词是由五七言诗加衬字吟唱而造成的。皇甫松这两首采莲歌大概即加衬字唱七绝而把衬字保存了下来。所以这两首民歌标志着词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另外一个乍看是同类的例子却似乎有不同的意义：

门前春水竹枝白苹花女儿 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 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孙光宪《竹枝》）

这也是一首七绝中间加衬字，但不是加在每句之末而把一句切成两截，然后插入衬字，而且不象前一例子似的大家合唱衬字，因为“举棹”与莲船有关，“年少”与莲子（怜子，爱你）有关，这首词中的衬字“竹枝”与“女儿”与这首七绝并无意义上的关连，唱这两字一组的衬字毫无作用。但我们知道宋人继承唐人的大曲在演奏时的领队称为“竹竿子”，大概即是从民间的“竹枝”演变而来的。如果如此，则此首的衬字不是要唱的和声，而是指导唱者的符号：即“门前春水”由一个领头的女子（竹枝，竹竿子）唱，下面“白苹花”三字由其余的姑娘们一起合声唱。第二、第三旬也是如此。

从这两个例子，可知唐人的七绝先被用作唱词，唱时有时还须循回重复，如王维的《渭城曲》。后来，歌唱者还嫌仅仅是重复在音调上变化不够大，就加些衬字进去。但只加衬字仍嫌太单调，不能适应新的、有的是从外国传来的乐调，如《伊州》《凉州》、《菩萨蛮》、《苏幕遮》等，那就只好把唐人诗中整齐的五言或七言句子打破或参互配合，改为从二言到七言都有的长短句，以适应乐调的结构和节奏。这些演变的痕迹，在《花间集》中保存得较好。

《花间集》以后，又有《草堂诗馀》选自五代至北宋、南宋诸名家词三百六十七首。因二书有代表性，后人论词之书即以花草为名，如明陈耀文的《花草粹编》，王渔洋的《花草蒙拾》。

[①] 《尊前集》收欧阳炯词三十一首，无一首与《花间集》重复者。

[②]传世《尊前集》有一首《歌头》，一百三十六字，作者庄宗，似非原有，疑后人误录入集，因《尊前集》所收大都为小令，中调亦不多。又按此词本身不类唐人所作，似柳永《抛球乐》一类作品。

[③] 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可知如无歌女侑觞，则文人间自定“令”侑酒，或竞用经史中语以互相争胜，如李易安与赵明诚赌书记书中卷页以“侑”茶，《红楼梦》中酒令尚有此遗风。

[④]参看拙著《论读词须有想象》。

[⑤]我有《五言诗起于妇女文学》一文论此问题，兹不赘。

[⑥]如《菩萨蜜》、《虞美人》、《减字木兰花》。

[⑦] 《五更调》是江南民间最流行的小调之一，直到本世纪初年还可以在街头巷尾听唱《五更相思》之类。“清音曲词”中的《香莲自叹》也是五更调。又按：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说到《五更转》佛曲及民歌多种（五四页）。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也提到《五更调小唱》（一一七页）。但二书均未录下任何具体曲文以便和别处的《五更调》比较。

[⑧]原文误作“月头”，今校正。“月头”一词不见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