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男，1927年生，江苏
镇江人，国际知名
历史学家，
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获得者，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现任《中国思想家丛书》副主编兼终审组召集人、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获得者。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中央大学易名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
历任南大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从上个世纪50年代伊始，茅家琦就师从
罗尔纲、
陈恭禄等前辈史家研究
太平天国史。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后台湾的历史。
社会兼职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史学会理事、
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江苏省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副会长等。
这是茅家琦毕生治史的主要领域。大体而言，可分为
两个阶段。“文革”以前，茅家琦重在积累，在史料、理论与方法、前人著述与学术史诸方面投注精力，深入思考与探索，从而初步形成太史研究的
思维框架。同时，在若干重要学术问题上提出新见，取得突破。如1961年发表论文《太平天国的“田凭”是发给谁的？》，对“田凭”发放的对象展开全面系统的实证考察，厘清了“田凭”发放的主要目的与对象，实事求是地修正了学界流行的看法。1963年7月9日发表论文《太平天国建都
天京是战略上重大错误吗？》（与方之光合撰），针对学界流行的看法，他认为建都天京是正确的
战略决策。这些新见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逐步被多数学者所接受，成为学界新的共识。“文革”中，茅家琦因为发表了《论李秀成》一文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但他仍在磨难中对多年研究心得进行新的
理性思考，为建构自己的太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文革”后，茅家琦相继推出了《太平天国兴亡史》（1980年）、《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1984年）、《太平天国与列强》（1992年）、《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2001年）、《
太平天国通史》（1991年）等多种太史研究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集中展现了茅家琦在太史研究领域多方面的重大成就，茅家琦遂成为国内外同行公认的一流的太史研究专家，
南京大学历史系亦成为太史研究的重镇。
茅家琦一贯重视史学理论建设。他主张攻读经典著作，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
方法研究历史。“文革”后，有鉴于史学理论的混乱，茅家琦致力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建设发展。他亲自为本科与研究生开设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程，撰写了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索问题，提出新见，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其主要观点和贡献：一是认为治史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而且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的最高层次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
历史文献学的
实证方法和哲学的理性思辨之有机结合则是
实事求是原则在
史学方法论上的集中体现。二是对历史进步的标志和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标准展开理性思考和探索，并提出全面、客观的评判体系，即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生产力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类自身文化、思想、道德的提高，这三个互有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方面是衡量
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也是评价、衡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标准。三是提出历史发展动力多元说。四是从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论证与提倡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科学的假说方法。五是认为
史学家应兼具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注意保持二者的平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对台工作方针。茅家琦开始关注与研究当代
台湾的历史变迁，期能为增进两岸的
学术交流、推进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为此，他引领一批年轻学者努力探究，于1988年和1991年相继出版了《台湾30年〈1949—1979〉》、《
80年代的台湾》两部专著。这是海峡两岸首次出版的当代台湾通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在岛内颇受肯定。尤其是茅家琦对台湾社会性质的考察相当深刻与真实，他认为“台湾地区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
极权主义的
资本主义社会”。岛内学界对此颇多认同。茅家琦在台湾
经济思想、政策及其实践的研究上深具造诣，成果丰硕，重在探讨与揭示台湾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主观因素，可谓别开台湾经济研究之新面。
茅家琦认为，研究中国
现代化的历程与规律必须依循两个路向：其一，应当选择典型，从区域现代化切入；其二，应当以实证为基础，运用多学科的
研究方法展开分析、论证。这样，透过对个案的考察，从实证中探索区域现代化的历程、规律和特征，进而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提供实证依据和
研究模型。为此，茅家琦带领
学术梯队投入长江下游
城市现代化研究，经过8年的艰辛探索，于1993年推出新著《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轨迹》，选择了
无锡等8个中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构成对长江下游中型城市的群体考察，从而厘清了该区域城市现代化的
基本轨迹。茅家琦在这一研究领域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一是认为就
文化背景而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
西学东渐的漫长历程；二是构建了城市现代化的
指标体系；三是深入分析长江下游城市现代化的诸因素，揭示了城市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基本环境和条件；四是认为长江下游发达的商品化的
传统经济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重要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