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1875年8月4日—1952年7月29日），近代民族资本家、实业家，名宗铨，江苏无锡人。早年曾在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后随其父赴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办账房，报捐监生。广生钱庄开办后管理正账。1900年起，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经营面粉生意，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保兴、福新、茂新面粉厂和振新、申新纺织厂等企业。至1922年，有面粉厂十二个，纱厂四个，后申新增至九个厂，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被人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荣德生生于1875年8月4日（光绪元年），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先世多从事商业。祖父荣锡畴是往来于沪、锡两地的贩运商。父亲荣熙泰先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账房，后经人推荐到广东当了清政府的厘卡税吏。母亲石氏。兄荣宗敬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

荣德生幼时入塾读书，并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1895年，他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5年，荣氏父子三人都赋闲在家，开始筹划今后的前途。当时江浙一带开钱庄的风气盛行，不少人因开钱庄发了财，加上荣氏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于是荣熙泰便说服儿子开设钱庄。1896年2月，荣氏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账。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

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发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08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祥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六七十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荣氏兄弟开钱庄的同时，还经营收茧业务。他们利用钱庄汇兑的有利条件，可以无息地使用顾主的汇款来大批收购蚕茧，利用与无锡丝厂经理的私交，使蚕茧销售畅通无阻，因而收购蚕茧的业务年年盈利。收茧季节大量资金的调拨，对广生钱庄的汇兑业务也有所促进。茧行的稳固收益，是荣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来源。尽管后来他们的财富越滚越多，但对茧行一业仍不愿放弃，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停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发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尤其以上海、无锡等地的面粉为最多。因为面粉北运免税，经营面粉业的实业家均获厚利。荣氏兄弟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创办面粉厂。1902年，他们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

保兴面粉厂初建时规模不大，只有30余名工人，法国造的石磨四套，每昼夜出粉300包。开业之初，一时难于打开市场，销路不佳。朱仲甫见面粉厂获利不多，便于第二年退出。为打开销路，荣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并采取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消费者。另一方面，他聘请王尧臣、王禹卿推销产品。王氏兄弟对北方的客帮极为稔熟，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坐庄也有交谊。经过王氏兄弟的努力，保兴面粉在北方打开了销路。这时，保兴厂更名为茂新厂。荣德生仍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00包。同时，他们注意提高面粉质量，不收潮麦、坏麦，凡购进的小麦都要经过人工挑拣，所有砂石杂物一概剔出。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1912年初，面粉市场曾一度疲软，但“兵船”面粉销路仍畅。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事业。1905年，荣氏兄弟同荣瑞馨等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起初，纱厂因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09年，该厂人事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一番整顿，振新厂才渡过难关。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荣德生主张扩充纺织业，增设机器制造厂，以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等为主，由国家发起然后招商筹办，并要求政府派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会的一些政界名人，也发表了鼓励办实业的演说，荣德生很受感动。加上茂新面粉厂获利甚丰，荣氏兄弟办实业的热情更加高涨。1912年，他们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公正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们在上海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粮食生产锐减，不但无力向外输出，相反却要向国外采购。于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

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在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916年至191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

他们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充生产设备。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

在面粉业发展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纺织业。1916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确定资本为30万元，分作3000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0%，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用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成立后，发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额达到22万多元，为1916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917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1919年3月，改称申新二厂。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上海棉纺织业积极响应，举行罢市，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市罢业期间，荣氏兄弟积极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同时他们联合同业组织了面粉和纱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厂不仅做多头，大量购进棉纱来哄抬市价，而且还大量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谋取更大的利润。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20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厂，供学生实习用。学生除学习一般中学的共同课程外，还注重工商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该校的毕业生在以后荣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同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速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荣氏企业也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年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

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潮。荣宗敬立即发表宣言，抵制外货。荣德生也表示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锡报》1925年6月26日报道说，“自沪案（五卅惨案）发生后，本邑各界捐款助沪工者颇为踊跃，昨本市西门外申新第三纺织厂主人荣德生君，因鉴于沪上罢工工人失业日久，亟应量力救济，愿将厂中端节筵资一百万如数捐助。”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高潮中开始转亏为盈。于是，荣氏兄弟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年先后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

北伐高潮期间，荣氏兄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括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的“二五库券”而遭到通缉。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荣宗敬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银行的支持，举债将申新厂又增添了3个。

这样，到1931年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发展到9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至此，申新纺织系统已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于国内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负债累累。到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00万元，负债却超过6300万元，致使大部分厂子被抵押了出去。荣宗敬被迫向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救济。然而，国民政府实业部却趁人之危，企图用300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已有。荣宗敬为此致函蒋介石，指责实业部不仁不义。在无锡的荣德生联合申新三厂的股东和同业声援荣宗敬。慑于社会舆论，实业部不得不放弃吞噬申新的企图。1936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荣氏兄弟再次借助实业界同仁以及社会舆论的帮助，挣脱了宋子文设下的圈套。荣氏企业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债台高筑的局面却没能改变。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荣氏各厂仅勉强维持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但由于爱国者及时对他指明了该组织的反动性质，他未深陷泥坑。荣宗敬为了逃脱日本侵略军的胁迫，1938年1月避居到香港。1938年2月10日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享年65岁。荣宗敬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上海各报都以显著地位登载消息，竞相发表悼念文章。2月17日，国民政府也发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的精神。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纠缠，他拒绝出任申新总公司经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这时荣氏企业多由他的子侄们从事经营，其中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新厂所生产的产品，除在上海和内地销售外，还畅销于南洋华侨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有过一定的幻想，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通过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荣家企业。1945年，他向国民政府婉转进言，要求稳定货币，建立威信。1946年，荣德生遭到绑架。荣家为了救他，竞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0多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无锡解放时，他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于1948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属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的企图。

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人民政府十分尊重荣德生，并给予他相当的荣誉和地位。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

1952年7月，荣德生因病逝世于江苏无锡，享年77岁。

荣德生旧居位于无锡四郎君庙巷（今健康里荣耀花园内），原为荣德生长婿李国伟住宅，建于民国初年。荣德生晚年长年居住于此，直至逝世。1994年1月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旧居宅第坐北朝南，原有门厅、主楼、厨房、餐厅和辅房，均围在院墙之内。主楼面阔六间，高三层，均仿西式砖混结构，走廊和楼梯均设在中间。楼前、楼后均为花圃。

晚年荣德生居住于此达五年之久，无锡解放前后无锡工商界的不少重要会议、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如1948年底，荣德生在这里召集工商界爱国人士，商议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事，并委派钱锺汉等为代表，赴苏北解放区，与管文蔚、陈丕显等联系，做好配合解放军渡江后解放无锡的工作。荣德生逝世后，房产由其小女婿胡汝禧夫妇代管，后由无锡市工商联借用。现被改建在荣耀花园内，原有院墙均已被拆除。

太湖花卉园后园延伸到舜柯山坡数十米高处，有中国近代最早一代民族工商业家“棉纱大王”、“面粉大王”，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商会委员荣德生的墓地，是花卉园的一个人文重地。

荣德生的墓地是生前自己选定。荣德生生前对传统的勘舆之学很为爱好，晚年和他所交好的勘舆学界朋友，多次踏遍周围许多座青山，最后，在这里选定了自己安息之地。

荣德生的墓园前原无石级路，原墓园东西长约9米，南北宽约7米，园围1米多高齐人肩青砖墓墙，内由同样高的墙分成相等大小的里外两小方，门（不装门，只有通道口）在西小园南向正中，对门后墙上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所立的花岗石碑一块，此外就是草地，并无其它设置，地面上是近2米高，直径约3米5左右的墓堆，堆自地面起四周以石砌外墙，1米2以上为土堆圆凸墓顶，简朴异常。墓堆前有一不足一米高石供桌，此外也最无其它设施。墓园内靠四门墙栽数棵翠柏，因荣德生最爱梅花，“一生低首拜梅花”，所以，墓园内四角上还种梅树各一株。

根据荣德生遗命，随葬品仅线装地舆学书一套，长衫内有平时所用镀金壳钢机芯弹簧怀表一只。另外按习俗口纳“含珠”一颗，瓜皮帽前缀小玉片一块，此外仅衣服寿衾而已。如此薄葬，充分体现荣德生节俭的品格。

1966年8月，荣德生墓遭受破坏。“文革”后由无锡市政府重新修复。修复墓园略有扩大，向西扩出约3米，向南扩1米5左右，内部格局基本保持原貌，仅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所立石碑，今已不存。

在荣德生墓堆后正中北墙前，立著名书画家刘海粟先生所书墓碑一块。复植墓园树木，修建山脚去墓前的上坡石级道路；墓墙后高坡列种石楠树屏，肃穆中令拜墓者起敬仰之心。

花卉园筹建中，同样根据荣德生毕生风范，在墓园东四、五十米距离的舜龙溪边，栽种了成片般若竹林，山坡间种一些梅树，增添了墓园清幽安静庄严肃穆的外围气氛。并在山脚道路所经舜龙溪上，建传统风格石桥，指引拜谒荣德生墓园的敬仰者。

荣德生不仅经营企业有方，而且热心兴学育人。

1906年，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在家乡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小学，贫寒子弟可免费入学，两年后又办了竞化女子小学，至1915年，他们共创办了8所小学。荣家兄弟的办学业绩受到社会的肯定，曾获得教育部一等金质奖章。1919年，他们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荣德生手书“和平耐劳”四个字作为校训，勉励学生“求实学、为实用”。为了给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他们又开办了相关的工厂、商店和银行。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等都是公益工商中学的学生。

荣德生说，自己不是科学家、文学家，但长期的经商阅历告诉他：为人常识不可不充足，文字不可不通畅。因此致力于兴学育人。1927年，荣德生与其兄仿旧时书院在梅园创办“豁然洞读书处”，分甲、乙两班，学制各两年，分别相当于初中和高中，前后毕业的学生近百名。“豁然洞读书处”注重人格训练与陶冶，课程设置以国文为主，另有英文、算术、修身等，都请名师执教，毕业生多精研学理、品德优良。抗战中，他们在上海先后创办了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和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

荣德生一直有自办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心愿。1947年10月27日，荣家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开学了，这是无锡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它分文学、理工、农学三个学院。为办好江南大学，荣德生重金聘请钱穆、唐君毅、金善宝、牟宗三等名教授。江南大学的办学特色是“实”，荣德生希望同学们学以致用，不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而要脚踏实地、从头做起。学校提倡学生勤工助学并开展各种社团活动，歌咏团、球队、读书会、诗社等十分活跃。办大学耗费资金甚巨，荣德生虽也不无担忧地说过“惟费用过大，不易维持”，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仍表示“江南大学理工、文、农三院照开”。荣德生兄弟不尚空谈，以实业家办教育，深受世人称赞，人们常将其与南通张謇相媲美。

荣德生一生非常重视无锡的地方建设，尤注重发展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大公图书馆，是他发展家乡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元年，荣德生38岁，准备在家乡开办图书馆，并决定从第二年起开始买书，到1916年开馆,初步计划藏书9万余卷。第二年荣德生便按计划行事，先在上海买到一部《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又买了各种诗文集,也有万余卷。到1914年,已购置图书5万余卷。这年荣德生在荣巷自己的住宅旁购地二亩八分，一部分用作建造竞化女校，另一部分用作建造图书馆。1915年图书馆开工，造新式房屋四十方，二进，能藏书20万卷。1916年图书馆建成开馆，取名为大公图书馆，由荣善昌任馆长。这时入藏图书已达9万余卷。后来图书馆的藏书不断有所增加,到1920年,藏书已逾10万卷。1921年编制出版“藏书目录”时，藏书已有11万7千1百余卷。1922年荣善昌调至上海茂福申总公司任庶务主任，严懋功接任大公图书馆馆长。

荣德生与其兄长为办图书馆投入了巨额资金，据统计，两人为办公益中学和大公图书馆两项事业，投资共达一百万银元，并以茂新面粉厂下脚麦灰收入捐作常年经费。

大公图书馆藏书在抗战期间损失惨重，荣德生深感痛惜，抗战胜利后，他重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

1952年荣德生去世。遵照先生遗嘱，其家属将大公图书馆全部藏书3千多部（其中包括几十种“善本”）、5万多册捐赠无锡市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接收了这批图书后，编成了《荣德生先生赠书目录》1册，有1958年油印本。此目是作为接收清册之用的，所以书目依登录号次序编印，未分类。凡该馆认为是较好的版本或善本书，都加有标志。虽然据后人研究,其中较好的本子有许多是伪造的，但大公图书馆的藏书确实大大充实了无锡市图书馆的馆藏。

荣德生还建造园林，发展旅游事业，繁荣地方经济。自1912年起，在茂新面粉厂初有成就的时候，荣德生于荣巷西郊约两公里处，购得东山山麓清初进士徐殿一的小桃园旧址，准备建立梅园，免费供人游览，为家乡造福。1913年，荣德生请朱梅春设计，贾茂青督造，正式动工建造梅园。同年，他又买下山粮田150亩，从苏州买来梅苗，植梅1300株，以后陆续增加到3000株。1914年之后在梅园中开始建立各个景点，到1930年，梅园基本建成，占地81亩，成为无锡著名的风景区，与杭州超山、苏州邓尉山并列为江南三大赏梅胜地。1955年9月，荣毅仁根据父亲生前遗愿，将梅园及横山土地共约150亩献给国家。之后，无锡市政府又对梅园进行了陆续的修整和扩建，如今梅园已经成为一个占地946亩，融山水景观、名卉古树、亭台建筑、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胜地。2002年，荣氏梅园还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荣德生还修桥筑路，改善内外交通，促进地方繁荣。1914年，荣德生倡议出资，以无锡西门迎龙桥为起点，经大王基、河埒口、荣巷，直达游览胜地梅园，辟筑全场近9公里、路面宽9米的开原路，联接锡宜公路，成为贯通6省2市的通衢，是当时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1918年，荣德生又出资辟建自无锡火车站经吴桥，直达无锡又一著名景点——锡惠公园，全长3.8公里的通惠路，同时建造惠农、惠工、惠商、惠通4座桥梁，从此大大方便了两岸群众和外地游客。以后，荣德生又从惠山修路至河埒口，使通惠路与开原路相连接，成为无锡西北郊对外联络的重要通道。此外，如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荣德生倡议和出资修筑。至1929年，已先后筑路80余里，为无锡近代市政建设构筑起路网骨架，也为当代的道桥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以后，政局动荡不安，各省军阀割据，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人过问，各地桥梁毁坏倒塌时有所闻。针对这一状况，荣德生联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于1929年发起成立“千桥会建筑会”（也称“百桥公司”），采购必要的工具，配备人力，专门用以协助地方修建桥梁，将原来个人分散的公益活动，集中在千桥建筑会办理。对修筑桥梁的费用，千桥会和地方各出一半；如果工程巨大，地方财政有限，则千桥会出大部分；如果地方财政实在是困难，那么费用全部由千桥会出。从成立至抗战结束的八年中，荣德生先后出资20余万元，与千桥会新建、助建、改建桥梁共102座，其中有名称的桥梁88座，包括无锡地区57座，常州地区27座，宜兴地区二座，丹阳地区二座。对于其中的部分主要桥梁，荣德生还亲自赴现场勘测水流、探查土质、试验桩木等。

荣德生用寿礼金捐建宝界桥的故事，至今仍被无锡人民传为佳话。1934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是荣德生六十寿辰，他早有计划在五里湖、太湖之间南北两岸建造一座桥梁，使太湖各个风景区可以相互贯通，便于游览，同时为今后滨湖地区的开发利用。他将亲友馈赠的寿礼作为建桥基金，并亲自现场勘测、选址，于二月十七日动工建桥，仅用了173天，大桥就合龙通车，桥长375米、宽5.6米，设60个桥孔，是当时无锡最长的桥，也是千桥会建造工程规模最浩大的桥梁。

荣德生还投身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对政治腐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深感忧虑，为改变这一状况，他在1926年亲自拟订大纲，请专人编写了《人道须知》，通俗而又系统地阐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进行道德修养的规范，于1927年初、1930年1月和9月，先后刊印三版，共计3万多册，免费赠送给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作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辅助教材。

荣德生一生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所做的事情不胜枚举，如在无锡开办平民习艺所、孤儿院、残废院、妇女救济院等四种慈善事业，倡议募捐救济苏北水灾，呼吁治理黄河水患等。但他更主张多建工厂，增加就业，从根本上解决穷苦百姓的生计问题，这比起旧式纯粹施舍的慈善事业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