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编剧、戏剧评论家萧铜，原名生鉴忠，香港身份证的名字是沈健中，原籍江苏镇江。萧铜是笔名，也是朋友们对他的习惯称呼。除萧铜外，在台湾常用笔名还有慕容钟、祥子，在香港常用笔名还有金大力、花得雷、何路通、贾六、赵旺、金刀、张奎、镜堂。

姓名由来

萧铜本名生鉴忠，他的三个弟弟分别为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兄弟四人姓名的第三字均以“忠”收尾，以鉴、怀、治、铭排序。两个妹妹分别为生庆珠、生庆元，第二字为“庆”，第三字以珠、元排序。在台湾时，有人写与京剧有关稿件时涉及他，竟把“生”字误写为“王”，生鉴忠变为王鉴忠，可见“生”姓之偏僻。

宋代《百家姓》没有收录“生”，这个姓十分罕见，在江浙一带更少。生鉴忠为清朝两代重臣年羹尧的后裔，本姓“年”，而非姓“生”。雍正三年，年羹尧遭下狱赐死，并株九族。年家忠仆冒死带一少主脱离险境，逃至远离京城的南方。为避耳目，防清廷追杀，改姓“生”。因为把“年”倒写后与“生”相似，更可借“生”的寓意。

他在台湾时有多个笔名，萧铜为其常用笔名。萧管弦索、铜锣鼓钹，是对儿时爱戏曲的回忆。他用此笔名时，才二十余岁，大家习惯上呼他“小童”, 因与“萧铜”同音。慕容锺是他在台湾另一常用笔名。他的朋友们说，姓名之误是在台湾到香港登记时出现的。萧铜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北京地方话，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广东籍官员想不到有人会姓“生”, 就马马虎虎地把“生鉴忠”误登记为“沈健中”。三个字竞全错了，也难怪，其中两个字在姓名中确属生僻之字。萧铜不喜欢这个强加于他的姓名，但为顺利“入关”，也就逆来顺受、听其自然。反正“生”、“沈”二字，与“年”均相差甚远，索性就以萧铜为常用名了。

到香港后，“金大力”是除萧铜以外最常用的。众多笔名中，除“祥子”是崇拜老舍，从京味小说《骆驼祥子》而来，用于写小说外，其余笔名大多是从京戏里挖来的“角儿”，随手拿来就用了，但用的最多的是萧铜，萧铜就如同他的本名。港台文人大多都有多个笔名，有的作家笔名不可胜数，香港环境特殊，为了生存，更为如此。例如，1966年1月罗孚创刊的《海光文艺》，为了“在左右壁垒分明，各自发挥，不相往来的年代”，即针对五、六十年的香港文坛的现状，“开辟一块不左不右，能容纳各方的开放园地”，发文的作家“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笔名”。而常用笔名往往比本名的知名度高，其它笔名难以查证，因而在文学研究时，要以常用名、笔名、本名、字号（斋名）一一列出。萧铜在香港的斋名为“无风楼”，藏书上盖的印章却是原名“生鉴忠”。

到香港后，大家虽然知道他并不姓萧，但是都习惯称他为“萧先生”或“萧铜先生”，写回忆他的文章也均称其为“萧铜”。20世纪70—90年代，除了“文革”末期外，他每年都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召开的国庆招待会，这在海峡两岸对立、香港回归前的香港有特殊的寓意。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给他的请柬均写“沈健中”，但在招待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士均异口同声地称其为“萧铜先生”。

“文革”末期正当他准备和一个有统战性质的旅行团作江南之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有人通知罗承勋（笔名：罗孚、丝韦、柳苏）：不能让萧铜去，他有特嫌。莫须有的原因，大半是他从台湾来。同期没能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特务嫌疑。这让他成为一位敏感人物，既受台湾控制，不能赴台，又受大陆制约，不能返乡。好在“四人帮”倒了台，他于80年代又接到了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国庆招待会的邀请，还受邀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的“欢迎巴金访港座谈会”（1984年11月）等其它活动，回大陆也畅通无阻了。

1995年11月在他烧伤住院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刘方安到医院看望，称他“萧铜先生”。12月30日他走的那天下午受洗，神父按身份证称他“沈建中兄弟”时，昏迷中的他竞有所反应，手脚嘴一齐动。1996年1月13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为萧铜举办安息仪式时，生前亲友和香港作家联会200余人参加仪式，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发来唁电，分社宣传部和部长孙南生分别致送花篮。新闻媒体报道此事时，只有一处小字写了“沈建中”，标题和其它处均用“萧铜”。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唁电中既肯定他“一生为人耿直，忠于友情，乐于助人”，还赞扬他“一生致力于新闻及文学艺术活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贡献良多”。

他在台湾时常用“生鉴忠”，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担任台湾《世界影讯》杂志主编时。到大陆时偶尔也会用原名“生鉴忠”。又如“文革”后地方政府编写的《镇江市志》中，在第四章介绍著作时，在列出他二舅蒋方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赋税的归宿与效应》的同时，把生鉴忠的剧本、小说、散文的篇名均列在“萧铜”名下。但在第九章介绍“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时，又有“市侨联还接待来镇江探亲的美籍华人南宁博士、香港知名作家兼记者生鉴忠、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国祥（香港回归前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的60位“地区事务顾问之一）……”的表述。他回老家省亲，自然要用原名，更何况他的妹妹生庆珠就在市侨联工作，因此既不能姓“萧”，也不能姓“沈”了。

萧铜的父亲是独子，而母亲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为此，萧铜除了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外，还有11个表弟、8个表妹，是母系与他同辈中的老大。除了他的弟弟、妹妹称其大哥外，表弟蒋乃平、蒋乃庆则称其鉴忠兄、鉴忠哥哥，那些未曾见过他的则在背后直呼生鉴忠了。

思乡恋京

萧铜操着地道的北京地方话，喜看京剧，是个患思乡病极重的游子。他在台湾，喝不到北京二锅头，就用金门高粱酒代替。他曾在一篇短文里说：“人间有许多遇合，隐隐中有一根伏线，这根线可以伏上十年，二十年或三五十年。”对于萧铜而言，这根暗埋的伏线就是他深深的思乡恋京之情。

1971年首次由香港到广州见到亲人以后，此后二十余年多次赴京，写了很多怀念京城的文章。萧铜一生在北京住了13年，上海、开封与南京之间7年，台湾12年，香港34年。1975年，他与曾主演过电影《嫦娥》（1954年上映，李翰祥导演）的杨明（杨瑞芳）在香港成婚。但他笔下的题材却以北京为主，香港为次，反映了这些城市在萧铜心中的地位。他是位京味十足的从台湾来的香港人。

除了写稿、读书和看京剧外，萧铜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孕育他成长的北京。日常生活所见、所思，常联想到北京：见到国货公司摆卖“佛手”，他想起小时候在北京吃佛手的情境；见到人家放风筝，他想起北京穷人的幼童，冬天光着屁股，身后系一块似风筝“帘子”的辛酸；见到朋友因病吃“银翘解毒片”，他想起小时母亲灌他极苦的“同仁堂”药；雨夜里听到小贩的“裹蒸粽”的叫卖，就想起小时在北京听到“硬面唵，饽啊饽”的叫卖声；回京重见北海雪景，就想起小学时常罚他站的剧老师……，他记挂着以往的旧京，记挂着那段逝去的童年。于是，他拼命抽烟，灌二锅头，收藏及捧读“小人书”，以逃避现实，发泄离乡的哀愁。

《无风楼随笔》中的大部份文章是抒发思乡的情怀，《雪，在回忆中》、《上京记》、《二次上京记》、《京华探访录》却是重返家乡后的感慨，是新旧北京的对比。虽然都是写北京，但很不相同，前者是“思乡”，后几本却是对北平与北京的“对比”和对人物遭遇的描绘。

萧铜1961年移居香港目的之一，是方便回大陆见家人。他1971年首次回大陆到广州，与阔别22年的家人团聚。1973年母亲从丹阳农村迁回镇江三阳巷后，他不但去了镇江，而且到了日夜思念的北京。离京30年的游子，重回生于斯长于斯的“母亲城”，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却没能见到还在“五七干校”的二舅。回来后即写了篇“上京记”，记下愁情离绪，发表于《新晚报》副刊，后来由香港文丰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两年之后的1975年，萧铜二次上京。他在《二次上京记》（香港南通图书公司，1977）的“后记”中说：“这次上京，除了去见见上次未遇到的二舅，更要去北京逛逛，看看，走走，拍点照片，买点北京糕点与泥人”。这次返京，他见到了从干校返京不久的二舅蒋方正和二舅母王荣显。相聚地点有些特殊：既想见面，又顾虑所处的政治环境，就相约在公园里见了面。

1978年，政治氛围有了变动，第三次上京的萧铜在他住的华侨大厦和二舅父母蒋方正、王荣显及表弟蒋乃庆、蒋乃平一家在华侨大厦欢聚。见面的“房子”——华侨大厦，也如萧铜所说的“一根伏线”一样，是他二舅成为旅游行业中罕见的“白发金领”的地方。“房子”成为他一生中暗埋的另一条“伏线”。十年后的1988年，他二舅以73岁的高龄起步，先后担任了华侨大厦有限公司筹建处总会计师、财务部负责人，自始至终参与了重建华侨大厦。华侨大厦投入运营后，又担任了财务部总监、顾问等职务。而他二舅40年代购置的镇江三阳巷的“房子”，也让他的家人有了数十年的避风遮雨之处。而这所“房子”，又经萧铜努力，回归二舅所有。

此次返京，萧铜又以《京华探访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80）和读者见面。萧铜70年代三次上京，写了日记体的三本上京记，以15万字的《京华探访录》的份量最重。三本上京记，以身在香港、魂在北京的视角，向读者述说了北京几十年来的变迁，反映了“文革”对人的影响。

他在《二次上京记》（南通图书公司 1977）中感慨地说：不知为了什么？也许大有原因，在北京观看许多京剧老艺人演出，总会联想歌剧“白毛女”一句激越悲奋的唱词：“我是鬼！我是不死的鬼！……”而悲喜交加，既感慨万千，也欢喜不已。

仅从在他的《京华探访录》中对“文革”前后，探望二舅蒋方正的回忆，就生动地描绘了不同环境下人的精神面貌。

1975年：回想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北京，二舅不愿来华侨大厦，怕“访客登记”、怕“有麻烦”。我与芳到二舅家吃了一顿晚饭，过了两天，与二舅在中山公园见面，他面色如上，低声说：你们到我那里去了一趟，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调查，问你是干什么的？……

还记得：二舅在中山公园里胆战心惊、东张西望，不停地喃喃：“要向工农兵学习啊，要向工农兵学习啊。……”而后匆匆骑车而去。

1978年：变化真大！如今二舅全家大小都来了，进了大厦大堂，登记就登记，然后上楼进房，有说有笑，热闹得很！他翻翻我的《上京记》与《二次上京记》，直说：“不容易，不容易！呵，不同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随着政治氛围的好转，萧铜80—90年代回大陆更多了。他曾上过泰山，去过陕西、甘肃、广西等多个省市，但他多半是江南冀北之行，即回镇江探亲，把夫人扬明送到上海娘家，再自进京。白天四处逛、会朋友，晚上看戏、写稿。在北京住上月余，才赴沪携妻返港，是他乐此不疲的归去来兮。他的二舅也在新分的房子里多次和萧铜相聚。自1949年上海一别之后，甥舅在北京相聚，地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在这段时期，萧铜以《明报月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在北京访问了夏衍、侯宝林、端木蕻良、胡絜青、吴祖光、李万春、杜近芳、姜昆、李文华等文艺界名人，访问稿在《明报月刊》等报刊连载，受各方好评。

萧铜的文章，从语言到内容，充满京味、自成特色。他因为不能回台湾而留在香港，后来能回了，台湾有关方面请他回去，甚至表示走一趟也好，但他却宁肯留在香港。他喜爱北京，留恋北京，梦系北京，他有没有返京定居的冲动？有，他内心很想回去。时任《戏剧电影报》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专职研究员的胡金兆，是萧铜在北京的朋友。萧铜在80年代，就与胡金兆讨论过在京定居事宜，并请他咨询住房问题。那时的住房均为“分配”，萧铜最后带着无限的苍凉与悲哀终了香港。香港作家许定铭以“萧铜旧京情未了”来哀悼他的离世。

爱戏评戏

萧铜是个京剧“发烧友”，是嗜戏如命的大戏迷，在台湾是戏迷、票友、戏剧版编辑，在香港是权威的京剧评论家，香港作联每年春节的联欢会上，常请他清唱京剧。香港报纸撰写京戏稿的名家仅二人, 一为江上舟, 另一即常以“金大力”为笔名的“萧铜”。

正因如此，中国艺术报记者宁静、余宁、云菲，在采访任香港美术家协会书法委员会主席、香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刘才昌（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文艺处工作）以后，写了“书法：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一文。文中提及刘才昌谈了杜近芳、袁世海等名家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演出团来香港进行文化交流，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弘扬传统文化、向香港市民展现民族艺术的机会。记者却据此写出了刘才昌“以江上舟、萧铜等笔名发表了很多文章”的张冠李戴的误报，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萧铜作为香港剧评家所写文章的社会意义。

他的父亲生率斋, 是当时北平新闻界名票，家学渊源，耳濡目染，对他影响很大，熏陶出非凡的鉴赏品位。萧铜童年常看京剧，他自己这样写：我从八岁那年逃学看戏，日看夜看，风雨无阻，足足看了两年，跑遍北平各戏院。幼年就学过京戏，学得是裘盛戎，唱的是“铜锤”（还是架子花）。在台湾，萧铜就是个著名的票友。港台两地的重要导演之一张彻说：“在台湾曾同我同台的萧铜，就很欣赏我。《大登殿》的“长安城内把火点”倒板，和《法门寺》的“活活打死你这老蠢牛”的创作新唱法，《大登殿》我薛平贵，他的江海；《法门寺》我赵廉，他的刘彪。”

在香港，位于北角的新光戏院是萧铜经常听戏之处。他写的“香港的京剧活动”，不但介绍了新光戏院，还分析了香港京剧观众的数量、年龄、籍贯、喜爱的剧目乃至香港票友的情况，介绍了从1978年开始，李小春、俞大陆、刘秀荣等大陆京剧演员自美国经港公演后，内地的名角在香港演出的情况。

他精通传统戏曲，当年如有京剧、豫剧。越剧、昆曲到香港演出，萧铜会到车站迎送，带这些老乡逛逛街、认认路。他会坐在新光戏院前排，先睹为快、先头叫好，看排练、看演出、做记录。戏一散，他就在报馆的饭堂里边喝啤酒、边写戏评，第二天一早，香港《文汇报》新闻版就会有一篇特稿发出。来港演出的演员也以他的剧评为镜子，补充、纠正自己的唱念做打，看自己的得失。

萧铜到北京，除了住宾馆外，常住在位于护国寺街的人民剧场内的招待所。招待所的条件比宾馆差多了，但他却乐此不疲。因为他在此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经常看看京剧名角的演出和排练，和演员们聊聊天、“砍大山”，又可以到周围的多个名人故居逛逛，更可以在护国寺街的小吃店和许多家餐馆里，品尝味道正宗的老北京特色小吃，吃吃解馋的涮羊肉、卤煮火烧。只有喝着豆汁，吃着焦圈，尝着羊杂汤、驴打滚、豌豆黄、奶油炸糕、面茶，才能明白老北京人对平淡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触。

演员们也以认识这位戏评家为荣，知道他到大陆的信息后，就会找上门来。他在人民剧场招待所的硬板床下放着箱啤酒，写字桌上铺着稿纸，或者和找上门来的演员聊天，或者挥笔而就一篇文章。1987 年，在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武生王立军演出“长坂坡”后，萧铜短时间一挥而就的文中描绘：大轴子“长坂坡”, 王立军演赵云，是一位对刘备恭顺，对糜夫人谨慎小心, 而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将。大战曹将，左腿高抬，一亮，转身，左腿仍然高抬。上马，抬左腿，左腿落地，起右腿，跺泥。走三个鹞子翻身，接仰身“踹鸭”、后踢、前踢。在当阳桥前，抬右腿，转身，右腿仍抬，姿势不变。右手扔枪，左手在背后接枪，不慌不忙，接个正着。“抓帔”一场，走十个涮腰翻身，身形跃起，踢腿。糜夫人跳井，赵云急忙赶上前去，抓住黄帔，上井台 (椅)，一个“倒扎虎”自椅上翻下。他又评说：王立军演“长坂坡”的赵云，英勇、漂亮，腿功高超。二次战曹八将，扔枪，自跨下接枪，而后一腿跃起。这个大战曹将，七进七出的常山赵云，嗓音高亮，唱念爽朗，武艺高强，真蹓，真帅。

萧铜有时以香港“文汇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发表“特稿”，其中一篇是写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王玉敏1985年首次在香港的演出。文章评论说：“钓金龟”中，王玉敏饰康氏，嗓音高亢，吐字讲究，老态龙钟，颤颤巍巍。唱“小张义在一旁不睬不闻”，“不睬”的“睬”字拔高而唱。各个唱段都是气势充沛，唱得好，唱得讲究。

萧铜的“李万春与小春”，有以下一段文字：

1978年8月，中国艺术团自美国回来香港演出，我们看了李小春主演的“闹天宫”——十几年没看正宗的传统京剧了，都很激动。小春的齐天大圣扮相漂亮，动作边式，武功坚实，嗓音辽亮。上场唱“醉花阴”：“前呼后拥威风浩”, 行腔吐字如同乃父当年。唱：“穿一件，蟒龙袍, 戴一顶, 金花帽”，踢腿，撩袍，转身，单手掏双翎，载歌载舞，美观潇洒，令人目不暇给。“偷桃盗丹”，纵跳活泼，与天兵天将开打，既轻快又勇猛，既大方又俏皮，精彩纷皇。老戏迷都说“李万春有后”。而景荣庆的李天王，俞大陆的二郎神，李嘉林的巨灵，俱是上选。一台戏如火如荼，金碧辉煌，好极了！

萧铜的戏评文字简练，仅以片言只语，就让读者如亲临现场一般，立见其功力之深，文笔之爽。他逝世时，香港电台第五台把他昔日兼任主持人主持的戏曲节目编成纪念特辑播出，应该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藏书如命

萧铜是个书痴，是位喜欢搜集绝版书的爱书家，家里藏了不少他历年来在香港旧书店、地摊检觅得来的有关戏剧的绝版书以及他珍爱的“小人书”。在他的文章里，也能见到他在庙街旧书店看书的故事，看到他与那位势利而贪婪的“肥佬”书店老板斗智角力之趣事。他的居室简陋，除了一张大床和不可少的大书桌外，只有一台电视机和冰箱。桌上、床下、墙角全堆满了书，让人感到没有插脚之处。

他到北京也爱逛书店、走访藏书迷。在中国京剧院先后担任编剧、研究部主任的徐城北，曾陪同萧铜专程访问《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藏书家姜德明。徐城北发表文章，对萧铜与姜德明相见有如下的描述：

他说想见一见姜，参观一下敌伪时期的藏书，并一再声明，他只是想看看、谈谈，绝对没有借的意思。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在此之前，我虽多次去过姜的办公室，但聊天也仅限于京剧而已。当我引见二人握手之后，萧铜如数家珍般报出一系列书名，姜则不断声地回答：“我有，我有，我有！”萧铜也一迭声地高呼：“了不起！了不起！”姜随即打开书柜，指着那一摞摞的纸色发黄的书籍和杂志，介绍着它们的名称和年代。萧铜沉醉了，疯狂了，他回述着自己昔日拥有它们又失去它们的惨痛经历。

香港作家罗孚在一文中回忆：一日，胡金铨和翁灵文（香港作家、翁同酥的曾孙）突然接到萧铜的电话，他大喊救命——救书的命。二人赶到现场，看见萧铜抱一大堆书，气急败坏地对二人说：“不得了，杨明要焚书坑儒了”。原来，是两口子吵架，杨明发了脾气，说要烧他的书。于晚年困顿之际，仍不忘藏书，收入不高，买书却不吝惜。有一次听说中环商务书店停业，忙跑去买书，忘了买书的钱是交房租的。事后，只好硬着头皮找朋友帮忙才交了租金。

萧铜年青时就爱藏书，1949年离沪赴台时，留在上海的书中就有丰子恺漫画集等书刊，这些书在“文革”中遭到不应有的命运。在台湾的藏书于1961年匆忙离台时赠人或遗失，在香港30余年收集的书，也在一场火灾中烟消云散。这些书如能存世至今，能吸引多少人的眼球？

好酒嗜烟

萧铜的嗜好是喝酒、抽烟。他喝酒，喜欢喝老白干；他抽烟，喜欢抽骆驼牌香烟。

“其人在必酒在的萧铜”一句话，概括了他对酒的嗜好。除了早餐，顿顿有白酒；不喝水，以啤酒解渴。他住的房间里，家具甚少，但总有酒；外出旅行，背囊中至少有尺把长的一瓶酒；写稿时，不喝水、不品茶，但一定要有啤酒；吃饭时，饭可少、菜可差，但一定要有白酒。

爱喝酒，但不喝洋酒。白兰地、威士忌摆在他面前，怎么劝，也滴酒不进。他只喝国产的白酒，在台湾，喝金门高粱酒，到了北京，一定要喝北京二锅头。80年代初，他到北京看望二舅后，到表弟蒋乃平家吃饭。表弟拿出一瓶酱香型名酒，萧铜却点名要喝二锅头。在上海长大的表弟媳徐锡慧知道他原籍镇江，就特意做了一桌淮扬风味的菜。他吃菜不多，酒却喝了多半瓶。

他嗜酒如水，酒量大吗？不大也不小。柏杨在他所写的“豪饮之趣”中，对萧铜酒量有一段传神的描述：近代夫妇能饮者，据柏杨先生所知，有漫画家牛哥先生和他的夫人冯娜妮女士，牛哥先生酒量之大，不用说啦，你千万别跟他碰。他夫人冯女士的量也会吓你一跳，有一次和剧作家萧铜先生别苗头，她连喝三瓶高粱无啥事体，而萧先生喝到第二瓶，便噗通一声，双膝下跪。

萧铜笔耕之时必饮啤酒，用啤酒浇出灵感，对啤酒是否冰镇却不大讲究。一位戏迷作家回忆：家父在某左派报社见到坐在一端的萧铜先生在写稿，面前放着三大瓶啤酒，一手持笔，一手执樽，边喝边写。家父好奇问了一句 ：“为何每次都买上三瓶啤酒？冻冰的啤酒不是比温吞吞的啤酒好得多呢？”萧铜先生的回答更妙：“没酒我写不成文章！三瓶啤酒刚好！我不想写作半途缺酒才跑去买。只要是酒，那管它是凉还是热的！”

萧铜饮酒之时，有时也是他和朋友交流、畅谈之时。边喝酒，边高谈阔论。他曾与蔡澜在路边小店对饮时，从下酒的假叉烧，谈起和尚自己吃青菜豆腐，却调制出素鹅素鸡招待施主。借和尚吃素之题，精辟地分析了人们在市场环境中的各色心态，在平淡的闲聊中讲出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剖析。

年轻时，萧铜性格火烈而倔强，遇到不平事会发火骂人。五十岁后，“没关系”却成了他的常用语。他习惯于一言不发的听别人争辩，对不太明白的事不轻易发言。但他一辈子不甘受辱，是个不亢不卑、爱憎分明，硬在骨子里的男子汉。他也是位性情中人，是个敢怒、敢骂、敢哭的人。1978年，在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就怒骂过一个自吹自擂、厚颜无耻的香港保险界人士。同年，在北京老舍故居和老舍夫人胡絜青聊天时，由于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痛苦，也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舒师母，情不自禁地呜咽失声、痛哭流涕。

萧铜用香烟和烈酒麻醉自己那思乡恋京的灵魂，也在烟雾和醉酒中烧断了他的万缕思乡未了情。1995年10月31日，萧铜在一边抽烟、一边饮酒、一边爬格子的深夜里，模模糊糊、蒙蒙眬眬、倦极而睡，烟蒂烧着了稿子和一屋旧书。萧铜一心救书，陷身火海，大面积烧伤，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没出来。在1995年12月30日，听着同为戏迷的忘年交夏婕拿来的录音带——裘盛戎的唱段，告别了小曼母女和杨明，在昏迷之中匆匆地走了。

三联书店总编潘跃明曾向他约稿，要出版“香港文丛”的《萧铜卷》，对此名垂青史之事，他婉辞了，却把精力投入文汇报“拟水流年”专栏的“香港京剧简史”中。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竭力弘扬传统戏曲，在烧伤前，四处核对材料，打算从20世纪20年代写到90年代初，想为有关研究专题提供骨架大纲。没想到，此愿望却成了萧铜未了的遗愿。

著名香港散文家、杂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罗孚，写了《白干洒处忆萧铜》《小记萧铜》《萧铜的不幸》等文章悼念萧铜。情辞恳切，真挈感人。《白干洒处忆萧铜》文章末段，忆述在火灾劫后，他前去广华医院病房探望萧铜。“萧铜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仍可以写字沟通，在那当儿，萧铜写下了一张小小的条子给罗先生：‘我想吃饺子, 带二两白干’”。北京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病危的北京出生、台湾成名的香港人萧铜，仍然保留着儿时的记忆。罗孚用两句话为《白干洒处忆萧铜》收尾：“这是他最后的愿望，这愿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了。洒二两白干吧，洒二十两白干吧，往哪里洒？”

在两岸三地漂泊一生的萧铜，生活在两岸对立、香港未归的年代。他带着那一腔念京情怀，在1995年岁末即12月30日21时许，了却残生于烟雾及堆积如山的旧书中。一场无情大火，不单烧了他的书，还烧了他的游子梦。

动荡中的20年

生鉴忠（萧铜）原籍江苏镇江，1929年4月3日（阴历2月20日）生于北平（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改称北平，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为北京），家住宣武门内未英胡同。的地方，后来取其谐音称为未英胡同。当时在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任主编、主笔的张恨水，也租住于此。张恨水与在报馆做夜班编辑的生率斋（别名：生性贤）——萧铜之父，既有邻居之交，也同为京剧票友，常有往来。此处是清代皇家“喂鹰”

1931年，他们二位曾与徐凌霄、金达志、马彦祥等新闻界名票在湖广会馆同台登场，为武汉大水灾赈灾义演。张恨水是“左嗓子”，只能“票”小花脸，甚至“跑龙套”。张恨水的四子张伍，在追忆乃父演戏时，就曾提及生率斋。萧铜的童年时代是在未英胡同，看着文人们饮酒、品茶、聊天、听戏度过的。

1942年，生率斋举家南迁上海，13岁的萧铜在浦东中学读了一年，1943年随父迁往南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时期的报人生率斋无以为业，一家八口的生活难以为继。1946年，萧铜跟随当时担任河南开封交通银行襄理的二舅蒋方正去了开封，在银行里任职员。刚满17岁的萧铜，是当时家中唯一有收入的人。虽然还未成年，但作为长子的他，过早地成了一家之栋梁。

萧铜的家人随后迁往老家，住在他二舅安排的镇江三阳巷65号。他的父母在此处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先后于此屋仙逝。三个弟弟生怀忠、生治忠、生铭忠和两个妹妹生庆珠、生庆元均在此屋长大成人。其母蒋佩德、弟生怀忠、妹生庆珠在文革中，被人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名，“疏散”至丹阳农村劳作，转成了农业户口，此屋也被占用数年。

20世纪70年代，萧铜通过中国侨联、中国文联和安全部门等多种渠道，为二舅讨回此屋产权。1974年，卞太中、袁丰两位同志专程从北京赶赴镇江催办，在镇江、丹阳公安局派人陪同下，敲开皇塘公社管户口的主任家门，连夜迁出户口，很快把萧铜母亲、弟弟、妹妹的户口由农业户口转回成非农业户口。

他母亲逝世后，他的妹妹生庆珠、弟弟生铭忠协助二舅于1992年将此屋售出。

在台湾的12年

1949 年 5 月，20岁的萧铜向家人告别之后，又向已经在上海工作的二舅告别，跟随他的世伯、剧评家刘慕耘，于16 日从上海出发远赴台湾发展。

萧铜居台12年，曾任“自立晚报”、“华报”、“大华晚报”、“世界影讯”影剧版记者和编辑，写小说、话剧及编电影剧本，仅台语剧本就有200多个，偶尔上台演戏，还演过一次电影。与资深剧评家、作家、影人马芳踪（1973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台分公司经理）有往来。用北京俚俗语言写的《百家姓》，是地道的北京百姓生活故事，曾被翻译成英语版本。1956年在台北书局出版过《六十名家小说选集》获青年小说奖，这本选集的出版，说明当年仅有27岁的萧铜在台湾文学界已有相当声望。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系雷丹在评论台湾出版事业的状况时说：“有名望的作家也同时担当主编，如由萧铜1956年在台北书局出版的《六十名家小说选集》。”1955年任《世界影讯》杂志主编，1958年11月任台湾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1959年3月，任“中华民国”电影戏剧协会第3届理事。

1957年，萧铜以慕容锺为笔名，把国语片《空谷兰》改编为宗由执导的台语片《母子泪》（作家包天笑翻译了日本名作家黑岩汨香的小说《野之花》，又改编成国语电影剧本《空谷兰》）。后来又编写了成为台湾喜剧电影经典模式的《王哥柳哥游台湾》（1959）等电影剧本。

他还为电影插曲撰写歌词。例如，邵氏兄弟影片公司、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合作的以台湾山地为背景的影片《黑森林》中的插曲“庆丰年”、“双手开辟新天地”、“黑森林剧终合唱曲”，由他作词，著名作曲家周蓝萍作曲。

在台期间，与影星黄曼（《艳福齐天》主演之一，中美影业公司制作，萧铜编剧，杨世庆导演）结婚，有女儿生小曼。不久，萧铜赴港，女儿随母姓。黄小曼成人后，是一家跨国服装公司的远东区采购总经理。萧铜于1995年10月30日因家中失火烧伤，黄小曼携母赶赴香港，伺候于病床前，并为萧铜操办了后事。黄曼、黄小曼母女二人，与萧铜的弟弟、妹妹多有往来。

在香港的34年

1961年，在台湾电影界已经站稳脚跟、生涯成功并极有发展前景的萧铜，以32岁的黄金年龄移居香港的重要目的是方便回大陆见亲人。他在《雪，在回忆中》（文丰出版社，1976）收录的一篇散文中说：“此一去，我是要去找我的父母与弟妹，我要看书、看戏。” 在台湾思乡之愁的他，在文中写：“除了大量的‘金门高粱酒’, 就是仅有的小量‘国剧’演出了!”

可惜的是，20世纪60年代两岸关系不像当今如此宽松。从台湾到香港，到了香港就难以回台湾，更何况萧铜是用“不合法手段”离台赴港的。在香港也不敢看大陆的电影和演出，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荣于1961年赴港演出，对萧铜却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由台来港看京剧，新光戏院是必到之地。从以下香港人描述台湾人20世纪60年代看京剧后的小心谨慎，生动地反映了当年来港的台湾人愉快看戏之后，出戏院的紧张心态：这时只见他配戴上一副浅茶色的墨镜，把脸庞也轻轻的向着地下，挥手向我示意切莫与他交谈。出了戏院大堂之后，他急忙再向我示意，快步越过了戏院门前的交通灯，在对面的行人道上，他才对我说：“老弟，真不好意思，因为担心被人看到我在新光戏院出现，这才急急忙忙离去。没法子，谁教我是来自台湾的！”

那个时代，从香港去大陆也不容易，而从台湾来的人经香港去大陆就更难。萧铜曾在文章中描写来自台湾的谢家孝（作家）为了不能回四川见家人而痛哭，文中含着作者淡淡的哀愁。食物是最能直接表现感情的东西，萧铜在北京听到的小贩叫声：“硬面唵，饽啊饽”，又写到台北居住时的“萧妈抓”，是闽语“烧肉粽”。来了香港，雨夜里听到的“裹蒸粽”，也是令人怃然。萧铜在香港苦等了10年，1971年才在广州，与阔别22年、从江苏赶来的家人团聚。但他却没见到已在饥饿的年代逝世的父亲生率斋，也没见到在湖北安陆“五七干校”种菜的二舅蒋方正。

萧铜到香港后，在电影公司里工作了一段，编写了《金箭盟》、《一段情》、《浪淘沙》(又名“渔家女”，与宋海灵合编)等电影剧本。他与王卜一、宋存寿、王月汀合作，为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当李翰祥离开邵氏公司去台湾发展后，他写的剧本就不多了。那时能在大陆上映的香港电影不多，萧铜又被台湾列入“拒绝往来户”管制入境。独自编剧的电影难以进入海峡两岸，以写剧本谋生越来越难。本以为可以“带艺投师”的萧铜，用已经在台湾获得的积淀，在香港电影编剧事业上谋发展。但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特殊经历，发展的并不顺利。

在香港，他仍然为电影插曲作词。例如，时装歌唱片《浪淘沙》（渔家女）中的渔歌、做新鞋、妈祖庙、渔家忙、情深似海、为了活下去、闹新房、巧梳装、严霜单打独根草、铁树开花、渔家女是好儿男、生离死别、血流泪不流、又入虎口、幸福在望等15首电影插曲，均由萧铜作词、候湘(即李厚襄) 作曲、钟情主演和主唱。从歌曲一系列名字，就能揣摸出影片的梗概。

后得《新晚报》副刊编辑高朗之助，萧铜用笔名金大力、贾六、赵旺……等在《新晚报》《文汇报》等多家报刊上的专栏上发稿，借以维生。在香港以专栏作家的稿酬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交稿的数量、质量，既决定能否占住这个栏目，又直接影响收入和每日生计。因而，萧铜每天喝早茶时看报读书，午餐和晚餐不定时，常叫份“便当”送到家吃几口。旧先施百货附近的一家小茶餐厅是他常去之处，吃点牛筋牛肚，以酒代饭、对酒当歌。

萧铜的晚餐有时也是他的社交活动。他和唐人（严庆澍）、曹聚仁、叶灵凤、黄蒙田、夏果（诗人、散文家,《文艺世纪》的主编）等文人，以AA制上小馆子,饮酒、聊天，消磨一个黄昏。严庆澍是他们的司库，负责收钱付款。这样的餐叙每月总有一次，维持了好几年之久。

天乐里附近一家咖啡厅里角的卡座，是他常常慢慢地喝着啤酒、慢慢地写稿的地方。萧铜离开香港外出，则要提前写出几十篇，交给多家报刊的编辑备用。香港各大报都远销世界各华埠，靠副刊专栏吸引读者。专栏要保持水平，就要邀请名家撰写专栏。专栏作家的特色、风格各异，既能吸引读者，报社又可节省人力。一个编辑管几个副刊，不必在组稿、改稿、编排上用太多精力。每个栏目千把字，框框划定，一劳永逸，最多每年调整一下版位或变动一二位作者。香港报纸的副刊，被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所分，每人有几个固定的专栏。你每星期两章，我每礼拜三篇，已成定规，要想多写几个专栏，只能等待专栏空出名额。萧铜晚年患气管炎，曾轻度中风，健康不尽人意，发稿渐少，生活陷于困顿，原因也在于此。

萧铜20世纪70年代初住九龙塘的华屋，房子大，两层楼，他和杨明住楼上。楼下由别人开了一家戏剧学校，前有院子、后有花园，楼上是如花美眷。后迁旺角龙马大厦，条件也不错。晚年稿费渐少，境况不如以往，住在旺角弥敦道552号的一幢旧式楼房内，只有一间。弥敦道是连接旺角与尖沙咀两个主要商业区的干道，与外地旅客必去的“女人街”、油麻地庙街不远。油麻地的天后庙前的土地，20世纪初是渔民晒船用麻缆的地方，21世纪仍开着补渔船的桐油及麻缆商店。天后庙旁有一条因庙而得名的庙街，每天晚上会摆满售卖各式货品、食品的摊档，货品价格便宜。油麻地还有个建于1913年的果栏，是九龙水果批发市场，有多幢一、二层高的战前特色石建筑。不但本土气息浓，而且不少居民仍旧保持着香港传统的生活方式，是香港旧日生活的探询地。

萧铜所住之处，使他有机会天天接天天接触香港平民，能看见低下层市民生活实况：才八岁的小男孩默默地走进餐厅里，对着人客展示他仅售五角的钥匙链；蹲在街角路边，卖报纸、卖廉价领带的小孩，卖香口胶的盲人；摆地摊卖旧书的“醉猫”，旧书店那位势利而贪婪的“肥佬”；在茶楼里挺着大铁盘卖点心的男孩……，都成了萧铜笔下的题材，都激发起他无可奈何而又爱莫能助的同情。这些看似无聊的特写，通过写中下层的小人物，揭露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反映了香港这个繁荣大都市背后的黑暗。萧铜的杂文是香港文坛的一路奇兵，其妙处在于充溢着生活化之情景, 不像一些南来文人的过客心态，是一位久居台湾、香港，又眷恋故乡大陆的香港人，对那半中半西、小而复杂的香港社会各阶层心态的剖析。此类素描般的剖析，香港人自己写，往往不易客观，大陆人写，则难免隔靴搔痒。对于萧铜，则是得天独厚。

“五四”新小说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正是香港新小说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下半叶，这种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侣伦、舒巷城、金依、夏易、萧铜、吴羊璧等都写出了光彩夺目的现实主义作品。毫无疑问，现实主义也构成了香港强大的“主流文学”。

他在70年代三次到大陆之后，80和90年代又多次往返于香港与京、沪之间，探亲、搜书、看戏。198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苏叔阳所编的《香港小说选1948-1969》，是内地出版最早以“香港”的集体概念为名的文学选本。收入萧铜的“出城”等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1981年12月，萧铜和30位香港作家一起作为东道主，和14位大陆作家、5位台湾作家在香港相聚，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与会的大陆作家代表团是“文革”后第一个访港的作家代表团，因此这次研讨会，是实现了两岸三地作家第一次聚会的破冰之举。

20世纪70年代，他采访了许多大陆名人，写了《谒夏公－－在北京访夏衍》等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等报刊。在他的写作生涯后期，以《明报月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在北京访问了侯宝林、端木蕻良、胡絜青、李万春等大陆文艺界名人，访问稿在《明报月刊》连载。对这些文艺界名人的白描，朴素简练，不重渲染，不作虚构，把握人物特征，用传神之笔予以点化。例如，为了真实而传神地描绘吴祖光、新凤霞，萧铜住在他们位于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的家里多日，不但与二老促膝谈心，也和他们的子女吴欢、吴霜交往。这些白描的事实，本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但时间令人遗忘，而时间也提醒我们应该记住历史。

萧铜的大陆文艺界名人系列访问稿，从独特的角度向海外华界介绍了这些名人以及那段特定的历史，是萧铜作品中的重要的文稿。

他的散文也被一些丛书收录。如“北京的茶馆”不但刊登于金庸在香港创办的《明报月刊》杂志上，也收入了明报月刊文丛 《明报·茶酒共和国》；写与萧铜年纪相仿、在北平长大、定居美国、同为京剧票友的侯榕生女士故事的“戏迷”，收入侯榕生的《谈猫庐》；“旧日的戏院”收入姜德明主编的《七月寒雪》，收入此书的还有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叶圣陶的“佩弦周年祭”、老舍的“北京的春节”、张恨水的“天桥”、陶铸的“松树的风格”、邓拓的“白开水最好喝”、萧乾的“餐车里的美学”、冰心 的“病榻呓语”、巴金的“说真话”、夏衍的“从点戏说起”、路翎的“答问路的老人”、张友鸾的“胡子的灾难历程”、流沙河的“文人拉车记”、冯友兰的“怀念陈寅恪先生”、周建人的“鲁迅和周作人”、陆小曼的“泰戈尔在我家作客――兼忆志摩”、黄宗江的“我的芳邻侯宝林”、余秋雨的“家住龙华”、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梁思成的“山西民居”、沈从文的“湘西苗族的艺术”、胡风的“革旧迎新五愿”、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两则）”、曹禺的“水木清华”与《雷雨》”、金庸的“历史性的一局棋”、柏杨的“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等名人写的名篇。从萧铜的文章被收入集子的作者，不难看出他散文的水平。

他关心、扶持青年作者。20世纪70年代移居香港的华而实，在萧铜逝世后以“摘片心香祭萧铜”为题，在《作家双月刊》上撰文说：“我这辈子记住了他。” 华回忆到港不久，第一次向萧铜主编的《香港夜报》副刊投稿，不但变成了铅字，萧铜还在给他稿酬时鼓励：“你的文笔适合写散文诗，可以向《文汇报》投稿，夜报欢迎你继续来稿。”在华而实犹豫是否向大报《文汇报》投稿时，萧铜不但及时鼓励，还在听说华在“文革”中失学、偷看小说的事以后，送给他两部诗集。华而实鼓起勇气连夜写了短文，四天之后就在《文汇报》登了出来。此后断续续写了20多年，还曾受到《文汇报》老总张云枫的接见。萧铜还借与华同为《香港商报》副刊写专栏游记的机会，写文赞赏华的文章。在华写了南京秦淮河后，萧铜专门请他吃饭，回忆在南京的往事，还送他一本《二次上京记》。华而实感叹地说自己有此进步，“可说是萧铜兄作的‘媒’了。”

生鉴忠（萧铜）的作品涉及电影剧本、小说、游记、散文、杂文等多种文体。在他的写作生涯中，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创作了不少电影剧本，60年代中期以后写的电影剧本渐少，成为香港多家左翼报刊的专栏作家，7 0年代连续出版了到大陆的三本游记，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夏衍、侯宝林、端木蕻良、胡絜青、吴祖光、李万春等众多大陆文化界人士的访问稿，这些名人访问稿是萧铜重要文稿之一。

在台湾和到香港初期，生鉴忠（萧铜）除了写小说、散文外，主要精力用于电影剧本创作，题材多为喜剧、爱情、古装、武打。1959年，萧铜编剧的台语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又名《两傻奇遇记》，台湾著名导演李行的处女作，李冠章、原名张福财的矮仔财主演），模仿好莱坞的劳莱和哈台一胖一瘦、相映成趣的搭档，表演极为贫困的两人突然中大奖后的心态。让人在“乡土电影”中窥见台湾的政治文化，在嬉笑之余时时感受悲凉，是这部喜剧片的出彩之处。这部黑白片，不但为台湾台语电影开发了新片种，也同时创造了极佳票房。20世纪60—70年代，正值台湾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关键转型期。贫穷的底层人民，常有突发横财的梦想，然而发了横财之后干什么, 耐人寻味。时至21世纪，《王哥柳哥游台湾》仍是台湾喜剧电影史上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台湾人仍将体重过重的人称为王哥，将体型瘦小的人称为柳哥，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由于受欢迎，原班人马又相继拍摄了多部续集，“王哥柳哥大闹歌舞团”、“王哥柳哥好过年”、“王哥柳哥过五关”、“王哥柳哥百子千孙”、“王哥柳哥007”、“王哥柳哥游地府”……。这种劳莱、哈台式的喜闹剧，成为台湾喜剧电影的经典模式。

到香港后，萧铜也与诸多电影界的名导演、名演员合作。萧铜、王卜一、宋存寿、王月汀等人分组，为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在台湾创下空前卖座纪录。不但于1963年获得了第二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美术音乐奖，还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故事参考了萧铜的世伯张恨水所著同名小说，在台连演162天、930场，打破影史纪录，台北万人空巷，成了香港人眼中的“狂人城”。

在两岸对立的特殊背景下，萧铜惦念大陆的亲人，由台湾偷渡至香港，他的电影作品因而在两岸发行都遇困难。为此，他逐渐淡出电影界。

杂文、散文是萧铜后期的主要作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专栏刊载杂文、散文和连载小说，逐渐成了香港文坛的第一大文学样式。处于这一风云激荡时代的香港专栏文章，内容无所不包，形式百花齐放，是香港文学的多元化格局在散文领域的体现。《新晚报》老总罗孚于20世纪50年初，奉廖承志指示借两派比武轰动港九之机，掀起以专栏连载的新派武侠小说热。金庸、梁羽生、陈凡执笔的《新晚报》“三剑楼随笔”专栏，对新派武侠小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萧铜与罗孚的来往日甚一日。

70—80年代，罗孚、萧铜、吴其敏等一批侧重写实的老作家，对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世态人情尤为关注，他们的作品即便是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往往也同整个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有文章说：“香港老作家金大力(萧铜)，写其喝酒、测羊肉、蹲马路，像流水账一般，看似白开水，其味道则‘都在内里’。”报纸的框框专栏是杂文、散文的主要园地。《香港文学初探》有一个统计：“发现在本港销路好，或者有代表性的十三份日晚报中，一共有接近四百个专栏，其中九十个是小说，大多数是长篇连载，余下来的三百一十个，是各式各类的框框杂文”。香港散文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或对社会人生有深度的透视，或对景、物、人均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剖析，或注重意象铸造。而情真意切，语言圆熟，则是这些散文的共性特征。

被许多大学选用为教材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把萧铜与张爱玲、陈若曦、余光中、施叔青、钟玲等并列为“旅港作家”。萧铜写的《出城》被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科研究所，按艺术成就、历史意义、文献价值兼顾的原则选入《香港小说选1948-1969》。

1970年出版的《无风楼随笔》，是萧铜离开台湾在香港生活了九年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收文40篇，是1967至1969年间发表于《新晚报》上的文章。“无风楼”也是萧铜到香港后的斋名。他在“后记”中说，集名《无风楼随笔》，不单单指所租住的小屋连风也没有，代表的是“无风不起浪”。他说：“这数年来，虽也看了不少、读了不少、学了不少，可是个人的生活总是以闲散、淡泊的日子占大多数”。萧铜居港住在油麻地附近，常逛的是庙街，见的多是低下层的市民生活实况：卖报纸、领带的小孩，卖香口胶的盲人；摆地摊卖旧书的“醉猫”；在茶楼里挺着大铁盘卖点心的男孩……都成了萧铜笔下的题材，激发起他无可奈何而又爱莫能助的同情。这些看似无聊的特写，却反映了香港这个繁荣大都市背后的黑暗。

1976年出版的《雪，在回忆中》，收集了如此旧京、旧刑部街、打更、茶馆杂谈、私塾之忆、旧京市声、陶然亭、北京思想曲等60篇散文。这些散文分两类，一类是香港本地的速写小品，反映了香港底层百姓的生活百态，另一类是回乡探亲的一些感想、琐记、旅途中的见闻，真实的描写了“文革”后期北京等城市的景象，表达了作者的联想与感触。

1980年出版的《京华探访录》，收集了登门拜访侯宝林、夜探老舍夫人、白纸坊访张君秋、李万春与李小春、程派传人赵荣琛、在吴祖光、新凤霞家里、二上梅府等访问记，让读者对文人、艺人所受的迫害和遭遇有所了解，对“文革”时期“苛政猛于虎”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香港、大陆之间的来往并不方便，有关大陆的文章很受港人和海外华人的注目。

萧铜自己说：“在我看来，这些杂文的缺点是松散、琐碎、重复，真像是流水账。”与金庸、倪匡、黄沾并称“香江四大才子”的蔡澜却说：“我一直看萧铜先生写的专栏，他所谓的缺点，其实是他最大的长处，散文就是应该松散，应该琐碎。在松散和琐碎之中，我读到他真实的感情，一句废话也没有，是多么地动人！称什么萧铜先生，应该是萧铜老师才对。”

1956年，编写《林投姐》剧本，由台湾台联电影企业社制作发行，唐绍华导演，主要演员有李冠章、何玉华、武拉运、杨月帆等。

1957年，编写《火葬场奇案》剧本，由台湾华安有限公司制作发行，梁哲夫导演，主要演员有小艳秋、陈扬、吴非、宋白虹等。

1958年，编写《明知失恋真艰苦》剧本，由台湾华安有限公司制作发行，梁哲夫、孙侠导演，主要演员有静江月 矮仔财 何玉华 康明等。

1958年，编写《血战（血战保中华）》剧本，由台湾高和有限公司制作发行，田琛导演，主要演员有周经武、井淼、李行、赵振秋等。

1958年，编写《郭素月棺中产子》剧本，由台湾东海影业公司制作发行，胡杰导演，主要演员有武拉运 游星田 戽斗 天炮枝等。

1959年，编写《王哥柳哥游台湾（上）（下）》剧本，由台湾台联影业公司制作发行，李行、田丰导演，主要演员有矮仔财、李冠章、柯玉霞、戽斗等。

1959年，编写《猪八戒与孙悟空》剧本，由台湾台联电影企业社制作发行，李行导演，主要演员有李冠章、何玉华、武拉运、杨月帆等。

1960年，编写《喋血贩马场》剧本，由香港金凤影业公司制作发行，王引导演，主要演员有叶枫、王引、王豪等。

1960年，编写《艳福齐天》剧本，由香港中美影业公司制作发行，杨世庆导演，主要演员有张仲文、唐菁、黄曼、王琛等。

1960年，编写《虎妞》剧本，由香港中国电影公司制作发行，汪榴照导演，主要演员有李湄、蓝璐、乔宏、唐菁等。

1960年，编写《天伦泪》剧本，由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制作发行，易文导演，主要演员有王引、唐菁、张小燕等。

1962年，编写《一段情》剧本，由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制作发行，锺启文导演，主要演员有张扬、丁皓、罗维、王引等。

1963年，编写《金箭盟》剧本，由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制作发行，罗维导演，主要演员有林翠、田青、洪洋、罗维等。

1963年，编写《杜鹃花开》剧本，由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制作发行，周诗禄导演，主要演员有张仲文、杜娟、赵雷、文爱兰等。

1963年，编写《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由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制作发行，李翰祥导演，主要演员有凌波、乐蒂、任洁、李昆等。

1966年，编写《浪淘沙》剧本，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制作发行，杨世庆导演，主要演员有钟情、王引、张小燕、柯俊雄等。

1968年，编写《我又来也》剧本，由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制作发行，鲍方、唐龙导演，主要演员有江汉、翁午、石磊等。

1980年，编写《密杀令》剧本，由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制作发行，鲍方导演，主要演员有陈思思、江汉、石磊等。

1956年，萧铜编成《六十名家小说选集》（台北书局出版）。在台湾，由他自己写的小说，有台湾新新文艺社出版的《哀歌》，台湾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出版的《纸醉金迷》（1961）、《卧虎沟》（1962）等3本。

在香港，他写的小说，有《哀歌》（中流出版社1971）、《凶手》（大光出版社 1975）、《柳巷》（大光出版社1976）、《银海》（中流出版社1978）、《风尘》（香港宏业书局 1979）等5本。写的散文集有《无风楼随笔》（大光出版社1970）、《马路集》（万叶出版社 1973）、《上京记》（文丰出版社1973）、《雪，在回忆中》（文丰出版社1976）、《二次上京记》（南通图书公司 1977）、《京华探访录》（明报出版社 1980）等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