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藏文：འཕགས་པ་，威利转写：Hphags-pa；1235年3月6日－1280年12月15日），本名罗追坚参（blo-gros rgyal-mtshan）。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首领，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第一任萨迦法王。元朝第一位帝师。

八思巴（“八思巴”为藏文的音译，又译发思巴、拔思发、帕克思巴、发合思巴、八合思巴、八罗巴，意为“圣者慧幢”）于宋端平二年（藏历第四饶迥木羊年，1235年）的三月六日诞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本名罗追坚参（又译罗古罗思监藏、罗古罗思坚藏）。因此年是藏历木羊年，故小名叫“类吉”，即“小羊人儿”之意。他是桑察索南坚赞的五位妻子中的玛久贡嘎占的长子，生于其父五十二岁时。

八思巴出身于著名的款氏（一作昆氏）贵族。款氏家族发迹于8世纪初叶。到宋熙宁六年（1073年），家族中的昆·贡却杰布在本波山下创建萨迦寺，创立萨迦派。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萨迦派逐渐在西藏站稳脚跟，成为有名望的宗教派别。

八思巴天赋异禀，读写五明（大五明包括声律学、正理学、医学、工艺学、佛学；小五明包括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不教即通。他3岁就会口诵真言、心咒修法，大家都很奇异，纷纷称其为“八思巴”，即藏语“圣者慧幢”之意。

主词条：凉州会谈

在八思巴成长的过程中，大蒙古国崛起，并向四面扩张。宋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的兵锋直指西藏，次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兵攻入吐蕃（西藏），经营吐蕃事务。

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阔端邀请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教主萨班·贡噶坚赞（一般被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来凉州（现甘肃武威）商量吐蕃日后的安排。已经六十三岁的萨班不顾体弱多病，带上了作为萨迦教派款氏家族僧俗首脑例定继承人的两个侄子，即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出发。

元定宗元年（1246年），萨班一行到达凉州，并在第二年（1247年）正月见到了阔端，进行了改写蒙藏历史的凉州会谈。这次会谈后，吐蕃正式归附了蒙古。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也在凉州住了下来，继续跟随萨班学习佛法；恰纳则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元宪宗元年（1251年）底，萨班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年仅十七岁的八思巴成为凉州幻化寺第二任主持，继承萨迦教派首领之位。此时，因通晓五明，又称“班智达”（大意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次年，蒙哥汗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与格西孙不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元宪宗三年（1253年）夏天，蒙哥汗之弟忽必烈南征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临洮一带。大概是在此年的四月到八月之间，八思巴应邀到六盘山，与忽必烈会面。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摊派兵差、收取珍宝。八思巴听后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他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八思巴说的正是唐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于是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难以接受，这时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

随后，忽必烈继续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

元宪宗四年（1254年），八思巴与从云南班师北上的忽必烈再次相会于忒刺之地。忽必烈大喜，五月初，赐给八思巴一道诏书，宣布保护寺院不受侵害，号召僧人不可争官位、依恃圣旨欺凌他人，应该“敬奉上天，为我祈祷”。

元宪宗五年（1255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不久，又返回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从事宗教活动。

元宪宗七年（1257年），八思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当时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为了解决此事，经蒙哥汗委托，忽必烈于元宪宗八年（1258年）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此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但在辩论中道教以《史记》为论据驳斥佛教正统，佛教方一时无以应对，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道教方的论据自相矛盾。最终，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蒙哥汗“大悦”，对其颇为赏识。同年，八思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经历了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夺位大战。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在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初步取得胜利后，忽必烈返回燕京（今北京市），继任蒙古汗位，封二十二岁的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八思巴统领天下释教。八思巴由此有了全国佛教领袖的地位。

成为蒙古大汗后，忽必烈考虑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对政府管理、军队后勤供应以及商旅往来都造成严重影响，决定建设通往吐蕃的驿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主要建了一条从青海通往萨迦地区的驿站。八思巴则对吐蕃佛教界颁了法旨，要求全力配合建设。此后，从青海到萨迦，一共建了二十七个大驿站，保障了往来畅通。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即燕京，今北京），并设置了管理全国佛教以及“兼治吐蕃之事”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此时，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被封为白兰王。兄弟二人于至元元年（1264年）夏奉命返回萨迦地区去完成建立吐蕃行政体制的任务。至元二年（1265年）元旦，八思巴抵达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新建有石佛像置于扎西果芒佛塔之中、前七位萨迦喇嘛的塑像的伞盖和法轮、金汁书写的二百多函甘珠尔经。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青南喀札第二十多位大师为师，研习修教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教理仪轨，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五明学等知识。

八思巴此次回藏居留三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蒙古新字是八思巴依照藏文三十个字母创制的由四十一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后来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文”。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皇太子真金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忽必烈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大悦，随即颁行天下。

至元七年（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同年，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并更赐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赐白银一千大锭、绸缎五万九千匹。

作为帝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至元六年（1269年）十二月，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次年，又在御座上置白伞盖，上书金字梵书，用以“镇伏邪魔，护国安刹”。

忽必烈从八思巴那里接受萨迦派的密宗大灌顶时，作为供养，向八思巴奉献了西藏十三万户和藏族地区的三个却喀（意为部分，三个却喀指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几乎包括整个藏族地区），使其拥有了对这三个宗教管辖区的管理权。

至元八年（1271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

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八思巴在真金的护送下前往拉萨，由其弟亦邻真监藏继承帝师之位。统治吐蕃。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忽必烈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

至元十三年（1273年）底，八思巴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首领，都前来相会。八思巴自任萨迦法王，任命本钦释迦尚波统领吐蕃十三万户，为萨迦派在吐蕃实行政教合一的开端。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把吐蕃的艺术带到了内地，又把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传到了吐蕃。

至元十四年（1277年）正月，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地方（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盛大法会，史称“曲弥法会”。真金以忽必烈的名义充当施主。此次会议，消除了不同意见，巩固藏地行政体制，扩大了萨迦派的地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这些措施在当时均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真金护送军返回后，矛盾尖锐。《汉藏史集》记“由于本钦公哥藏卜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朝廷。皇帝顾念朝廷与萨斯迦派关系重大，遂决定予以护佑，派大臣桑哥为首领，率蒙古大军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军七万及朵甘思和朵思麻军三万人，共十万人前往，迅速击败对抗者，处死公哥藏卜。嗣后，还拜见八思巴喇嘛，才率军返回。

藏历第五饶迥铁龙年，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280年12月15日），八思巴示寂于萨迦寺拉康拉章（也有被侍从毒害之说），享年四十六岁。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八思巴死后，翰林学士王磐等为其撰行状。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功臣。藏历木鼠年，泰定元年（1324年）八月，元廷“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行各行省，俾塑祀之。”追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

八思巴去世后，元朝中央的帝师制没有改变，帝师职位一直由萨迦派高僧继任而延续。如八思巴后由其异母弟仁钦坚赞、侄子达玛帕拉热噶斯塔担任帝师，共产生十几位帝师，直至元朝灭亡。

元宪宗三年（1253年），在六盘山谒见宗王忽必烈，备受崇敬。当时，佛教与道教为争夺蒙古汗廷的信任，争夺权力和徒众，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元宪宗八年（1258年），八思巴在忽必烈面前与道教首领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驳倒了对方。

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受命领总制院事，统辖全国释教僧徒及吐蕃地区军政事务。约于此时，受元世祖命创制蒙古新字。次年，返萨迦，监临卫藏地方军政机构创设事宜。建立了“刺让”，设置司礼官、掌内室与服饰之官、司宗教仪式之官、司礼宾官、主文书官、司库官、司厨官、司引见官、司座位官、掌运输之官、掌马官、掌犏牛官、掌犬官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在设置宣慰司等官衙后，他返回中都（燕京）。至元四年（1267年），设拉让，置本钦，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僧俗并用，军民兼摄。西藏贵族僧侣统治制度，自是益加完备。至元十四年（1277年），举行大型法会于后藏曲弥仁摩，会晤卫藏僧俗领袖，消除不同意见，巩固地方行政体制及萨迦派的地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的本钦职务，以尚尊代之。同时，指定恰那多吉的遗腹子答耳麻八刺为萨迦款氏家族与教主的继承人。但因这些措施引发了不满，导致忽必烈派兵入藏干预，击败了对抗八思巴的公哥藏卜。

主词条：八思巴字

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前，蒙古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先后使用过畏兀儿蒙古字、波斯文、汉字、西夏文等。忽必烈深感统一的文字对统治的重要性，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多人的智慧，八思巴最终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结合蒙、汉等多种文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即后来所称的八思巴字。同年，忽必烈下诏将蒙古新字颁行全国（不久改称“蒙古字”）。官方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扩大其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元代的官用文字。此后元朝皇帝下达的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经文、牌符、禁约榜等官方用书都采用了这种文字，使文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对其统治帮助很大。

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命名，称“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状特征命名，称“方体字”。其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一些梵文字母，还包括几个新造字母。关于字母数量，有41个和43个两种说法。前者指最初的字母表，后者包括续增字母。按忽必烈的规定，八思巴文用以“译写一切文字”。现存资料也说明，它的书写对象包括蒙古、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语言。译写各种语言时，有两个原则：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如译写蒙古语和汉语；一是按所译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译写藏语和梵语。在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个别藏语词的写法有两种形式：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相同；另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不尽相同。八思巴文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a不专设字母。字母体式，常见的有正体和篆体两种。行款为左起竖写，与藏文左起横行不同。书写单位是音节，与畏兀儿蒙古文不同，这种书写单位不适合于蒙古语的特点。由于书写单位是音节，又不使用标点符号，所以词和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判断。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上下文，就难以确定书写单位所代表的汉字。

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应用于多种语言统一的书面形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现存资料中，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多些，译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资料很少，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和碑刻，以及铜印、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

元灭亡后，北元朝廷虽继续用方体字制造印玺，蒙古贵族也有用八思巴文刻制碑文的案例，但八思巴字还是逐渐被废弃。不过，大量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文献文物资料被保存到后世，不仅是研究八思巴字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始依据，也是研究当时政治、文化、经济、语言文字、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极为珍贵的史料。有学者称这种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明初学者宋濂主编的《元史·释老传》称赞八思巴七岁时就能“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稍长，即开始学习“五明”学，一学即悟。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西藏王臣记》中说八思巴“幼而颖悟，长博闻思，学富五明，淹贯三藏”。

现代藏学家王森：“看起来，八思巴首先是继承了他伯父萨班贡噶坚赞的内向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区和祖国中央的关系，而且还带动了汉藏、蒙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实际上他们只是蒙藏两族统治者之间的结合，但是在客观上他也起了密切祖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作用。”

现代历史学家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元时期》：“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

“八思巴”在藏文中意为“圣者”“圣贤”，是对帝师之尊称。藏文史籍多称八思巴为“卓衮（‘众生救主’之意）八思巴洛追坚赞贝桑波”。汉文史籍中对此名的译法各不相同：《元史》称“八思巴”，《佛祖历代通载》称“发合思巴”，《南村辍耕录》称“巴思八”，《拔思发行状》和《帝师殿碑》称“拔思发”，《蒙古源流》称“帕克巴”，《百丈清规》称“拔合斯八”，《元史·本纪》称“八合思八”，《工艺传》称“八合斯”，《焚诸路道藏经碑》称“发合师”，《乞台萨里神道碑》称“八思马”，《七修类稿》为“八思麻”，《高僧传四集》称“发思八”等。在佛教典籍中，又称八思巴为“慧幢”，法号“慧幢吉祥贤”等，“吉祥贤”乃据藏文之意译。

关于八思巴的出生，有一个传说。相传有一次，八思巴的父亲索南坚赞正在修行毗那夜迦法，见毗那夜迦神（藏传佛教中的象头财神，人形象面）前来，用象鼻将他高高托起，送到须弥山（佛教中一小世界中心）山顶，说：“你看！”索南坚赞惊魂未定，不敢看远，只是瞥见了卫（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康（川西、甘青等藏区）三处地面。毗那夜迦神说：“本来你看见的地方将归你统治，但是因为你没有快看，所以你就没有统治的缘分了，卫、藏、康三处将归你的子孙后裔统治。”可是那时索南坚赞已年过半百还未有子嗣，就向毗那夜迦神求愿得子。于是毗那夜迦神就到贡塘地方（今西藏吉隆县）的高僧萨顿日巴身前，说：“桑查一再向我祈求，愿能统治卫、藏、康三处地面，他本人无此等缘分，只有他的儿子当是住世的菩萨，发愿教化南瞻部洲之大部，你应前往他家，转生为桑查之子，治理卫、藏、康三处吐蕃地面之大部，请你按我的愿望转生！”

八思巴自幼天赋异禀，曾说自己的前世是贡塘高僧萨顿日巴。萨顿日巴的两位弟子听说后，前来验证，当时八思巴正与其他小孩在一起玩，见到他俩后，立刻认出了他们，问说：“你们来了吗？”两位弟子说：“认识我们吗？”八思巴直接就说出了两人的名字。两位弟子因此对八思巴心生敬仰。有一次，八思巴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会见朗日巴地方来的僧众，八思巴对其中一位老僧说：“你是我的近侍扎西顿珠！”当这位老僧获知八思巴是自己的上师转生之时，老泪纵横。

据说八思巴年幼时，曾梦见自己手拿一根有八十节的藤杖，但到第四十六节处就弯曲了，第二天向萨迦班智达说起时，萨迦班智达对他说：“这预示着你的岁数，所以到四十六岁时要格外留心。”想不到一语成谶，果然在四十六岁时逝世。

父亲：桑查·索南坚赞（一作索南监藏）

母亲：更噶吉（一作觉卧公却吉）

伯父：萨迦班智达

异母弟：仁钦坚赞（1238-1279），《元史》译为亦邻真，至元十三年（1276年）八思巴返藏后继承帝师之位。

八思巴的嫡传弟子有桑格、阿尼哥、沙罗巴。

八思巴在至元七年（1270年）撰《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摩仪轨》1卷，忽必烈亲为制序。至元八年（1271年）又著《根本说一切有部习学略法》1卷。至元十一年（1274年）末，在返藏途中专为皇太子真金著述并讲授了《彰所知论》2卷，此经有汉译本，收录在《大藏经》中。

藏传佛教于每年农历冬月二十二二日举行“八思巴圆寂纪念日”。

2015年纪录片《一代帝师八思巴》，饰演者不详。

日本古典文学《太平记》（たいへいき）中记述了一位西番帝师以摩诃迦罗天法护持王权。这一人物的设定与八思巴的形象一致。书中把八思巴刻画为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认为蒙元灭宋成功乃是八思巴的功劳。

王磐《八思巴（拔思发）行状》（收录于《佛祖历代通载》卷21）是汉文史料中关于八思巴生平最重要的文献。《元史》卷202《释老传》及《新元史》卷243《释老传》对其生平均有记录。其他文献中，如法洪有《帝师殿碑》。藏文史料，如《红史》《汉藏史集》《新红史》中亦有其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