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莫名失踪,中日关系更趋紧张。为防止日军借口发动军事进攻,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外展开密集搜索,采取外交手段与日方积极沟通与联系,此次外交危机随着藏本的被寻获而化解。“藏本事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前出现的一件外交突发事件，在短短五天时间内，日方借口“藏本英明失踪案”，对中方不断施压、挑衅，欲趁机压服中方同意他们派兵入城，达成事件之外的目的，这属于典型的外交讹诈。国民政府当局在应付这一事件时，则表现出了慌乱、紧张和无奈，事后又一味地迎合日方的无理狡辩，态度软弱，使人觉得可欺，这更使日方胆大妄为。

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后,坚持认为这些损失换来“剿共”,以在“东南数省次第肃清”,并非“得不偿失”。同年10月,出动近百万兵力,对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以50多万兵力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堡垒主义”的战略“剿灭”。对日采取妥协、坚持内战的政策激起内爱国将领的强烈反对。11月20日,被调往福建进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联合“第三党”和内部将领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州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不久,又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

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斥责为:“自立名目,实行叛乱,同时勾结,助其肆虐。”并调集15万兵力入闽“讨伐”,1934年1月下旬,福州事变以失败告终。同年2月,亲抵南昌行营继续督剿红军,并在告诫军全体将士的通电中表示:“一本初旨,与我诸将士共同生死,誓灭残匪。”

据此,日本方面分析认为:“蒋介石为剿军尚须付出更大努力”,他“为了一面完成剿共,一面完成统一,至少需要同日本继续保持休战状态”。因此断定会继续出现“对日妥协政策的动向”。同时,日本也认识到“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中国民众的国民意识迅速高涨”,尤其“北方的抗日气势高涨”,中国“排日抗日的民族潜在势力仍然很强”。日本对《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表面渐呈缓和,但在其背后,中国潜在的反满抗日不断活动”的局面耿耿于怀。于是一面通过与中方就关内外通车通邮等问题的所谓“善后交涉”巩固扩大《塘沽停战协定》所形成的有利局面,另一面企图通过制造纠纷、强行交涉,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满足日本不断扩大在华权益的要求。

而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确定的对日方针是:“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故此后不久在中日双方就《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谈判中,黄郛、何应钦等秉承蒋汪旨意尽力妥协屈从,使日本在关内外通车、通邮等问题上要挟不断得逞。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则独霸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声明,叫嚣: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对……对于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军事借贷等,日本更不能置之不理。这一声明不仅使世界舆论哗然,遭到英美的反对,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国民政府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措施予以反制,而是表现出媚日的姿态。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与别国的合作,“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即使是军事项目,亦“大都为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故日本“不必有所顾虑”。

两个月后,中国首都南京发生的藏本失踪事件,蒋汪的联合应对,进一步彰显了日本“藉端生事”的本质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的媚态。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常常无中生有，制造借口，挑起事端，1934年6月8日，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发生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副领事藏本英明的失踪案，就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政治事件，事件成为当时全世界注目的新闻。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但是此案至今仍笼罩着团团迷雾。日本方面依然对此案讳莫如深，不公开策划此案的经过。

藏本英明是日本奈良县人，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日本外交界有名的“中国通”。

1934年6月9日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紧急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副领事藏本英明昨晚失踪”。这对主持外交工作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来说，不啻是晴空霹雳。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正虎视眈眈觊觎中国内地，战争乌云笼罩着中国，发生这种事情，无异于火上浇油。日本人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34年6月8日晚，时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的藏本英明，在同僚前往火车站为日本驻沪公使有吉明来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外交部宴会送行间隙，只身出走。

藏本英明，时年42岁，奈良县人，1928年随天羽英二参赞，任哈尔滨日本领事馆书记生，1931年，随田代领事充长存总领事馆书记生，在“九·一八”前的万宝山惨案中，辅佐田代对我国进行无理的交涉。于 1933 年5 月调到南京总领事馆任副领事，平日默默无闻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携夫人丽子及一子二女住在南京鼓楼阴阳营62号。6月8日晚，刚回到阴阳营住宅不久的藏本英明，对夫人说他有事要出门，并说明不要等待。

9日上午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田中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口头照会，藏本英明失踪，要求“搜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旋即通知首都军警当局“严密搜查，务期明了真相”。

与此同时，日领事馆派员来到首都警察厅要求查清藏本英明失踪事情。首都警察厅陈焯对来自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训令和日本领事馆的责难不敢掉以轻心，当即采取两条措施：一是派督察长陈独真访问日本领事馆，进一步了解藏本出走的详情及个人嗜好。二是将藏本近照翻印张贴全城各处及城关站埠、并派员四处查访，对日本领事馆附近及藏本寓所阴阳营及下关一带沿路岗警作为查访重点，结果未发现蛛丝马迹。

当日蒋介石得到戴笠电告藏本失踪事件后，虽复电训示：应注全力侦查，即日判明下落，具报，勿稍疏懈。因全力注重“剿共”，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6月10日，由督剿前线返回庐山后的蒋介石上午游览庐山黄龙寺，下午拟定本周工作计划中仍“定于6月13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10周年纪念，并将应对攻打红军“进剿计划”相关的催订重炮武器、“审订空军预算”、“整理投诚赏项”作为工作之重。

南京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放弃星期日休息，召集各局队所长官研究扩大访查办法，继续尽力寻查。并派人前往藏本寓所慰问家属，表示保护外侨之重要。

6月11日，蒋介石得悉藏本仍未寻获，停泊在南京长江上的日本军舰已褪下炮衣，汪精卫电嘱蒋介石“请勿回京”，料定事态严峻。蒋分析认为，日本以藏本事件为威胁，无论其事真伪，“而其威胁时期以难再缓，然其在南方只有用威胁手段，使我屈服。决不能用其陆军强占华中，以其对俄情势，亦日急一日，故其唯有用海军之力。一面虚声恫吓，藉端生事，使寻人无准备之余暇而已。”

蒋介石要求首都军警对日保持“隐忍”姿态。同时，蒋介石为协调安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特发出机密电文称：“……当此国命不绝如缕之时，岂容纠纷再起，自促灭亡。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仍有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定后，凡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治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电文虽未涉及藏本失踪事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但已为对日交涉中的妥协埋下伏笔，预设不得借对日妥协作为反对派的口实。藏本失踪事件前几日，蒋念“江西兵力不足电张学良、何成濬候令调至江西进剿。“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藏本失踪后，蒋介石为防止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入城，虽致电朱培德采取了两手准备，但对南京城内仅存的军警兵力心知肚明。此间致电两广实力派不排除有临时调兵应急的可能。做出以上应对决定后，蒋介石对汪精卫“请勿回京”的告诫思虑再三。汪精卫指出：“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无益也。”

汪蒋在“攘外必先安内”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剿共”战争关键时期，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改弦更张的。最终，蒋介石决定注意藏本事，以定行止帆。至于藏本失踪事件的交涉，则由留守空城的汪精卫处置。

藏本失踪后，主持外交、行政工作的汪精卫如坐针毡。日本提出警告，要求于48小时内搜查其下落。首都宪警连日极力搜索，仍无下落。日本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

1934年6月11日，汪精卫按蒋介石来电所示，一方面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前往日本领事馆拜访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面达政府重视此事之意，并谓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劝日方持镇静态度，勿过于张皇，并托其向藏本副领事家族，代达慰问之忱。一方面召集“朱益之(朱德培，时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唐孟潇(唐生智，时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诸军事长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汪精卫当晚决定两项措施：第一，派员赴沪，谒见日本公使有吉明，报告国民政府重视藏本副领事失踪一事及连日宪警竭力搜查情况，乞求“日方务取镇静态度”。第二，举办南京户口总检查。

自6月11日夜，南京宪警实施的户口总检查由市区扩展到城郊及沿江管辖区域。南京城里城外，形迹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异者、似有精神病状者都成了重点探查对象，重赏告示布满了全城要道。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韩文焕、警察厅督察处处长金斌秉承上级旨意接连几天亲自参加探查工作，但直到6月12日晚，仍无藏本线索。

藏本失踪事件的发生，预示中日关系将蒙上一层阴影，日方必将借此加紧策划对中国的侵略。南京政府的一些要人曾指出:藏本之失踪，“必示日本再进一步侵略之术策，其外交之上压迫与军事行动，恐即将随之而至”。果然日本总领事馆一发现藏本失踪，即断言藏本决非自杀，而是他杀，因具本人即无经济问题，又无家庭问题，更无健康问题，岂会自杀?硬说此系中国方面有计划的绑架谋杀案。因之扬言日方“俟经过一度交涉后,有取断然处置之重大决意”。而有吉返沪后就藏本失踪事发表谈话表面上对中方似“极表好感”，其实不然、参谋木部作了分析，指出有吉谈话可能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为威胁与甘诱我入彀；一为故装亲善加重我对藏本失踪之责任”

藏本失踪消息传入日本后，官方的报纸和电台遂即抓住此事,大作敌视中国的宣传，进行恶毒的诬蔑、恫吓和挑拨，为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大造舆论。

10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宣称:“目前南京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之至。中国宪兵队对于日人,皆有便衣侦探跟随,电话亦一一窃听，”

11日，南京之日本电通社居心叵测地编发一则电稿称:“日总领事馆警察署长清水，昨虽曾率领署员来往华方死刑执行地燕子矶采查，也无所收获。华方未作任何报告，而必有使此事件解决陷于绝境。但日方认为事件之内幕，似有相当有力者参与，故决查明其真相，且于必以时，做断然之处置。”同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其社论中进而断言此事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有关声称:“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所必然,毫无足异。”

12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也发表社论，指责这一事件是我方破坏中日关系的“蠢动”:“藏本副领事失踪事件，系属日杉山书记官于拳匪(诬称义和团)事件发生时被惨杀以来之一大事件。其原因似系出于有吉公使回任后,中日间协调外交有具体化之象,特采取非常手段，以破坏中日关系者之藏动。又南京报纸所下之自杀等类推测，不过意在淆乱听闻。”同日大阪《每日新闻》又宣称总领事馆决定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议:“藏本事件，·····中国之无诚意,固不待言，···.··现在我总领事馆已认定藏本系被何人杀害,不论证据之有无,以藏本氏失踪之俨然事实为根据，决定正式抗议。”

13日,该报甚至绘声绘色地造谣:“藏本通过此地(总领事馆至藏本宅)时，由背后现出一穿中山装之巨汉 (该巨汉最近一星期曾跟随藏本之后),或将藏本绑去,或予以不意之打击,而使之倒地，并巧妙地将一切形踪湮灭。”造谣诬蔑之伎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除舆论宣传的大肆鼓噪外，日本更以付诸“采取断然处置”的行动来激化事态。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其预期目的对南京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力图扩大事态，日本外务省于藏本失踪后立即表态称，“藏本万一不幸，固不待言。即会救出，中国亦难免有责帝国政府将采取断然处置之方针。”外务相广田弘毅(以下简称广田)还进而在内阁会议上阐明具体方针如下:(一)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及动机如何,实为关系到帝国威信之重大案件,故须彻底纠弹南京政府之责任;(二) 如中国政府缺乏诚意，又无搜索能力，日方当派遣官更或陆战队，以实力进行搜索;(三)判明失踪案件真相后,将向国民政府提出五项条件,即:(1)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认罪;(2)严重处罚加害者:(3)赔偿一切损失;(4)今后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5)如再发生此类事件,帝国政府有自由行动之权利。咄咄逼人，公然叫露要派陆战队来华进行“实力搜索”。

其时，日本陆海军已在蠢蠢欲动。鉴于留京之日本各通讯社发出许多威吓消息,及日本当局扬言将派其陆战队进行搜索,贺耀祖特地至汪精卫处商议以武力加以阻止，议及抵抗，达一小时，未有决定，因此间步兵仅桂永清之教导队也”。终以兵力单薄,知难而止。

11日，日本调派第三舰队第二十七队的“苇”号(一作“峰”号)驱逐舰，随后又派第十一舰队的旗舰“对马”号巡洋舰等兵舰，开抵南京下关江边，进行武力威胁。在沪的日本宪兵也被调到南京。同时,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日本公使馆武官冈野,公使馆书记官(一称参赞)有野等人于公使馆内与须磨磋商对策。大阪《每日新闻》反映日本陆军当局的态度称:藏本事件陆军当局颇为重视,并监视事件之推移,以此次事件为第二中村事件，决定穷究国民政府之责任，……不容暧昧解决。在南京的日侨也召开会议，扬言“若藏本不寻获,则全体侨民回国”。显然摆出副准备绝交的姿态。11日，广田电令须磨即向南京政府提出如下责问;(一)在中国首都所发生之外国公使馆员失踪事件,已经过数小时后犹未获判明事件真相与责任之所在,可谓为近代国家所未有之一不祥事。(二)南京政府如果无调查事件真相之能力,则日本政府殊难置信其能力,而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活财产之安全加以重大考虑。(三)当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该案,如有怠于其调查搜查情形,则将提出重大之抗议、并希望须磨善体此意,以求得妥善处理。随后，须磨遂在萨家湾铁道部官邸与汪精卫举行会谈要求迅速查明藏本的行踪,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国负责。同日,广田又使须磨向汪精卫作如下声明:(一)日本政府要求南京政府竭诚调查事件真相，而速谋解决之办法。(二)南京政府若以对此事件处理失当而致发生不测事件，其责任当由中国负责。(三)日本政府得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后要求南京政府道歉处罚击任者及损失略偿并保魔将来之权利。

其间,高桥坦屡次要求中方向城外搜寻，日本警察也派多人赴燕子矶一带寻觅，意在“侦察地形”。据估计,幕府山一带须要两个团兵力,方足以守备和抵抗。但12日军委会讨论此事时,却迟迟不能“决定部队”。13 日，日本总领事馆据外务省的训令,拟向中方提出哀的美敦书,一场战争似已迫在眉睫。

值此关键时刻，藏本终于被寻获了。

最先发现藏本英明的，不是军警宪特，而是紫金山孝陵陵园工张燕亭、霍振麟、魏宗青三人。

6月13日上午9时许，张燕亭在明孝陵附近发现一人行迹可疑，疑是藏本英明，即嘱霍、魏二人跟踪监视，自己则打电话报告首都警察厅。军警当局接到明孝陵附近居民举报线索，当即派人寻觅，至中午，终于在明孝陵后山发现了神情沮丧、蓬头垢面、身着西装的藏本。经查姓名、校对照片，确是藏本英明无疑。当即请其登车下山。藏本英明开始死活不肯上车，经再三劝说，始行登车。

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认识藏本英明，经劝才略进牛乳、汽水、饼干等。沈觐鼎、谷正伦也闻讯赶来，护送藏本英明到外交部，由沈觐鼎电话通知日本总领事须磨。须磨带着一帮日本外交官急速驱车前来，藏本英明见到他们，涕泪横流。当外交部次长唐有壬问他是否乘黄包车出走的，藏本英明予以肯定的回答。唐有壬欲再问，一旁的须磨恶狠狠地对藏本英明说：“你现似疲倦，少说话吧。”显然是警告他说话注意不要暴露真相。

藏本对于出走原因一再表示：“我不愿说，回领事馆后，也不愿发表。”但他强调：我一身存亡与贵国均无关系，我今重回，贵国无负于我。

首都警察厅特务组“为避免日方另有藉口”，特约请驻京美联社记者、路透社记者来警厅，“慰问藏本”，以“取得藏本承认系自动出走凭证”。

在陈焯等人的开导催问下，藏本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叙说了出走经过：

我于8日晚上意图辞世。是夜本拟送有吉公使到车站告别，因汽车座位不够．所以没有送，告别之后，遂由领事馆外出，坐黄包车出中山门，下车步行上紫金山顶，俯视城内灯火辉煌，百感交集，乃双手合十向城内各亲友告别。其地有一木架，将身上照片名片钉在架上，以作纪念。我意山上巨兽必多，便躺在树下，忽闻豹子叫声由远及近，即将衣服脱埋，准备以供一啖。我所以脱下衣一予巨豹以便利，二则留衣服恐有痕迹也，但巨豹来回，迄未见临。9日我在山上渴不过，到山下找水喝。然这一带均无山泉，是晚仍在山上。10日饥渴甚，曾到山下一茶馆喝茶一次，复到中山陵后山，准备在此断食绝命。于是拟搬运石块造一绝命之所，无奈石块过重，未能筑造坟墓，就在该处大树上过宿。11日晚由中山陵到明孝陵后山，发现一洞，此系野兽巢窟，乃将此洞稍加修理后，即藏其中。本日(13日)饥渴又不能堪，乃复出洞，行经明孝陵前茶馆饮茶，当时袋中只有两毛钱，付茶资后，惟因饥甚再食面，遂将金纽扣一对予茶馆女主人，未肯受，谓可俟下次再付。乃将此纽扣交与附近工友，请代购鸡蛋，回洞休息。惟附近居民，既知我藏山中，乃上山大搜，卒被发觉⋯⋯此行意义，我不愿谈(言时泪下)，回馆后亦不愿发表。我本不愿回南京，因贵厅人员言辞诚挚，我为所感，故随之同来。问我为何出此，我甚不愿说⋯⋯(言时又泪下)。

蒋介石得悉来电，称“藏本已寻获”经“多方盘询，悉渠自庚晚送有吉行后，即乘黄包车出中山门，登紫金山，欲自杀者数次。对其出亡与欲自杀之原因，不外渠与磨总领事不洽，因渠属外交系，须属陆军系，须平日对藏本事事予以难堪，尤其此次须磨宴有吉，藏不与焉。⋯⋯”蒋介石十分欣慰，暗自庆幸，称“藏本获，倭寇无威胁之机，故得暂免祸患。寻此实天佑中国之兆也。”

6月14日，日领事馆派须磨等人进见汪精卫，诡称：“过去疑云已一扫而空，两国邦交益见好转”，并掩饰说：“藏本副领事8日晚之出走，系一时神经衰弱，毫无其他原因。”汪精卫连称“欣慰”，并祝愿藏本早日恢复健康。

送走须磨后，对日“执持谦下态度”的汪精卫掩饰不住侥幸度过危机后的兴奋，致电蒋介石称：“须磨奉日政府令于午后四时来谒，关于藏本寻获事件，对我政府及宪警深表谢意。并称经上海派来松井医生之诊断证明藏本实患极度之神经兴奋，致有此等举动云云。”并告慰：“蒋先生可以回京。”10日后，汪精卫自吹：“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是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藏本一被接回，即被日方特别“保护”在阴阳营12号住宅，不许其与外界接触。

藏本的突然“回归”显然是日本政府没有料到的。毋庸多言，藏本的突然出现，使日本对中国的一切指诬都不攻自破，日本政府此刻的狼狈和尴尬可以想见。为防泄密，日方规定即便是西方记者前来采访此事，也不能见到藏本本人而由领事馆专人接待发言。14日，领事馆接待了几名美联社记者，只称“藏本氏因体弱不能再行劳动”，并说藏本出走的动机，“全由家庭及职务升迁太迟之故，上星期又遗失某种公文，为上司诘责，为免难堪，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藏本失踪后，日方曾一口咬定他绝不会自杀，而今人找到了，却说其出走是为了自杀。中国舆论界出于义愤，纷纷撰文揭露日方欲盖弥彰的伎俩。而须磨等人为了寻找借口，又搬出了日本医生，他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经由沪上来京之上海福民医院松井博士诊断，藏本平素神经质较甚，但虽有忧郁性质，无特别症候，6月8日夜神经质发作，精神异常，乃告失踪。”松井医生煞有介事地发布诊断结论：藏本氏有神经衰弱之症，似为完全发作起厌世之念，目下神经昂奋，尚未镇静。而记者的报道则证实，藏本在警察厅与外交部和中方官员、中外记者谈话时，说话有条有理，口齿清晰，记忆力良好，毫无神经质的表现。

为求息事，以免惹恼日本人，汪精卫指示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警告新闻界：“综合藏本之性格、其平日之流露，及当晚出走之情形，断定其为个人行动，观其痛哭之状，似有难言之隐痛，他本人既不愿说，局外人更不应信口揣测。”其软弱媚态令人齿冷。

嗣后，为了捞回一点面子，日本外务当局发表谈话，不顾事实地声称：中国当局“对于发现后疲劳的藏本氏，强制地使其陈述，又不使我官员到场”，谎称藏本“身心俱缺乏平静，陈述亦不明了确实，故关于今后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复后，调查事情，再行考虑”。人们不难猜测，日本政府这是在行“缓兵之计”，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对藏本施压，以让他出来推翻原先所说的供词，再一口咬定日方以前所说一切，系被中国人威逼绑架所为。如此一来，则日本不但可以洗刷耻辱，更可以此向中方进行要挟。

然而，藏本为中国人的诚意所感动，激发出他的良知，因而拒绝诬陷中国。他说，此我不可为。其后任凭追问，再也无语。

日方为掩饰家丑和藉端生事的阴谋，派日警将藏本及其眷属“护送”回国。随着藏本的押解回国，笼罩石头城的藏本失踪阴云暂时消退。

事件真相，藏本英明在警察厅时与陈焯的一段谈话已暴露无疑。下面便是藏本英明的自述：“此行意义，我不愿谈。回领事馆后，亦不愿发表。我本不愿回南京，因贵厅人员，言辞诚挚，我为所感，故随之同来。问我为何出此，我甚不愿说也。”藏本英明上述谈话全文刊登于6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这实际上就是向世人宣告，他是被迫去死的，但不敢说穿。事情至此已经很明朗了，日本需要藏本英明去死，以便为“大东亚圣战”的发动提供借口，遗憾的是，由于藏本英明一念贪生，没有死成，坏了日本大计，连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也叹息：“藏本之觅得，使日本失去一种机会”。藏本英明被接回日本总领事馆后，便失去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藏本寻获后， “日本方面对藏本已恨入骨髓”，据日本《大每》夕刊载：“骚动一时之藏本，对于宪兵司令部谷正伦告自为自杀而失踪之经过，又对于外交部人员与中国外国新闻记者，无耻的述其失踪原因，谓系对于总领事馆之待遇不满云云。已由中国方面发表，然由藏本归领事馆后至情况判断，可以证明中国方面之公布为不虚，又对于中国方面与被告同样之讯问，虽完全无回答之理由，然完全忘其外交官之身分，不特答复中国之讯问，且连待遇之不平亦全行告白，故领事馆员全体对之悲愤慷慨，须磨总领事亦视被自己所养之狗反噬。”甚而至于，意大利墨索里尼也对此发表意见称：日本力图逐步成功其克服中国之谋，藏本事件，实为一种警示，同时亦为一种发始点，藏本之获得，日本不过失去其机会，然其计划则仅暂时展缓而已。

6月16日，藏本英明被“护送”至上海，20日乘“上海丸”日轮返回日本长崎。从此，藏本英明便从世界上消失了，真正成了一个“失踪”的人。

“藏本事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前出现的一件外交突发事件，在短短五天时间内，日方借口“藏本英明失踪案”，对中方不断施压、挑衅，欲趁机压服中方同意他们派兵入城，达成事件之外的目的，这属于典型的外交讹诈。国民政府当局在应付这一事件时，则表现出了慌乱、紧张和无奈，事后又一味地迎合日方的无理狡辩，态度软弱，使人觉得可欺，这更使日方胆大妄为。

藏本失踪事件应视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前奏。藏本失踪事件发生后，日本各报评论蜂起，一口咬定，不是说被“兰衣社”拉去，便是说“衫山交涉”再起，血口喷人，满腔恶意。日本政府也放话威胁。

在应对藏本失踪事件上，蒋汪都有使“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挠动”并“竭力设法”勿使日本“陆战队登陆入城”的考虑。但留守空城的汪精卫和掌握兵权的蒋介石在应对上仍有区别。汪精卫按蒋介石的指令，对日斡旋中百般隐忍，媚态十足。在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为加害方的情况下，不断督饬首都警察厅、首都警备司令部加紧侦查，“如有怠忽，定当严惩处，决不宽容”。并严防“有奸人乘机图谋破坏政府威信”。对日本政府的威协，汪精卫从不加以驳斥，还多次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领馆求日方持“镇静态度”。

藏本的意外寻获，虽暂缓了日本的藉端生事，却留下了无穷隐患。蒋汪在联手应对中，“因却于日本不测之祸”，态度极为“谨慎恐惧，极力负责”。诚如《大公报》社评指出：“此数日中，中国政府几于搁置一切政务，专办此案，南京军警，昼夜活动，数十万居民，挨户被搜，城厢搜毕，并及四郊。当局之焦劳，人民之惊慌，皆超越想象，不可形容。”“幸而于藏本未饿死之前发现，若再迟一两日，其人已死，毫无对证，中国将受如何‘处置’?又幸而藏本氏未投身江流，不然，中国亦不知受冤枉至如何境界?是以苟根本上不存善意，则中国可以时时遭殃。历史已证明，日本“藉事生端”、“迂机辄发”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