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吴王朱元璋于1367年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出兵北伐时所颁布的檄文，相传由宋濂起草。檄文历数元朝统治之昏暴及人民流离之惨状，断定元朝已丧失天命，失去统治中国的资格；接着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的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成为朱元璋北伐的纲领。该檄文以“天命”为中心，同时兼带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理直事明，气势磅礴，顺应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军事行动，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该文的影响亦十分深远，不少汉民族主义者都对该文推崇有加，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亦演变为清末革命党的口号。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经过数十年的统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濠州农民朱元璋崛起于乱世，定都金陵，自称吴王，并先后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一方的势力，据有东南。接着，朱元璋于1367年建年号为“吴元年”，决定北伐灭元，一统中国。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这种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谋士宋濂起草《谕中原檄》，作为北伐的纲领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的北伐大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明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谕中原檄》作为见证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献，亦永垂史册，广为传诵。

《谕中原檄》最开始并没有注明标题及作者，明代中叶程敏政所辑《皇明文衡》中冠以“谕中原檄”的题目，并署作者名为宋濂，为后世所普遍采用。但据《宋文宪公年谱》记载，宋濂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华乡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复自潜溪还”；其间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忧，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阕”，并未有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记载。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此篇，直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金华府学教授孙锵编的《宋文宪公全集》才补入《谕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为《谕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谕中原檄》的核心观点即朱元璋政权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但其对象并非是整个中华，而是“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换言之即华北汉人。朱元璋政权在此之前从未公然以华夷之辨标榜，在发布《谕中原檄》前一年所颁布的《平伪周榜》中，朱元璋政权还痛斥投靠元朝的张士诚对元廷不忠；而在与北伐同时进行的南征中，明军檄文也没有以“恢复中华”相号召。可见《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是针对中原之民进行的政治宣传。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华北汉人被女真、蒙古等异族统治两百多年（幽燕一带更是处于异族统治四百多年），其华夷观逐渐淡漠，甚至发生颠倒，反而认为南方为蛮夷，因此朱元璋政权才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向华北汉人灌输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意识，以防止华北汉人“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的状况发生。

具体而言，《谕中原檄》的政治诉求可归纳为三点，即“天命移转”、“文化道统”与“招降劝诱”。首先该文并未否定蒙元的正统地位，甚至赞赏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后来元室子孙不肖并且“天厌其德”，使天命移转。然后又从种族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论述“天命”该由何人承受，从种族来说，“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而且“天运循环，中原气盛”，因此必须是中国人（汉人）为真命天子；从文化来说，通过批判北方的“数雄”即李思齐、王保保等军阀，指责他们不讲纲常道义，“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虏禽兽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己任的“圣人”——朱元璋来承接“天命”。最后又劝中原之民不要跟着元朝走，号召他们共同响应朱元璋北伐，同时又招抚蒙古人、色目人，以达到扩大自己阵营、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谕中原檄》被记载于官方文献《明实录》中，同时也被《续资治通鉴纲目》、《皇明文衡》、《皇明诏令》、《皇明诏制》等20余种公私文献所收录。在其流传过程中，其版本屡遭删改，反映出时局及人们观念的变化。

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变”以后，边患日益严重，反蒙情绪在朝野逐渐深化，影响到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在明成化年间成书的敕撰史籍《续资治通鉴纲目》中，收录了《谕中原檄》一文，但已被删减许多，如“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凭陵跋扈，遥制朝权……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等承认元朝正统性或可能透露出朱元璋与红巾军关系的句子，这一删改版被参与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程敏政编入《皇明文衡》中，并以“谕中原檄”为题、宋濂为作者，使后世都因袭这一版本；而另一参与编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官员丘濬所编《世史正纲》也收录了删改版，并在其基础上又删掉了“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一句。从这些对《谕中原檄》所做的修改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后华夷之辨的意识逐渐浓厚的现象。

到了满洲人入主中原的清朝时期，由于《谕中原檄》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国”、“胡虏无百年之运”等文字，又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忌讳。后来《皇明文衡》等书籍在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时，其中所载《谕中原檄》又都被四库馆臣心照不宣地删去了。其中一个四库馆臣的审查意见是：“查此录系明陈九德删次……中间惟宋濂《谕中原檄》及他文内词意偏谬者应行删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及乾隆皇帝对《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作御批中，也删节或篡改了《谕中原檄》中涉及华夷之辨的大量内容。当然《谕中原檄》亦未被清廷编修的《明史》所收录。

到了清末，由于革命党人排满的需要，又将朱元璋视为民族革命的先驱，对《谕中原檄》大加推崇，如革命党人刘成禺说：“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谕中原檄》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依据也变为革命党人的口号，如孙中山在1894年和1905年创建的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纲领中都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句。

虽然《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但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又提出了“华夷一家”，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提出的“五族共和”相似。

明人高岱在其著作《鸿猷录》中收录了《谕中原檄》后，评论道：“我圣祖谕中原一檄，词严而义正，理直而气昌，虽《大诰》、《牧誓》何加焉！”

清末革命党人刘成禺评价《谕中原檄》说：“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

历史学家吴晗对该檄文有如下评析：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的分别，特别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了，这两句响亮动听的口号，比起红巾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已从狭隘的恢复一个已被遗忘的皇家，进而为广泛的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地获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打动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复兴道统，亦即旧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统之恢复。文中指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纲是纪，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来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套在这一个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国，开头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中期以后，这模子被破坏了，弄得乱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建旧模子，恢复这个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传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进而为更切实的具体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广泛地获得那苦于社会动荡的小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骂元朝，说他破坏传统文化，说他政治贪污腐化，营私毒虐，是个坏政府，上天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来是汉人，名王保保，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用外族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说他制造内乱，不忠于国。这两批有实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华夏之主。那末，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下一段指出当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这一身份，以后极为元璋所喜爱，有时也稍变花样，说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无论对内对外的诏令文告，有理无理都要插进这一句，成为卖弄成就的口头禅了。

妖人当然是指韩林儿。此地插进这一称呼，等于秃子骂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诉北方人民，我在骂妖人，可见我决非妖人，我说‘妖人已灭’，更可见我决非妖人。你们也许有怕红军的，我并非妖人，你们不必害怕。这说法表白他正面是讲礼义的，不同于元朝，也不同于红军，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销了过去十七年来他是红军头目这一事实。

临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掮出逐虏雪耻的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声明只要他们知礼义，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是中国公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空洞地骂元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一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转变。

这一宣传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为已经不再是被毁灭的对象了。北方的农民也明白了，吴军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官吏们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死命作战了，因为檄文说只要愿为臣民，就可得到保护。除了蒙古皇帝和贵族，全被宣传感动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过枪尖来杀鞑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已经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统一全国。”

国学大师钱穆评价该檄文说：

“于（元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然其于元之统治，既曰天授，嗣称天厌，仅论其命，未伸吾义。又曰：当降生圣人，而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云：予恭承天命，始自居为天降以安中国之圣人矣。然又曰：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仍自隐约谦让，不欲明白以天降之圣自居。气和辞婉，从来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当时无正义严辞可陈，实由群士仕明，鲜能深明夷夏之大义，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敌我之势，至此犹若不能确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来异民族统治积威之余，士大夫内心怯弱而后有此现象，固不得责备于景濂（宋濂）一人也。”

学者萧公权评论《谕中原檄》说：

“及朱元璋起兵，始根据民众仇元之心理，明揭攘夷之口号。……此檄词旨激扬，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檄中虽仍袭古义，以文化区族类，然其‘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安之’一语已与民族主权之意相近。而‘中国居内以制夷狄’之一语更略似帝国主义者优秀民族之说。此皆由九十年异族凌辱之痛苦经验中酝酿以出，代价虽高，结果则甚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