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俄语：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年6月29日——1915年3月13日），俄罗斯帝国末期的保守改革家，曾任俄罗斯帝国交通大臣（1892年）、财政大臣（1892年—1903年）、大臣委员会主席（1903年—1905年）和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1905年—1906年）。主持财政十多年，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的发展和银行的建设都有重大的影响。对外主张东进政策，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清朝签订对日本的攻守同盟，修筑哈尔滨和大连，在太平洋成立商船队，但因主张同日本和平竞争遭到军方反对，转任闲职。日俄战争后主持谈判，将俄国的损失降到最低，封萨哈林伯爵。并再次引进外国资本稳定俄国经济。后因无法处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去职。维特是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也是俄罗斯第一部宪法的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维特的家族是来自波罗的海德国人，在彼得大帝时期就归化俄国，他的父亲尤利·费多罗维奇·维特在普鲁士学过采矿和农艺，在高加索任职时认识了俄国贵族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叶莲娜·巴甫洛夫娜·，因此放弃新教，信奉东正教，疏远了同家族的联系。1849年6月17日，谢尔盖·维特于生于第比利斯，他很小就受外祖父家庭的强烈影响，他还有一个姨表姐，就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布拉瓦茨基夫人。

他毕业于敖德萨诺沃罗西斯克大学数理系。靠交通大臣鲍勃凌斯基公爵的帮助，于1869年进入敖德萨铁路局、然后在基辅铁路部门任职。他不是工程师，不担任铁路运输工作，但很快就取得私有铁路巨头的信任，表现出自己是个卓有才能的组织者。

1871年进入帝国政府部门服务，成为黑帮组织“圣军”的正式成员，1883年他写了一本《铁路运费原则》，主张为了维护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由政府控制铁路的运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看了他的书之后，便决心提升他的官职，从1886年到1888年任西南铁路分局局长。1888年，他被任命为俄国铁路厅厅长和运费委员会主席。1889年成为财政部铁路司司长，1892年2月﹐任交通大臣，同年8月接替推休的维施涅格拉德斯基任财政大臣。

维特是专制制度的忠诚卫士﹐又是善于根据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改变统治方式和政策的“自由主义官僚的大臣”。财政大臣任内﹐与德国签订关税条约﹐大量引进外国资本。采取巩固国家财政金融﹑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措施﹐诸如实行保护关税﹑酒类专卖﹑改革币制（采用金本位）﹑加速铁路建设（包括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改组和兴建银行等﹐对俄国跃居世界帝国主义强国之列起了重要作用。

他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庸碌无能的外交大臣兰斯多而弗时期，他的影响更大，他拥护法俄同盟，在远东的扩张政策中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他提出三国干涉还辽，让日本吐出甲午战争获得的辽东半岛，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中国成立华俄道胜银行和修建中东铁路。1898年﹐参与强租旅顺﹑大连的活动。密约的签订和筑路权的攫取﹐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国东北三省提供了各种方便﹐大大加强了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地位。

他和俄国陆军部那批想把国境线推进到长城的疯子不同，他认为南满中国人口太多，无法消化，他的意见是只占领人烟稀少的北满。鉴于军事上的软弱和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主张在远东通过某些领土的让步，与日本达成协议。利用财政—经济扩张来实现俄国的实现殖民利益，这一政策遭到宫廷中极端好战分子的反对，这些好战分子是由仰仗尼古拉二世支持和信任的别佐勃拉夫领导的，1903年8月维特被解除了财政大臣的职务，转任有名无实的“大臣委员会”主席。

日俄战争开始时，他问向他辞行的俄军远东陆军司令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有什么计划，库罗帕特金说他准备把部队收缩到哈尔滨附近，再进行反攻，维特也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如果想打胜仗，第一步就是把远东总督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塞耶夫关起来，直接押送圣彼得堡，要不然攻守不定，非输不可。库罗帕特金却认为他在开玩笑，大笑着告别。

到了1905年夏天，由于爆发了俄国1905年革命，沙俄显然已经无法将战争打下去了，尼古拉二世虽然很讨厌他，但为了制止革命风暴，仍然派他与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谈判和约，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战后被封为萨哈林伯爵。在谈判的同时，他在法国谈妥了一笔新的贷款来挽救政府的财政。1905年10—12月﹐他说服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许诺给人民一定政治权利﹐同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入阁的谈判﹔一面派兵镇压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和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6年4月，为俄国筹措到22.5亿法朗的国外贷款，帮助沙皇政府渡过危机。感恩不尽的尼古拉二世对他颁发了奖状，把借款活动说成是维特毕生活动中最光辉的一页。其实，这是对他的临别赠言，几天以后，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前夕，发表了对他的免职令，由斯托雷平接任。因为革命既然已经被镇压，他也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尽管尼古拉二世说要派他出国当大使，但后来始终没有任何表示。1915年3月13日去世。其所著《维特伯爵回忆录》3卷﹐为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数据。

在尼古拉二世登基时，发生莫斯科霍顿卡矿区群众踩踏事件，死了大约2000人。消息传来，时维特正与李鸿章交谈。李鸿章评论说：“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所统辖的省份约有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添无用的烦恼呢？”维特评论：“我自己想，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

维特当总理大臣时（1906年）有一次接到索洛古勃总督的一份电报，其中谈到日瓦尔区镇压叛乱所采取的措施，请求维特对讨伐军的队长里希特加以善言规劝，因为他连一点合法的样子也没有，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人民。维特把原信呈给尼古拉二世看，沙皇看后交还维特，在描述那位队长屠杀人民事迹的几行对面草草批了几个字：“干得好！是条好汉。”

维特自己说：“我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不能只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和我不一致，就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也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不和我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祷告，就剥夺他的公民权。”因为这一原因，他在各个派系里都有许多敌人。在朝廷上，在保守派中，在自由派里，在民主党派中到处都把维特伯爵看成是“圈子之外的人”。他试图完全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为祖国效劳，但始终只有很少同伴。实事求是地说，他非凡的政治才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他的这一才能受到俄罗斯帝国各层各界的重视。然而，如上所述，没有另一个政治家像他那样受到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反对、甚至是顽固激烈的攻击。朝廷方面责骂他属于共和派，激进派却说他想为了皇帝的利益而罔顾人民的权利。地主阶级说他想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让他们破产，而激进派却谴责他怀着为了地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他作为俄国历史新开端的十月宪法的作者遭受了过度的阴谋和诽谤；另一方面，不能轻易地把大政治家的复杂与多方面的性格化成一个简化的公式，因此就容易引起一些误解，有时这种误解是出于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