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蹇录》（日语：蹇蹇録/けんけんろく），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陆奥宗光所著的外交回忆录。陆奥宗光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任日本外务大臣，深入参与日方在开战及媾和时的决策，后来他将从朝鲜东学党起义到三国干涉还辽期间的日本外交史撰写为一本书，并取《周易》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的卦辞而取名为“蹇蹇录”。1896年，《蹇蹇录》首版问世，原系日本外务省内部读物。1929年公开，收入《伯爵陆奥宗光遗稿》中，同年出版中译本，题为《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1963年复以《蹇蹇录》为名出版中译新本。《蹇蹇录》披露了大量日本高层在甲午战争中的外交决策内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必备史料。此外《蹇蹇录》还保留了草稿本，其价值更为突出。

1894年，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契机，中日双方于当年6月相继出兵朝鲜，7月爆发甲午中日战争，清军节节败退，不得不向日本求和。1895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乃同意议和，同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结束了甲午战争。既而发生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迫使日本将《马关条约》中割取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朝，这才完全画上句号。

在甲午战争开战、媾和以及三国干涉的过程中，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发挥了重要作用。陆奥施展各种伎俩，用外交手段决胜千里，成为当时日本朝野盛赞的“东洋梅特涅”，所谓的“陆奥外交”也成为明治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但从谋划出兵、发动战争、掩饰罪行的角度来看，陆奥并不如一些日本学者所言，是东洋和平的维护者，相反，他作为战争的谋划者和策动者，难避深重的罪责。

三国干涉还辽结束以后，陆奥宗光便撰写了名为《俄、德、法三国干涉概要》（露独佛三国干渉要概）的一本小册子，于1895年5月底由外务省印刷发行，这本册子完全以官方文件为中心写成，并不含有陆奥个人的想法。随后，陆奥在致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信函中暗示了他将撰写穿插自己议论的新著作的意向。1895年6月，陆奥宗光因患流感及肺病而前往神奈川县大矶静养，由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代理外务大臣。在此情况下，陆奥开始撰写外交回忆录，这就是后来的《蹇蹇录》。

陆奥宗光于1895年6月因生病而在大矶疗养，同年10月由于发生了日本人谋杀朝鲜王妃闵妃的“乙未事变”，陆奥急赴东京处理此事，但因病情加重而又回大矶休养。按照陆奥本人在《蹇蹇录》绪言中的说法，他正是在第二次来大矶期间开始著述《蹇蹇录》，到1895年12月31日脱稿，一共只花了2个半月的时间。有人据此认为《蹇蹇录》是一部客观真实的著作，如萩原延寿说：“从总体来说，陆奥宗光是秉笔直书日清战争外交指导的真实。他没有歪曲真实。《蹇蹇录》是陆奥宗光在病床上以不到三个月的短时间内起草而成的。由此可知，一切简化、省略，是否出于故意掩饰，尚不能断定。”

但从实际情况考察，事实并非如陆奥所言他是2个多月就完成《蹇蹇录》的。相关史料显示，陆奥在1895年7月病情加重，8月病势好转以后，就托人给他找一个记录员（后定为青山浅治郎）过来，负责写下他口述的新作，9月正式开始写作。在1895年10月1日陆奥宗光给他的秘书中田敬一的信中说：“ 我的著述日有进展，对于我的病痛也是极大的安慰。保存于老兄处的原稿（大鸟公使赴任等），尚未誊清吗？如果无人誊写，请暂将原稿还我。因每日要用于参考。”这段话说明截至1895年10月时，陆奥宗光至少已进展到《蹇蹇录》第四章的内容了，并非是他所说的10月中旬从东京回大矶后才开始动笔的。口述《蹇蹇录》、让青山浅治郎速记成为陆奥“每天的作业”，到1895年11月初，他已完成大半，并开始由外务省陆续印刷。陆奥完成《蹇蹇录》的时间也不是1895年除夕，他在1896年纪元节（2月11日）完成的，他在纪元节当天写给中田敬义的信中称：“这是（《蹇蹇录》）最后一篇。我知你为此已做周到安排。烦请尽快印刷完成”，可见《蹇蹇录》最后的脱稿时间显然是1896年2月11日。综上所述，陆奥宗光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写就《蹇蹇录》一书，并且每日推敲，精心完成的。

陆奥宗光作为在职外务大臣，就自己直接从事的外交问题，于事件刚刚结束之后书写并出版其始末，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特例，因此对于陆奥为什么执着于撰写《蹇蹇录》也就成为议论焦点。《蹇蹇录》著述的总体动机可以从书名窥见。陆奥宗光在1895年11月4日致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的信函中将他的著述称为“关于日、清、韩的外交史”，但到1896年2月11日致中田敬义的信函中则出现了《蹇蹇录》的名称，可见《蹇蹇录》定名于1895年底或1896年初。当时，陆奥的秘书中田敬义从清朝康熙皇帝下旨编纂的《佩文韵府》中选出了“蹇蹇”和“謇謇”两词，供陆奥选择。陆奥选择了前者，即取《周易》中蹇卦第二爻之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而将其著作命名为《蹇蹇录》，寓意自己对天皇忠心耿耿，不顾自身。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表述，而对于《蹇蹇录》的具体动机，则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见解。

认为《蹇蹇录》是陆奥宗光为辩解三国干涉还辽问题而写的看法最多。外界最早言及《蹇蹇录》一书的是明治年间的学者渡边修二郎，他在陆奥宗光生前的1897年就出版了《陆奥宗光评传》，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是陆奥宗光出于“政治欲望”和“功名心”而写了《蹇蹇录》。但从他把“蹇”字写作“謇”字来看，似乎还没有读过。渡边修二郎在两年后的1899年出版了《陆奥宗光著无号外史批外交始末蹇蹇录》，他通过某种手段弄到了外务省内部出版的《蹇蹇录》，由东阳堂全文出版，渡边修二郎以“无号外史”的笔名于栏外加批，在卷尾有渡边修二郎的“总评”。这本书出版后，立即作为“非法出版物”而被明治政府禁止发售，但在街头巷尾有些流传。这本书在卷尾“总评”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

“此书首先从朝鲜事件说起，后涉及同清国战争的始末，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为归还辽东之不得已而辩解，似是全书的核心。”

由此可见，在陆奥死后不久，就出现了《蹇蹇录》的写作动机是为三国干涉还辽问题所作辩护之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力推进陆奥宗光研究的是萩原延寿。他从1967年6月12日至1968年12月28日，用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在《每日新闻》上发表《日本人的记录陆奥宗光》，叙述陆奥宗光在宫城监狱出狱之前的事迹。在关于《蹇蹇录》的著述动机上，他做了如下叙述：

“过着疗养生活的陆奥宗光，听到的只是议会、报纸、国民的激烈谴责：‘战争胜利了，外交却失败了。’为什么未能阻止干涉的到来，为什么要求割让有他国干涉可能的辽东半岛——质问的声音使病床上的陆奥宗光不能休息。为了回答上述谴责和质问，在这一年的秋天，陆奥宗光开始口述他的辩解。”

在日本境外，美国历史学家戈登·巴加、马略·杨森等也认为《蹇蹇录》是陆奥宗光为为辩解三国干涉还辽而撰写的。

日本历学家藤村道生主张《蹇蹇录》是陆奥宗光为揭发军部的专横、建设政党政治而作的。《历史与人物》杂志1983年7月号编辑了一个题名“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秘话”的特集，其中有一篇大江志乃夫、秦郁彦和藤村道生的三人谈，“胜利之后是什么”。谈话首先从《蹇蹇录》谈起，谈到《蹇蹇录》前述巴加的英译本的时候，藤村道生曾经做了如下发言：

“遗憾的是《蹇蹇录》有一份草稿，草稿中有一些刊行本所没有的有趣内容。巴加的英译本没有收录这些内容。刊行本删节的内容，以三国干涉阶段的内容为最多。包括川上操六、桦山资纪向清国提出巨大要求，而陆奥宗光对此感到困惑的内容。陆奥宗光写《蹇蹇录》的动机之一是使天皇全面了解军部的专横，强调必须对军部进行控制。所以，在写好《蹇蹇录》以后，他首先提交给了天皇。它的另一个动机是强调政党必须是责任内阁。它说如果外交政策是自以为是、独裁的、外交不以民众为基础，是不行的。这是后来陆奥宗光策动自己的属下星亨、原敬组织政友会的伏线。”

日本历史学家酒井正敏认为陆奥宗光在撰写《蹇蹇录》的过程中充满激情，是带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他从陆奥宗光首先要把《蹇蹇录》献给天皇这点并结合陆奥曾入狱的经历来推断其写作动机是要向明治天皇证明自己的能力，以便为今后取得领导日本外交乃至日本政府做好铺垫。他写道：

“当时的民间舆论和对外强硬运动派正在强调日本外交的‘不负责任’，而强调元老层和部分外派外交官‘缺乏考虑’和‘无能’的《蹇蹇录》，起初就是要首先提交给天皇。在这里，陆奥宗光有理由给明治天皇以陆奥宗光有能力的印象，并以‘相当慎重’的笔法，向明治天皇‘论证’陆奥宗光不低于一直被视为日本外交第一人的伊藤博文，甚至有凌驾于伊藤博文的能力，而元老们及藩阀官僚是多么‘缺乏考虑’和‘无能’。

陆奥宗光理应深知他服完刑期以后，每当就任官职或晋升的时候，天皇都表示为难。即使曾经发生了归还辽东的‘屈辱’事件，日清战争战时外交及其胜利，使他完全能够‘论证’陆奥宗光的‘蹇蹇匪躬’。于是陆奥宗光把自己负责的日清战争战时外交的报告，慎重地使用了‘蹇蹇’，而不是‘謇謇’二字。他考虑了自己的利害关系，把一心一意为君主尽力的记录定名为《蹇蹇录》。陆奥宗光今后要在政治上上升，取得天皇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日本历史学家中冢明也结合明治天皇与陆奥宗光的关系来加以分析，指出明治天皇起初并不喜欢作为自由民权派的陆奥宗光，尽管已任用他为大臣，但这种印象仍未彻底改变。但陆奥坚信“只有贯彻自己的信条，才是使日本进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道路。可以说，他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国家走上富强的轨道”，他认为：

“《蹇蹇录》正是陆奥宗光在国内外取得胜利，甚至在战胜了天皇的‘不信任’的情况下，作为他的‘光荣的纪念碑’，在内心充满沸腾的自信的支撑下写成的。尽管反驳因三国干涉这样的‘屈辱’而来的谴责，也肯定他的著述目的之一，但是，从陆奥宗光的阅历来看，很难说陆奥宗光只是为了辩解而写了《蹇蹇录》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幕时期的国际关系中，他相当坦率地、肆无忌惮地写出了日本对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的事实”。

依陆奥宗光《蹇蹇录》绪言中所说，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四五月之交发生朝鲜东学党之乱以后，征清之举取得成功，中间虽发生俄、德、法三国干涉事件，但最后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5月8日批准交换日清和约，其间的外交策略概要”，换言之即陆奥作为外务大臣将日本由开战导向胜利的过程。

《蹇蹇录》篇幅不长，具体来说则涵盖了甲午开战前夕的中日外交战、朝鲜内政改革（甲午更张）、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与英国、美国、俄国等列强之间的交涉及修约、高升号事件的处理、旅顺大屠杀的掩盖、中日媾和历程、《马关条约》缔结、三国干涉还辽等。其中对战前欧美列强的干涉、马关谈判、三国干涉还辽等事件叙述尤详。全书共22章，并在末尾附有结论，其目录如下表：

值得一提的是，陆奥宗光担心后人认为《蹇蹇录》是外务省职员以他的名义捉刀代笔的，所以在他意思下，由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撰写了一段跋文，跋文内容为：

“是福堂（陆奥的雅号）亲自口授，速记员执笔，简洁明白，一字不苟，绝非他人代笔之作。凡读此书者，一见即知。因恐后世以此为幕僚下属受命所撰，故特记之。”（原文：是福堂が亲し〜口授して、速记者をして笔せしむる所なり、简洁明白、一字不苟、决して他人の代て记し得るものにあらす。凡読书の眼あるもの一见之を知るへし。余後世或は幕僚属吏が命を受けて撰する所となすを恐る、故にしるす。）

《蹇蹇录》作为当事人陆奥宗光所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非常高，不仅详细而准确地记述了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外交活动的来龙去脉，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段清晰的了解，也提供了他在处理当时外交问题时的思路和观点，披露了日本外交决策的大量内幕，对剖析“陆奥外交”乃至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有重要意义，是了解与研究甲午战争的必备史料。但书中的一些观点，如日本出兵朝鲜是为维持均势、不得已而开战及甲午战争的根源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等则不为中国方面所认同。

由于《蹇蹇录》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所以历来被赋予相当高的评价。有日本学者评论道：“《蹇蹇录》又是艺术品。在整个日清战争当中，陆奥外交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同时，《蹇蹇录》的文章本身也是一个艺术。”中国方面则认为：“书中恶毒地诬蔑中朝两国人民，有意地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掩盖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但是作者将本书题名为《蹇蹇录》，就足以说明他一心要表白其‘忠君报国’之忱以讨功邀赏，因之也将其拚力效命的罪恶侵略活动暴露出来了。本书提供了一些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和中、朝以及欧美各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的资料，作为一部反面教材，可供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批判参考之用。”

《蹇蹇录》虽然叙事堪称详实准确，但陆奥宗光在写作过程中仍有意无意地隐蔽或遗漏了很多内容。而且正如前文所述，陆奥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篇幅不长的著作，是经过反复的精心修改才定稿的。陆奥进行推敲的痕迹被保留在《蹇蹇录》的草稿中，而将草稿与定稿相对比则更能凸显《蹇蹇录》的史料价值。《蹇蹇录》的草稿是陆奥宗光用毛笔修改的，分上下两册，以“蹇蹇余录草稿本”的题目收录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的《陆奥宗光关系文书》中。日本学者桧山幸夫也在《中京法学》杂志上刊载校注《蹇蹇余录草稿》。《蹇蹇录》草稿与定稿相比，大部分是被删节了，也有少量添加的内容。据日本学者中冢明研究，《蹇蹇录》草稿中被陆奥修改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三个方面：

从《蹇蹇录》的草稿与定稿的差异及陆奥推敲的痕迹来看，不仅能获取更多信息，还能反映和挖掘陆奥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因此对于研究甲午战争时的“陆奥外交”也就具有更深层次的价值。

陆奥宗光系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外务大臣。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和政策执行者，是侵略中朝两国的元凶之一。

陆奥宗光（1844年－1897年）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又名陆奥阳之助，正二位，勋一等，伯爵。1868年得岩仓具视的赏识，步入日本政界；后在伊藤博文内阁任外务大臣。有剃刀大臣的外号，1888年任日本驻美公使，兼任墨西哥外交大使。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在其外交大臣任内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施展“狡狯”的外交手段，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也就冠以“陆奥”之名，被称为“陆奥外交”。

《蹇蹇录》在1896年2月11日写完，同年3月底就付梓了。但初版非常粗糙，由560多页美浓纸构成，连标题和页码都没标注，印刷错误也不在少数。陆奥宗光对此很不满意，经过亲自修改后，又在1896年5月用430页西洋纸印刷了新版本，新版本不仅装潢更加大气、格式更加规范、标题更加醒目，还在正文的上栏添加了为标记正文内容而写的小标题（头注）。以后世间流传的《蹇蹇录》均是以此版本为基础的。

陆奥宗光在著述《蹇蹇录》时，声称不打算将其流传出去。他在1895年11月4日致林董的信中说：“对于这段历史，我绝无公之于世的准备。完成之后，我决心除呈天皇陛下案头并存于外务省记录课外，全部焚毁。”但其后的事实与其所说的相悖，陆奥并没有仅将《蹇蹇录》呈给明治天皇和存档于外务省，而是亲手将其向外流传，寄给日本各驻外公使人手一册《蹇蹇录》。他还向自己儿子陆奥广吉索要了10册《蹇蹇录》，虽然不能确定这十本全部外传，但这也明显与他之前所下的决心不符。所以，在《蹇蹇录》问世后不久，就已有流传到民间的了，当时的学者坂崎斌、渡边修二郎等都读过《蹇蹇录》，渡边修二郎甚至在1899年出版了由他以“无号外史”的笔名批注的《蹇蹇录》，很快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

尽管《蹇蹇录》自问世以后就向外流传，但仍然是日本外务省的内部读物，属于机密范畴，故其流传也只是小范围的。《蹇蹇录》的公开是在1929年1月，由岩波书店出版的《伯爵陆奥宗光遗稿》中全文收录《蹇蹇录》，使其正式向民间流传。1933年，岩波书店单独出版《蹇蹇录》，1941年又以“日本名著第35辑”的名义再版《蹇蹇录》。此后《蹇蹇录》便能广泛为学界和民间所利用，并多次翻印发行。1983年，岩波书店又推出了由中冢明校注的《蹇蹇录—日清战争外交秘录》一书，作为岩波文库之一部，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校注时收录了大量《蹇蹇录》的草稿，使其价值有了飞跃性的提升，2005年又修订再版。

《蹇蹇录》作为《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的一部分而公开的1929年，就在中国出版了由龚德柏翻译、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中文版，题为《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1944年再版。1971年，该版本又以《甲午中日战争秘史》的名义在台湾重新出版。

第二个《蹇蹇录》中文版问世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由伊舍石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仍以《蹇蹇录》为题，系以1941年岩波书店版《蹇蹇录》为底本。该版本将原书“清国”、“支那”等表述翻译为“中国”，并原文中“日清”的排序置换为“中日”。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所通用的《蹇蹇录》就是这一版本。

除此之外，港台还有其他《蹇蹇录》中译本，如1994年陈鹏仁翻译、台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甲午战争：中日世纪之战》和2014年徐静波翻译、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秘录》等。

198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戈登·巴加（Gordon M. Berger）用国际交流基金第一次全文出版了《蹇蹇录》英文译本，使其得以在西方学界流传。

1988年《蹇蹇录》被金泰昱翻译到韩国，由明伦堂出版；1993年历史学家金胜一又将《蹇蹇录》翻译为韩文，由泛友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