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海令，是清顺治至康熙 (1644—1683) 年间关于东南沿海各省人民内迁30—50里的诏令。

清朝初年，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对付台湾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东南抗清力量，以及防止沿海人民造反起义，实行了大规模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法令，史称迁海。清廷正式发布迁海令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了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的迁海令。

康熙元年（1662年），辅政大臣鳌拜下令从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50里，并将该处的房屋全部焚毁，以及不准沿海居民出海的措施。措施使华东至华南沿海地区的渔业和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深受迁海之苦。当时不少地方官员，包括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总督周有德，均极力请求复界。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由于朝廷认为措施已收成效，加上不想继续影响沿海地区的民生，终于允许复界。

顺治十二年，为剿灭郑成功海上势力，清廷下令“迁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在辅政大臣鳌拜的指挥下，当时深圳所处的新安县原住民被驱赶殆尽。待“复界”后，深圳客家的先民便从闽、赣两省大量迁入并生根发展。

清廷对迁界之处作出明文规定：筑造墩台，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开挖界沟设立木桩，以别内外界区，重兵设防，越界者斩，界外的民屋毁为平地。同时，清廷强令界内未纳入移民的百姓应参加建造墩台和开挖界沟等劳役，以责任制形式指定某乡造某墩某台，在材料消耗上每建一墩或台需银一、二百两。

迁界令意图割断明郑的与清朝占据的中国大陆的交通，目的是让郑成功粮饷物资来源枯竭，最后迫使其山路五商、海路五商无法经营。

迁海令于 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康熙二十二年（1683）终止。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当时，郑成功一部在东南沿海一带继续抗击清军。为了最后消灭抗清力量，清廷发布迁海令，北起北直（河北）、中经山东、江南（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省沿海居民均属迁海范围。清廷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其中广东地区曾连续内迁3次。清廷派满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施以严刑。四省中尤以闽省为最严。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凡迁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重新划界围拦，不准沿海居民出海。迁界之民丢弃祖辈经营的土地房产，离乡背井，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迁海令的实行，使农业、渔业、手工业及海外贸易都遭受很大的摧残。人民生计断绝，流离失所，其间曾不断发生激烈的反迁海斗争。迁海令的施行，不仅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恶果，而且，由于沿海空虚，海盗乘机活动，造成沿海社会治安更不得安宁。一直到台湾最后被清军攻陷，康熙二十二年才废除“迁海”令，前后延续23年之久的迁海苛政亦告结束。

清廷内部也有人一直反对禁海令，因此在长达20年的迁界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反复。当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不足以对清朝统治构成威胁后，开解的问题才再次提上日程。2年后郑克爽降清以后，清廷决定全面复界，迁界的历史正式结束。

参见：展海令

在郑氏收复台湾之初，由于耕地不足、两岸联系不便，郑氏一度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粮食危机，他们终结荷兰殖民者的蔗糖业，转而开始屯垦，这一举奠定了台湾日后的农业基调。在这之后，郑氏充分利用了台湾的地理优势，郑氏的船只络绎不绝于东、西两洋进行贸易，与日本、暹罗、安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都有通商关系，把台湾的土特产，如鹿皮、鹿脯、樟脑、硫磺、蔗糖等远销海外，换回铅铜等所需要的金属货物。尤其日本，更是郑成功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最多收入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可以说，郑氏对台湾的开发使得明郑仍然可以以军屯田自给自足，以贸易往来获得收入。

但是对于沿海百姓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世代而居的民众离开故土仓促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同时，他们的离去致使沿海地带空虚，海盗趁机活动，沿海社会治安更加不得安宁。

而且因迁界导致土地荒废的数字也是惊人的，根据资料可知，广东、福建两省就荒废576万余亩土地，浙江省丧失上千亩良田。渔业与盐场也遭到毁灭性打击，“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福建居民被迫体验低盐饮食。

其实迁界对清朝自身伤害也很大。《清初的迁海》一文指出，界外土地全部抛荒，如果考虑到盐课、渔课、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南、山东各省的数字，清政府在赋税方面的损失肯定是相当大的。当时，清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入不敷出。1661年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响，加赋五百多万两。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查东山衣鲁春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日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这未损到敌人反而损伤自身的迁界禁海令一直遭到沿海民众的抵制，毕竟江浙地区需要台湾的糖以及原材料，而台湾的生活用品大多来自江浙，在厦门拥有基地的郑氏遂克服了制约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在台汉人大量增加，两岸的交通和贸易活动反而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清方守边将士为求得安静宁谧则私下放宽禁令：“虽汎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即巡哨履行，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使回避。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一位当时的福建乡绅在诗中不无讽刺地说“闽海昔迁徙，流离我黔首。高栋灰咸阳，寒烟昏白昼。四郡美田园，割弃资通寇。拒门撤藩篱，阶除议战守。群盗方椰渝，佃渔态奔走。流亡死内地，穷蹙遑相救？”

康熙元年二月广东迁徙沿海居民，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

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

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一政策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说开头几年，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以及其间的一些强化措施，康熙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