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津之战，指的是公元215年，曹魏将领张辽率领七千人迎击东吴的十万大军，先后两次大破东吴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东汉末年，孙权在江北濡须口（今裕溪口附近）建立了军事据点，作为东吴的北门锁钥；曹操渡重兵据守合肥、皖城（在今潜山县境），作为向南攻吴的基地。因此，魏吴双方在这几个地方频繁进行大战。

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操曾率兵在濡须口攻打东吴，攻破了东吴的江西大营，擒获都督公孙阳，在感叹孙权军容整齐之后，返还许都。

曹操担心江西被东吴军抢掠，于是，下令江西民众迁移到中原。民间在相互转告时，惶恐受惊，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有十余万户都东渡长江到吴地。于是，江西人口空虚。在合肥以南，只剩下了一座皖城。

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孙权亲征皖城，率领鲁肃、吕蒙、甘宁、凌统等人攻打皖城，魏将朱光及守城军民数万人被俘。魏将张辽从合肥向皖城驰援，在增援途中得知皖城失守。于是，张辽在硖石的南面迅速筑起了一座被称为“南硖戍”的堡垒，作为合肥的前哨。

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曹操再次出征孙权。谋主荀攸在随军的途中去世，曹操难掩悲怆。十月，曹操从合肥返还许都。仅留下张辽、李典、乐进以及七千将士守卫合肥。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刘备对峙于湘江，战争一触即发。曹操趁机率主力西征汉中。曹军主力进入汉中地界后，刘备还没有与孙权开战，双方便议和。

建安二十年（215 年）八月，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际，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除了吕蒙、陈武、甘宁、凌统、潘璋、宋谦、徐盛、丁奉、蒋钦、贺齐等东吴将领明确参战之外，由于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曹魏因西征汉中的张鲁而在江淮地区的兵力非常空虚。孙权在出征合肥之前，与刘备完成了湘水划界，所以，孙权不但调集了荆州地区的军队奔赴江淮，甚至还把多年以来在江东内部负责平叛的蒋钦、贺齐都调往了江淮前线，由此可见，孙权此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当时驻守于江淮附近的东吴将领孙皎、周泰、朱然、朱桓、全琮等人，都应当参与此役。在明代小说《三国演义》中，太史慈、董袭等人也参与此役。此时，合肥只有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远在汉中，不可能来得及赴援，在各方面来说，这场战役东吴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为此，张辽还在战前开凿了藏舟浦，从而用来隐藏曹军的舟船。

曹操在出征张鲁之后，派护军薛悌送函到合肥，写到“贼至乃发（贼军到了才打开）”。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孙权率领着东吴十万大军包围合肥城。张辽等人打开曹操之函。函上写道：“若孙权军来到，张、李两位将军出城迎战，乐将军守城；护军薛悌不得与敌人交战。”因双方兵力悬殊，诸将都对此指示感到疑惑。

在“诸将皆疑”的氛围中，张辽说道：“曹公正率军在外作战，等他率领的援军到达时，孙权军必定已攻破我们。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在敌军集合完毕前去攻击他们。我们先挫折敌人的气势，以安定军心，然后可以顺利守城。成败之机，就在此一战，各位还有什么疑惑？”

张辽、李典二人有着昔日的旧仇。为了防止二人因为旧仇而导致误事，曹操在信函中示意，由张辽、李典共同负责出战（楚文王被迫打黄国、唐兜被迫降匈奴，都是因为守城者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城外的战友），由乐进负责守城。但曹操在信函中只提及了人员分工，却不规定出城时间、进攻方向等具体措施。张辽打算在第二天清晨率敢死者登锋陷阵，直冲孙权帅旗，可又担心李典不愿听从自己的计划。李典感慨地说：“此为国家大事。要看你张辽的计划定得如何。我岂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于是，当夜，张辽就在七千人中募选死士，选出了八百人。张辽又杀牛，开剥牛肉，将牛肉赏给八百名敢死者，准备着明日的大战。

第二天的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张辽被甲持戟，亲自先登，直陷敌阵。在冲入东吴的营垒之前，张辽就已经亲自斩杀了数十名东吴士卒和两名东吴将领。他一边大声呼喊着自己的名号，一边登锋陷阵，冲入东吴的营垒。此后，张辽继续敢死队向孙权主阵方向奋勇冲杀，一直冲到了孙权的主帅麾旗之下。孙权大惊，周围的东吴诸将都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便逃向一座较高的山冢，孙权的卫队持着长戟防止曹军冲上来。张辽在山脚下呼喊：“孙权出来！一决胜负！”孙权不敢有所举动。东吴将士也都不知所措。

东吴诸将没有做好准备，张辽突然进攻，使得东吴猛将陈武不幸战死，宋谦、徐盛都负伤往后退，潘璋这时正好在他们后面，便驰马上前，斩杀了宋谦、徐盛两人麾下后退的士兵。原本往后退的败军看到这种情形，尽皆回到自己岗位戮力死战。张辽军总共只有八百人，规模庞大的东吴军队把张辽这些敢死队围起来，围了数重。贺齐在中军杀进战局，拾到了徐盛因负伤而丢掉的长矛。（合肥交战的3条本传，共有0句撤军，0句津北，3句合肥，并且，都被《甘宁传》带有“唯”字的名单排除。津北交战的5条本传、1条裴注，共有6句撤军，5句津北，1句津南。）

在东吴军队“围辽数重”之后，张辽的军队分别向左向右驱逐围兵，然后径直向前实施“急击”，将东吴的包围圈打开。在战斗中期，张辽曾经带领着中期破围的几十人突出了重围。而“辽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锋陷阵，大破之”说明此时张辽军还有余众几百人在东吴军队的包围圈中。在张辽与先出的数十人杀出重围之后，余众几百人大声呼喊：“将军要舍弃我们吗？”由于余众的人数很多，余众的呼喊声很大，可以被远处的张辽听到。于是，张辽带领着中期破围的数十人，又杀入了重围，救援余众数百人。终于，东吴军皆披靡溃败，望风而退，不敢再抵挡张辽了，也被称为“权众破走”。

这次战斗从凌晨一直持续到中午，吴军士气全失，回军修整守备，合肥守军因为初战告捷而军心大振，李典、乐进等合肥诸将们都对张辽表示心服口服。

这次战斗分为5个阶段：1.张辽突击吴军；2.吴军包围张辽；3.张辽破围而出；4.张辽复入吴军；5.吴军披靡败走。

这次战斗也正是在东吴统治区域出现了“张辽止啼”现象的原因。

晋朝史学家陈寿将这场发生在合肥被围城时的战斗称之为“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晋朝史学家孙盛认为张辽800人“以致命之兵，击贪墯之卒，其势必胜”。

此前，张辽亲自提出“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的作战方略，至此，完全实现目标。战果描述分别是：敌方的“吴人夺气”、己方的“众心乃安”。此外，《三国志》的“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魏书》的“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辽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锋陷阵，大破之”、《魏略》的“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都表明张辽800人的敢死队是在击退东吴军队之后（“权人马皆披靡”、“权众破走”），才返回合肥城中。反观，孙权军队则是被800人“大破之”，战至中午时，“权人马皆披靡”、“权众破走”。

“权人马皆披靡”、“权众破走”的东吴败兵与后续部队汇合，继续僵持在合肥十余日（“权守合肥十余日”当中的“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但有坚持、僵持、保持的含义）。既然“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乐进传》又没有记录乐进在合肥拒击敌人的功勋，《武帝纪》也只有出战的张辽、李典之功而无守城的乐进之功，所以，在孙权军队僵持在合肥的十余日这一时间段里，无法确定孙权军队是否曾经对合肥城发起过攻城战。但是，即使东吴军队发起了攻城战，合肥城也是难以攻克的。首先，因为以前的扬州刺史刘馥的积极建设下，合肥城的城墙高又坚固，木柱石头等防御器材一样不少。其次，在张辽800将士成功以少胜多之后，合肥城内因为军心稳定而守则必固，反观孙权的军队则丧失了斗志与信心。所以，在此期间，东吴诸军无论是一直在围城营寨中闭营自守，还是曾经离开过围城营寨进行攀城交战，都不会改变此次合肥之战的结局。后来，东吴军中发生了疫病，孙权见士气低落、夺城无望，只好下令班师。（陈武等东吴高级将领的遗体早已被运往江南建业的东郊。）

东吴各兵团接到撤军令，纷纷兵皆就路，各自退去了。逍遥津是南肥河上面的渡口。 孙权准备自逍遥津口渡河南撤，此时的逍遥津北岸只剩下5支东吴部队，包括孙权的一千余名车下虎士，以及吕蒙（东吴私兵制，吕蒙的私兵数不明）、蒋钦（东吴私兵制，蒋钦的私兵数不明）、凌统（凌统有私兵300人）与甘宁（东吴私兵制，甘宁的私兵数不明）。

张辽在城上瞭望吴军的退军情况，发现东吴军队大多已经先行出发了，而在逍遥津以北只仅剩下少量的精兵。张辽觇望知之，率诸军追击，同时分兵去毁桥。

张辽步骑齐出，很快到达津北。孙权见状，心知不妙，赶紧派人去将前面已撤退的部队叫回，无奈那些部队已上路一段时间，一时还赶不回来。甘宁拉弓拼命射箭，看到东吴军战士人人战志消靡，鼓吹手惊怖而不能复鸣。于是，甘宁大声责问鼓吹手为何不吹号擂鼓，甚至拔刀欲斫之，鼓吹手便擂鼓吹号，东吴军听到，士气为之一振。

右部督凌统带著亲卫族众三百人与曹军展开激烈血战，将孙权救出。孙权与甘宁蹴马趋津，逃到逍遥津的桥边，发现桥已被曹军破坏，只剩下两边延伸的桥板，中间有一丈多的地方没有桥板可供依托。孙权亲近的官员谷利，要孙权持著马鞍，然后让马后退，再飞纵向前，谷利在后面用鞭抽马，以助马势。孙权就这样连人带马的飞到南岸。由于桥梁已被拆毁，贺齐的三千兵马只能在津南迎接孙权。

凌统看著孙权安全的到了南岸，又回身继续再战。身旁的左右亲兵一一战死，凌统也多处负伤。后来认为孙权应该没安全顾虑了，才准备离开战场。但是桥已被曹军破坏，各条通路也被曹军封锁，已经达到了“桥败路绝”的境地。凌统只好披着战甲以潜泳的方式游过了逍遥津。

在东吴将领们逃离津北之后，依然留在津北的东吴精兵们失去了领导，而且还处在“桥败路绝”的情况，于是，逐渐向魏军投降。战斗结束，张辽率军押解俘虏。在押解的途中，张辽询问投降的东吴士兵：“有个紫色胡须、上身长腿短、善于骑射的人是谁？”东吴降卒说：“是孙权。”等到张辽与乐进相遇，谈到这事，叹息己方没有早点知道孙权的样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说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内的曹军将士听说，皆大为叹恨。

“几复获权”也说明了津北吴军的兵败之势，以至于他们的首领孙权险些就被活捉。

孙权已经登上返回东吴的大船，在船上与诸将饮宴，贺齐在席间涕泣而道：“至尊（当时东吴将士如此称孙权） 身为人主，应当持重，今天这样的事，差点全盘皆没，部下们都震惊万分，希望您能以此为终身之诫！”孙权起身谢贺齐，说必定会谨记在心。

孙权看到凌统回来，十分惊喜，赶紧找人帮凌统更衣换药。凌统因他的亲族们没有人活着回来，很是伤感，孙权用衣袖帮他擦泪，安慰他说：“公绩（凌统的字），亡者已矣，只要你还活着，还怕会没有人吗？”回去之后，孙权果然给凌统以前两倍的部队。

魏军实现了对吴军的“击破之”、“大破之”、“与辽破走权”、“几复获权”；吴军则是“权众破走”、“权人马皆披靡”、“吴人夺气”、“几至危殆”，并且还产生了“吴降人”。

张辽、李典、乐进这次以七千人大败东吴十万大军，曹操大为叹赏，封张辽为征东将军，又在次年“乃增辽兵”。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户。乐进在此次战役的战功不明确（因为《武帝纪》《乐进传》只记张辽、李典的战功而没记乐进的战功）。因为乐进多年以来的数次军功（“数有功”），增邑五百户来分封给乐进的一个儿子作为列侯，乐进本人升至右将军。

经过此役，张辽威震江东，江东小儿啼哭不肯止者，其父母只要吓唬说：“张辽来了，张辽来了！”孩童就没有敢哭泣的了，唐代李翰所撰《蒙求》中有“张辽止啼”一语。自日本派出遣唐使之后，习得“张辽止啼”的典故，遂产生日本民间俗语“辽来来（辽来々）”，该俗语在日本的盛行地位一直持续到1274年的文永之役，才被“蒙古来袭”所取代。

而东吴方面，关于合肥之战的十余篇东吴列传记载都不敢否定此战的失利。但是，一些勇猛的东吴将领们依然有着持危扶颠之功。凌统、潘璋拜为偏将军，蒋钦迁荡寇将军。陈武等东吴高级将领的遗体在撤军之前就已被运往建业的东郊准备安葬。孙权回来后，亲自主持了陈武的葬礼，并以其爱妾殉葬，又给陈武家族赐予复客二百家。

逍遥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而当时，曹操大军正在远征汉中，江淮正值兵力空虚之际，也因此，曹操对此战中立下重大功劳的张辽倍加看重，史载“太祖大壮辽”，“大壮”两字陈寿在《三国志》里仅用了两次，分别在《张辽传》及《徐盛传》，可见其分量之重。

李典承认两次出战皆由张辽来定策，所以对张辽说：“顾君计如何耳”。这里的“君”不是君王，而是李典对同僚的尊称。因为李典必须无条件遵守曹操的军令，而不需要听令于张辽，所以，李典的语意是“要看张辽的计划如何啊？”李典所说的“君”的含义，正如张辽在此战中所说的“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的“君”字，都是指对同僚的尊称。

曹操又加封了张辽为征东将军，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攻东吴路过合肥时，还专门到沿着张辽奋战过的地方走了一遍，每到一处“叹息者良久”。

公元225年（黄初六年），曹丕追念张辽、李典在合肥之功，下诏说：“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

曹操的知人善任和张辽的英勇善战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赞誉，东晋史学家孙盛评价说：“合肥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心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异同，加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秒矣夫！”

唐朝时期，张仲宣对张辽在此战中的临阵运筹之举表示颇为赞赏：“张辽运筹之方，可以归之于先轨”。

对于张辽的表现，张预在《十七史百将传》中点评：“辽折权盛势，以夺吴人之气是也。”

北宋时期名将王文郁在面对西夏军围城，准备主动出击挫其锋芒时曾说：“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

南宋学者叶适称赞说：“孙权十万攻合肥，守者七千。旁无近援，固已不自保。而辽乃募士八百，击其未合，以至尾追，几获大丑。非操之智，无以使张辽；非辽之勇，而明亦不能自任。胜负成败，盖诚以人，不在众寡。士常如此，则立于积衰甘弱之地，为预怯莫前之说，以自附于明哲者，可察矣。”

明朝小说《三国演义》上有一首诗：“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肥。退后着鞭驰骏骑，逍遥津上玉龙飞。”就是形容当年孙权纵马越桥情景的。

明朝学者黄道周也对此战评价道：“贼来开教，教意颇微。唯辽有识，力战破围。”

清代学者赵翼评价说：“其以少击众，战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战，张辽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兵十万。”（最悬殊的以少击众是朱能三十破数万）

晚清名臣曾国藩将逍遥津之战和后来的陈仓之战并列说：“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