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齐斗（정제두，1649年—1736年），朝鲜王朝儒学家。字士仰，号霞谷，本贯迎日。他研习从中国传来的阳明学，形成了“江华学派”，是阳明学在朝鲜半岛的主要代表人物。

郑齐斗于1649年生于汉城盘石坊，是进士郑尚征与韩山李氏之子，本贯迎日。郑齐斗是高丽末年大儒郑梦周的11世孙，祖父郑维城开始进入中央政界，作为西人党的成员官至右议政，从兄郑齐贤也是朝鲜孝宗的驸马（淑徽公主之夫）。郑齐斗五岁丧父，在祖父郑维城膝下长大。十四岁和十六岁，郑齐贤、郑维城以及伯父郑昌征相继去世，郑齐斗开始独立支撑这个家族，主持了祖父的葬礼。

此后郑齐斗开始准备科举，虽然他在1668年和1672年均通过初试，但未能庭试及第。随后他放弃举业，专注学问，并受学于少论大儒朴世采，亦与尹拯过从甚密，逐渐名声鹊起。1680年庚申换局后，领议政金寿恒举荐他为总簿寺主簿，1684年又举荐为工曹佐郎，但他以有病为由不赴任。1688年举荐为平泽县监，郑齐斗终于赴任，翌年就发生了己巳换局，西人倒台，南人上台，他也曾被下狱审讯。1694年甲戌换局，西人重新上台后，朝鲜肃宗多次征召他做官，但他都以病推辞。

在钻研学问过程中，郑齐斗接触了从中国传来的阳明学，并沉醉其中。但阳明学在当时崇尚朱子学的朝鲜属于异端，郑齐斗为此面临着师友的压力，再加上他的亲友相继离世，所以他在花甲之年隐居于江华岛的霞谷，在那里秘密发展阳明学，形成了“江华学派”。朝鲜景宗年间，少论派掌权，于1722年任命郑齐斗为言官中的最高官职——大司宪，翌年又拜为吏曹判书，但即使这种重要官位，郑齐斗依然不为所动。直到朝鲜英祖即位后，于1728年拜郑齐斗为议政府右参赞，八十岁的郑齐斗才进京谒见英祖。1735年思悼世子李愃降生后，英祖又让郑齐斗当元子辅养官。但翌年八月十一日，郑齐斗就病逝了，享年八十八岁，英祖赐谥号“文康”。此后他将阳明学传给儿子郑厚一及尹淳、李匡师等弟子。

郑齐斗继承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即理”观点，批判朱熹“即物穷理”，指出，“即物穷理”则“理与心而为二”，必然陷入从心外寻找心性的“自我矛盾”和“支离灭裂”的境地，不可能达到“明明德”这一心性修养之目的。

在他看来，理不在物而在心，故物者非理，理者即礼，礼者心之本体，义者心之本体之条理，指出：“仁义礼智中和率性之理”，“忠孝仁敬之理”，“只在吾心性情而已”，“只在求之吾心性情而已”。所以，“养心之方，不可靠溺文义”，而在日用人情事物之间，做到“精一执中”就会“归之为礼”，就可以恢复道心，达到“明明德”心性修养之目的。

他从“以心为理即良知”出发，认为“理皆具于心，心自有良知”，而良知是天降于人的自有之性，人人皆有之。然而，由于私欲之汩没，则有昏有愚，多不能察觉。但是，良知“皆在吾度之内”，可以自己认识自己，不需要外求，只要把心“张大而充之”则易于把握“理”，即“天理”。

他从“心外无理”、“心即性”出发，把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也移植到内心，转化为“吾心”之“良知”。他认为“凡有四端于我者，良知也，人人皆有之”。然而，他为了论证其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时，却在“仁义礼智”中，只取“是非之心”，并把它当作天降于人之明德，即天理之明处。并且，把“格物致知”的“知”限定为“是非之心”，当作是非善恶之标准。他说：“所谓知者，即是非之心”，“是明德之得之乎天，而不昧者也，是其天理之明处”，“心理明，而天地万物之性，皆可明矣，格心物，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得矣。”否则，“无明德心身，则无伦理，非我明”，一切是非善恶无从谈起。

他反对“知先行后”，坚持“知行合一”，并以此划分“庸人”与“贤智”的标准。在他看来，“知与行为二”，会使“天理本然之心”蔽于物，玷污了良知，致使良知“蔽于欲不全”而“庸人也”;与此相反，“以知行一者”，其良知周全而“贤智也”，指出：“知行二者庸人也”，“知行一者贤智也”。

他在批判朱子学者脱离实际而空谈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强调“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尽管致知有行，但无一贯力行，就会夹杂着人欲和私邪，使本体之德行便分散为千万条，终会变坏的。为了使本体之德行始终保持一贯，就要力行，作到日新月异。他说：“若曰致知，则知之而行焉，已无不尽矣。如曰致知，又曰力行，则是纯笃不撤，以至於笃实光辉”。他强调道德实践这一点，较之朱子学空谈道德修养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郑齐斗的诗文作品被整理为《霞谷集》。其中哲学著作有《圣学论》、《论语解》、《大学论》、《孟子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