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鹤，1901年出生于重庆，中共党员，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年轻的时候，他与好友一起组织的社团浅草社、沉钟社以及创办的刊物《浅草》《沉钟》，便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他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此副刊也成为国家主席毛泽东最喜欢看的读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致病而死。

陈翔鹤（1901-1969）现代作家。重庆人。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1923年起，和林如稷、冯至等组织“浅草社”、“沉钟社”，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山东、吉林、河北等地教书。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剧本《落花》等。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青年知识分子，带有作者自身的投影。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四川参加革命文艺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并负责《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此时创作有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1961）、《广陵散》（1962），在题材处理和性格塑造上很有特色，曾引发过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潮，受到读者欢迎。作品在60年代被定为反动小说，认为“不是批判地而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的东西”，更严重的是将《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的命意上升为政治斗争的表述，说它是影射，“恶毒的攻击党的庐山会议”，“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翔鹤选集》。

1901年3月19日生于四川省重庆市。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年后执教。

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文艺界抗战活动。

同年又到爱国学生较为集中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文革”期间，因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而遭诬陷，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

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时隔不久，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浅草》《沉钟》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认为《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认为“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由于他们还是思想上不够成熟的青年，而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浅草、沉钟社作家为初衷，本想从纯文艺中求得生活为“高洁”，结果，却终于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年代初，是浅草和沉钟的主要小说家之一。

中篇小说《不安定的灵魂》中的“我”——孙树立在爱情上有过三次移情别恋，多次易地逃避爱情的牵绕，总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作品借主人公这种飘忽不定的心情，倾泻郁结为情怀。作者善于用第一人称的创作手法，写出真实感受，令读者感到格外真实可信。在带有自传体的短篇小说《悼——》中的B先生，在《See！……》中的饭店侍者——6号服务员等篇章中，也取同样写作手法。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具浓重的伤感情调。

30年代末，小说《古老的故事》中的苏幼旃夫妇的悲惨遭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这说明其作品已经开始走向现实主义。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文学遗产》是中国解放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刊物。在这期间，陈翔鹤对工作非常主动积极，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成都等各大专院校，拜访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和正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征询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和他们讨论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并约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陈翔鹤从青年时代就读过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识渊博，他对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轻易不肯放弃。但在陈翔鹤主编《文学遗产》期间，却能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都很快地接受下来，改正或充实自己的主张。因此陈翔鹤和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关系都很好。

热心培养青年，积极奖掖后进，是陈翔鹤办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古典文学界的年轻学人，几乎没有不曾受到《文学遗产》的沾溉与栽培。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陈翔鹤以《文学遗产》名义召集过许多次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像北京大学的陈贻欣、褚斌杰、裴家麟、倪其心，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李修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其庸、朱靖华、吴文治，北京师范学院的廖仲安，原在北大后来调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傅璇琮、沈玉成，以及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刘世德、王水照……都是《文学遗产》的常客。陈翔鹤的年龄比这些人大二三十岁，从学术辈份看，实际上就是师生关系。陈翔鹤诚恳地欢迎年青年人对编辑部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他们寄予希望，尤其在学风方面。有时也对在座或不在座者的某些缺点作善意的告诫和警示。

沈从文和陈翔鹤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如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等。陈翔鹤从1923年写小说《茫然》，到1960年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抒情、写实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他们彼此尊重，50多年书信往来不断，有学术思想的商榷，有艺术技巧的探讨，也有对文坛现状的忧虑。直到后来分别遭受到不同的处境，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李陵答苏武书：“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1923年8月，沈从文经过19天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沈从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英文系的陈炜谟。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他俩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鲁迅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他们同去书店购买。陈翔鹤知道沈从文经济上比较困难，经常约沈共餐，从不让沈付款，对沈的接济也是经常的事。

1925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个小职员，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宿舍，沈从文是第一个搬进去住的人。陈翔鹤从沈从文的来信中知道这新住处的奇特环境后，竟独自骑着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去寻幽访胜，成了沈从文住处的第一位客人。

在和沈从文分别六年后，1932年1月陈翔鹤来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任语文教师。由于生活、工作、爱情诸方面的原因，陈翔鹤在青岛十分苦闷。幸好，沈从文也在青岛，执教于青岛大学，住在福山路。沈从文回忆说：“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今中山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中国解放后，沈从文在中央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随北京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那时陈翔鹤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听说沈从文到了宜宾，急忙派车把沈从文接到成都的家中，畅谈分别20多年各自的情况。这时沈从文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沦陷了，陈翔鹤不得已才回到故乡成都，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工作。解放了，党委以重任，他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沈从文也对老友说了心里话，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已经作出不迁校的决定，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来。这时他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

土改工作结束后，沈从文路过成都，陈翔鹤去车站话别。此后，陈翔鹤仍时刻关心着老友的情况，但由于俩人相隔千里，许多事爱莫能助。1954年陈翔鹤奉调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两位作家在北京又相聚了。那时陈翔鹤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宿舍，沈从文住在东堂子胡同，相距不远。由于沈从文的遭遇，旧日的朋友已经渐渐断绝来往，陈翔鹤就成为沈从文家中少有的常客，三天两头去看望他，这时的沈从文心情好多了，见到陈翔鹤总是说高兴的事，没有一点埋怨的言语。

沈从文后来回忆说：“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明显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

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两人在1954年认识，渐渐熟悉。陈翔鹤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黄秋耘也很喜欢，成为陈翔鹤的助手。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黄秋耘年轻，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陈翔鹤随和，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称得上一对“忘年交”，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秋耘回忆：“记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说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像听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也曾细细想过，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离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更远一些。……”

陈翔鹤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忆：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辱骂了不少文学艺术家。此报告不久被正式传达，让许多部门学习领会。林非所在的《文学评论》编辑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们发表文章批判陈翔鹤的小说。于是，有人约请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冠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文中称《陶渊明写》“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文章发表后，《文学评论》的主编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扬的电话，并兴冲冲地将周扬的话转达给同事们：“说是余冠英的文章写得好，文风也值得学习，替老一辈学者撰写批判文章起了带头作用。”林非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称：“在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编者按）结尾的地方，显得很有礼貌地询问陈翔鹤，请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看来从余冠英到周扬，都希望批判文章尽量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能够让被批判者也心悦诚服和毫无精神压力地同意这种结论。这种愿望确实是善良的，然而经历了‘文革’的这场浩劫，我才彻底地明白了，此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无法实现，因为康生他们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争论什么文艺或学术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彻底抛弃近代民主和法律观念的绝对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的思想是矛盾着的。有一次他见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个躬，他紧紧握住林非的手，说：“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会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政治形势更加严峻。1966年春，陈翔鹤还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陈白尘，话话旧，谈谈他的心爱之物兰花。半年后，他再见到陈白尘，则是在批斗大会上。二人虽然互相看到了对方，但“谁也不能打招呼、说话，连交换一下眼色的机会都没有”。批斗会完毕，“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窝”。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大门外看到了陈翔鹤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图让他看见我，互相点点头，笑一笑，或者只交换一下眼色，也就心满意足了”。[15]只是，陈翔鹤走得很快，过了东单十字路口后，陈翔鹤便消失在马路对面了。陈白尘试图穿过纷乱的车流夹缝追寻陈翔鹤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

陈翔鹤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代材料”，还写劳动小结：“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陈翔鹤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斗”，使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恶狠狠地说：“受不了就死在这里。”陈翔鹤坚决地回答：“我才不死呢!”无论多么艰难，陈翔鹤没有一点轻生的念头，一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对妻子和儿女们说：“他为什么要死呢?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1969年4月22日陈翔鹤上午在所里集中学习，开会，中午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他对妻子说，这两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气喘，要拿点咳嗽药止咳。陈翔鹤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送往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而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

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给陈翔鹤作了复查结论，肯定了陈翔鹤在解放前后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贡献，并在最后说：“‘文化大革命’中，陈翔鹤同志因受林彪、陈伯达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现经复查，当时强加给陈翔鹤同志的所谓‘畏罪自杀’并定为‘叛党’等罪名，纯属捏造，应予推倒，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学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两个单位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