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裕时（公元1877～1940年），原名陈裕大，字符伯。后皈依佛门，法号元白。湖北宜昌三斗坪人，幼年胸怀志，青年时参军，在汉阳兵工厂工防营当兵，被送到武备学堂读书，只因读《鉴略》颖悟过人，受到张之洞的重视，被其送往日本深造。

在日本受革命派，影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入滇，加入新军。后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袁世凯称帝后，成功游说湖南总督汤芗铭、四川总督陈宦同时通电反袁。自此之后，陈裕时不再过问政治，潜心研究佛学，参与国内一些佛事活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陈裕时积极号召全国佛教徒一致抗日。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在重庆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一九〇三年（二十六岁）七月到达东京，进入振武陆军士官学堂读书，因其在校阅读、宣传革命书刊被开除学籍，继而转学法政，后结识孙中山与黄兴，与宜昌人黄恺元、高冈、全敬存、陈吉甫、杨征祥一道入同盟会。三十二岁回国，与蔡锷、赵恒惕、唐继尧去广西，担任龙州讲武堂监督兼龙州新军邑龙统带一职。

辛亥武昌起义后，极力游说桂军抚王芝祥、总兵陆荣廷，宣布独立，对抗清政府，组建了北伐军第三军，任三军参谋长兼邑龙标首长，与王、陆等人分几路驰援湖北、江苏，各省纷纷回应起义，当时到达南京的北伐军有十万馀人。孙中山先生的临时政府，粮草不足，各路人马鱼龙混杂，江西、安徽两省援军，抢劫财务，发动叛乱，均被第三军弹压下去。

平息叛乱后，曾建议孙中山、黄兴∶由于这些援军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军事素质差，如果要对付袁世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很难打胜仗。为此，北伐军应该吸收广大革命同志参加，整编几支精锐之师，打败强敌。并推荐精通军事的冯国璋之婿陈之骥担任要职。陈是陈裕时的留日同学，讲信用，重义气，可以利用他与冯国璋的关系，保证粮饷，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

孙中山、黄兴采纳了这条建议，以广西革命军为基本力量，以同盟会员为班底，集中优良装备，整编成南京陆军第八师，黄兴任命陈之骥为八师师长。这时，陈裕时任十五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

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上大总统，相继约见孙中山、黄兴、陈裕时。陈裕时与袁世凯长谈时事，不欢而散，陈对袁的印象是「权变有馀，忠厚不足」。袁世凯对这位革命军中实权派人物怀恨在心，派人跟踪，意欲加害。陈裕时不得已，化名及泉，得到日本友人的帮助，到日本避难数月始回。袁暗害不成，又按月送银元三万元收买，美其名曰「代表旅费」。在日期间，陈裕时曾邀请黄恺元等人密商对策，拟定以八师为基础，扩编三个师，分别驻南京、石家庄、武昌，以便三足鼎立，再举义旗，并在袁所送南京代表旅费中，每月抽出一万元支持八师。从日本回国后，为发展八师实力，毅然辞去旅长职务，以南京代表身份，往来于北京、南京之间，从事讨袁的筹划活动。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上海被赵秉钧所杀，全国哗然。孙中山主张起兵讨伐袁世凯，陈裕时与八师战友则认为实力不足，应该谨慎行事。一班激进派，以金钱怂恿八师基层军官，宣告独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在八师军官兵邀请下，到南京组织独立，讨伐袁世凯。革命军在利国驿一战，获得大胜利，陈裕时无比欣喜，亲赴利国驿慰问。不料这时上海、江西的讨袁军却出师不利，均遭失败，八师三面受敌，孤掌难鸣，只得退还南京，准备与冯国璋谈判，恢复和平。而党内的激进派何海鸣深表不满，遂煽动八师基层士兵，索饷闹事，枪杀副团长李浚，八师将士骇然离去，陈之骥见大事已去，宣布八师解散。

时在上海的陈裕时得到消息，火速赴南京解决问题，激进党人却在南京城门设下埋伏，准备陈进城时暗杀。陈的妹夫何遂探知此事，发密电相告，陈裕时及时回到上海。

同年八月，与黄恺元再次东渡扶桑，又转赴英国考察，随身备有中国古籍多种及一些佛学书刊，闲暇之馀，专心读书。不久欧战爆发，国内袁世凯与日签订卖国条约，粉墨称帝，各地再次掀起讨袁大战。

为表明忠于共和，反对帝制的决心，一九一六年与黄恺元回国，直奔长沙，活动汤芗铭，反戈一击，讨伐袁氏。随后又独自去成都，鼓动陈宦通电倒袁。汤陈二人，皆被说动，按照约定时间，湖南、四川同时通电反袁，袁世凯时在病中，电文传来，肝火攻心，一命呜呼。中药中有一味药叫「二陈汤」，民间传闻，袁世凯是喝了一剂「二陈汤」毙命的，可见陈裕时的游说作用之大。

游说汤芗铭、陈宦反袁成功以后，陈裕时不再过问政治，潜心研究佛学，参与国内一些佛事活动。在由日本返国时，曾请回全套《大日本续藏经》，用于修持。一九四七年二月，此藏二十四大木箱，由其侄儿——宜昌三斗坪医生陈勉公运往当阳玉泉寺藏经楼收藏。

陈裕时开始并不懂佛教，只是寻求一种有益身心的修炼方法，曾引蒋作宾（号雨岩）、黄葆苍（字恺元）加入「同善社」修炼。所谓修炼，只有静坐一法，陈裕时极不满意，乃退出同善社。

一九一八年七月，到上海邀约了蒋作宾、黄恺元到舟山群岛普陀山游历。这时中国佛学泰斗太虚法师，应普陀山僧众之邀请，出任普陀山前寺知众（寺院中执事）。三人见了太虚，指责佛教是迷信，和尚是寄生虫，太虚法师说∶「各位所说，并没有沾佛教的边，佛教有它的教理。我也想吃肉，也想喝酒，也想讨老婆，之所以不这么干，是因为我相信佛教教理，各位居士如果把佛教教理破了，那我就回去吃肉、喝酒、讨老婆好了，用不着再当和尚；如果各位破不了，骂我取乐是可以的，请不要再说佛教是迷信了．．」。一席话说得三个人心悦诚服，遂皈依佛门。三人在山月馀，同听太虚大师宣讲佛典《八识规矩颂》、《华严原人论》、《成唯识论大意》。八月，太虚带着昱山、陈裕时等四人，游览了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又到宝岩寺拜谒了奘老和尚。

随后，随太虚抵达上海，面见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号灵华）等社会名流，成立佛学研究团体「觉社」，开始了宏扬佛法的新运动。原在普陀山时，太虚法师曾与陈裕时等谈及整理僧侣制度和南游计划，只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决定先成立佛学团体，渐图扩展宏法事业，「觉社」乃缘此产生。觉社初衷，以「出版专着，编发丛刊，演讲佛学，实行修行」为宗旨。是年九月中秋节，陪太虚大师游杭州西湖，下榻于白衣寺，随后回到汉口，黄恺元则去了重庆。太虚将自撰的《往生安乐净土法门略说》一文交给黄恺元，黄恺元在重庆刊行此稿。

陈裕时到了汉口，大肆宣传学佛的好处，十月八日，太虚应李隐尘（号开先）、陈性白的邀请到汉口，并于杨子街王国琛的「寄庐」开讲佛典《大乘起信论》，并编出《大乘起信论略释》。二十三日讲经完毕。这次讲经，自始至终，只有七人听讲，大家摄影留念，太虚写诗纪事∶

李隐尘、阮次扶（毓崧）、陈元白、全敬存、王澄斋（国琛）、马康侯（中骥）、王吟香（道芸）诸大居士，邀太虚到武汉，谈如来藏缘起义者兼旬。今将返沪，摄影留别，且一偈以志法喜∶

飞梦汉江尘，一谈微远因。

影中同事现，身外独呈身。

了了心无往，澄澄意更伸。

随流得其性，来往海之滨。

佛历二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崇德释太虚

此次讲经，是太虚到武汉弘法的第一次，讲经完毕，陈裕时陪太虚游览武汉名胜，又送回上海。十一月陈裕时返抵宜昌，又至当阳玉泉山圆通阁，恭请祖印法师到家讲《愣严经》，并与多人受三皈（即皈依佛门做俗家弟子）。

一九一九年九月，陈裕时与李隐尘由湖北到北京，礼请太虚大师在京讲《大乘起信论》。这次讲经，对全国佛教界影响较大，各省及各大城市，兴起了一批讲经会和居士林。陈裕时听说日本密宗始于中国，而国内典籍较少，于是，与诸大居士极力推崇东密，太虚派大勇去日本学习。

一九二〇年五月，与陈性白、李隐尘、李馥庭等人，邀请太虚至武昌大东门龙华寺，讲《大乘起信论》。十二月十日，随太虚乘专列去长沙，湖南省长林特生、总司令赵恒惕组织讲经会于船山学社，听众甚多，当即成立了「长沙佛教正信会」。法会结束，陈裕时又随太虚至汉口佛教会，听太虚开讲《佛教的人生观》。次年九月又至北京西四广济寺听太虚讲天台宗要典《法华玄义》。因太虚担任杭州净慈寺住持烦恼甚多，李隐尘、陈裕时于一九二二年元月私下商议，要请太虚到武汉创办一个培养佛教人才的学校，太虚很高兴，给武汉政商各界人士写信，提出一个办佛学院的计划。二月十七日，太虚应请到汉阳归元寺讲《圆觉经》，湖南、江西两省僧众，纷纷前来听讲。三月十三日，李隐尘、王森甫、胡子笏、汤铸新、皮剑农、陈裕时、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孙自平、王韵香及长沙佛教正信会的周可均等三十馀人，在归元寺集会，商量佛学院筹备事宜。五月，武昌居士黎邵平（号少屏）捐出武昌千家街自家院舍，创办武昌佛学院，众居士开会议定，聘请太虚为院长，礼请疏由黄季刚亲自撰写。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太虚开始招生，招生章程由太虚呈湖北军民长官、内教两部备案。这时，太虚已辞去净慈、兜率两寺住持，并约请大觉、玉泉、智信等人，来院协助处理院务。

八月二十六日，武昌佛学院召开董事会成立大会，选举梁启超为董事长，梁启超因故未到任，暂由陈裕时代替，李隐尘为院护。太虚提出一条建议，利用庐山大林寺遗址，修建讲堂，以供佛学院璁假讲学，得到梁启超、李隐尘的赞同，并积极筹建。

九月一日，武昌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到会讲话，十分隆重。这次共召收了七十名学生，僧俗兼有，僧人学生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量源，居士学生中有程圣功、陈善胜（出家后法名净严）。教师有空也、史一如、陈济博等，湖北荆门人尘空也在院中工作。课程取自日本佛教大学教材，管理制度参照禅林规制，早晚课诵（指寺院中早晚两次的功课）只念「阿弥陀佛」。办学的目的在于造就佛学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广大人间（即「人间佛教」）。

自此，中国佛教界有了自己的佛学院。这年夏天，佛学杂?《海潮音》移到武昌佛学院编辑，更方便了学僧们阅读。

一九二二年二月，正值武昌佛学院寒假，陈裕时陪同太虚溯江西上，游览宜昌、沙市。三月二日到枝江江口弥陀寺，受到本一法师的热情款待，二月五日访沙市章华寺，与净月方丈相谈甚欢（净月为慈禧太后赐封的大僧正，学识广博）。净月说，西藏喇嘛教密宗典籍最为完备，几乎所有的东密经典都不缺乏。陈裕时听了，心中敬佩净月的学识，回到武昌，与各大居士掀起一股入藏求法的浪潮。这时，大勇法师已从日本回国，武昌佛学院数十名毕业僧，仍由大勇带队，组成「赴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一九四二年初夏经武汉到四川。段祺瑞打电话给四川刘湘，嘱令沿途妥为保护。与此同时，陈裕时在北京与韩大载组织「密教院」，迎请蒙古辛喇嘛主持院务，传授黄教（喇嘛教格鲁派）教义。

五月，赶回武昌，于武昌佛教会听太虚开幕讲《金刚经》，正式皈依太虚，太虚为其取法号「元白」。

韩大载是湖北松滋人，佛学造诣颇深，时任黎元洪旧国会参议院议员兼大总统秘书，同与陈裕时学密教。

一九三四年春天，两人同到南京，拜诺那活佛为根本上师，朝夕相处，学习宁玛（俗称红教）教法，后又同去杭州，在灵隐寺参加班禅九世主持的时轮金刚法会。五月随诺那回庐山，八月随诺那到武汉，后来诺那与韩大载去了成都，经甘孜的熊绒西，受到红军陈昌浩总政委的礼遇，此后不久诺那活佛病逝。

一九三六年，陈裕时与潘昌猷等居士在重庆山洞附近云凤山买了一座寺庙，作红白教徒的闭关（与外界隔离，独自修行）处所，这时，山洞建有贡噶精舍，贡噶活佛长住于此，陈裕时常去请教。

一九三七年四月，与戴季陶、汤铸新联合发起，请九世班禅于杭州灵隐寺重开「时轮金刚法会」，并向太虚征文，太虚写了《斗争坚固中略论金刚法会》一文。

一九三九年前，陈裕时长往重庆山洞，为号召全国佛教徒一致抗日，重庆长安寺内设立了护国息灾法会，主持人为戴传贤，先后任负责人的有太虚、陈裕时、屈映光、韩大载。

一九三九年秋天，与韩大载迁往重庆江北双碑张家院子居住（即江北头塘双碑瓜葛亲），身患重病，自知难以苦撑，对友人说∶「如果日本人到了重庆，我只好殉节了。」张继前来看望，两人抱头痛哭。

病重期间，老友蒋作宾、陈性白专程赶来看望，无限感慨。

又嘱咐后人∶「我死之后，随便找一块地埋算了。」说完，与亲友言笑如常，毫无悲伤之意，临终前几天，仍手不离经卷，早晚课诵如故，神态安详自在。

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去世，终年六十四岁。经亲友协助，葬于双碑附近，韩大载、陈性白为他撰写碑文。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其女陈壁从抗日宣传队返回重庆，将遗骨火化，骨灰带回宜昌，葬于长江边孝子岩，并建立「陈裕时居士」塔。其子陈济博，得到屈映光、韩大载的支持，再度到康定跟随贡噶喇嘛学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