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1900年—1966年），又名陈大榜，湖南长沙人；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赵一曼认识并结婚；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2年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协调人民币代印事项；1958年7月5日第7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文化大革命”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陈达邦，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表亲，陈达邦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妹妹陈琮英，后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

陈达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决定派陈达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

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柳溥庆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

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

《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于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档案馆。

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1953年5月，周恩来收到一封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

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后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

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仍清晰可见。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更加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

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这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可保，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

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结果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