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新政，是明穆宗朱载坖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政策。

嘉靖帝死后，皇子朱载坖继位，为明穆宗。第二年为隆庆元年。而隆庆帝面对的局面并不乐观：此时的明朝商品经济发展，思想也更加自由开放，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官风和民风也深受影响。土地兼并严重，民间一片繁荣，政府税收却是锐减，而长期的官风腐化，也闹得政府效率低下。

尽管隆庆帝在位仅仅六年，却博得了后世史学家的称颂，他的一系列治国新政，被后人称为“隆庆新政”。

隆庆帝是个性格异常低调淡泊的人，执政的最大追求就是垂拱而治，国家大事，基本都是对大臣放手。重大决策都是大臣来讨论，朝堂之上吵得很凶，而隆庆帝表现出奇的淡定。隆庆帝一上台，就将明世宗信任与宠爱的方士王今、刘文斌等一并逮捕，下狱论死。他对方士乱国，浪费钱财的恶迹早就恨之入骨，所以一上台就毫不手软的处死了这些人。同时欣赏那些在嘉靖一朝因为敢于冒犯皇帝，劝谏的那些忠臣，例如海瑞，隆庆帝不但没有追究海瑞不尊敬其父的大不敬之罪，反而释放了他，还官复原职，不久又提升大理寺丞。

同时，内阁首辅徐阶和张居正共同起草明世宗遗诏，而明世宗的遗诏，并不是其本人临死前口授的，而是用“遗诏”名义发布的徐阶和张居正的政见。为了拨乱反正，“遗诏”强调了已故皇帝对痴迷道教的错误有所反省，为那些因批评皇帝而遭到惩处的官员恢复名誉和官职，惩处主持玄修的道士，停止一切斋醮活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皇帝即位，他的登极诏书也是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基调和先帝遗诏完全一致，主旨是强调起用因反对玄修而遭惩处的官员，处罚道士，停止斋醮，破格提拔贤才，裁减冗员。嘉靖、隆庆之际的政治交接，徐阶处理得巧妙、妥帖，先是以“遗诏”的形式表示先帝的悔悟，继而以“即位诏书”的形式表示尊重先帝的遗愿，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难。

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重新评价明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

在隆庆帝的支持下，内阁首辅高拱开展了整顿和改革，动作最大的当数吏治的整顿。嘉靖时期，明朝官场贪污腐败，风气大坏，面对这样的局面，高拱先是严抓考核关，吏部的考核制度更是完善，每个官员每月的情况都要汇总，年终统一考核，不合格就要严办。另外，官员的提拔，也改了规矩，鼓励大批非进士身份的官员入仕提拔。同时，地方官员等职务，则交给年富力强的官员，而盐政，马政等以往被人轻视的职务，也格外重视，着力提高相关职务的待遇，并选拔才干。

这样一来，明朝的吏治考核状况，大大扭转。官场效率提速。高拱还任用殷正茂去平定广西地区的韦银豹叛乱。

隆庆帝时期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黄河上，并大胆地提拔了潘季驯，主持了黄河修治工作。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潘季驯被任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理河道提督军务。他根据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又提出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策。潘季驯主张合流，但为了防御特大洪水，在一定条件下，他并不反对有计划地进行分洪，如在《两河经略疏》中就明确指出：“黄河水浊，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间，淫潦相仍，势必暴涨。两岸为堤所固，水不能泄，则奔溃之患，有所不免。”为了达到束水攻沙的目的，潘季驯十分重视堤防的作用。在束水攻沙的基础上，潘季驯又提出在会淮地段“蓄清刷黄”的主张。

潘季驯治河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束水攻沙论的提出，对明代以后的治河工作产生深远影响。不少水利史研究者和水利工作者都以极为钦佩的心情，对潘季驯的贡献作出过很高的评价。

针对嘉靖朝的边防弊病，明朝内阁提出加强北边防务，修筑加固长城，提高军事防御能力，并结合灵活战略战术的边防新政。着力发展军备边防，而马芳等名将也多次立功，连败蒙古势力，连边防的境内的州县也都换了精明强干的官员。提高了相关待遇，因此边防逐步稳定下来。

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但朝议后决定只任命戚继光即可。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明穆宗的许可。

隆庆二年（1568年），谭纶获任命为蓟辽保定总督，负责京畿防务。他再度举荐戚继光协防，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修建防御台三千座，使东北一带防务大大加强。据称谭纶及其部下斩获的敌人首级，数目达二万一千五百。同年，明穆宗让戚继光训练蓟州、昌平、保定等地的士兵，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戚继光到任后，时蓟州有总兵郭琥，而戚继光为总理，无法统一号令，于是朝廷将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又以戚继光前破吴平有功，进封为右都督。时北蛮子侵略青山口，戚继光引兵将其击退。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明朝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参见：隆庆开关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赴东洋日本、西洋各国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当时虽然倭寇平定，但是海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开海，照此下去，东南还是要闹出事来；开海，就是违背祖制，大逆不道。

平时表现淡定的隆庆帝，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决策：依照福建巡抚涂则民的奏报，做了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海禁的祖制，表面不动。但是在福建月港，却开放一个通商港口，准许沿海商民从这里走出去，出海做生意。

至此，大批的中国商人走出国门，扩展海外市场，大明的商品出口量，更是直线上升。此后，民间对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促成徽商、粤商、浙商、晋商等各地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开放局面。从开关到明朝结束的70多年间，估计有3.53亿两，或5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占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以上。全球贸易的2/3与中国商人有关，中国是世界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

参见：隆庆和议、俺答封贡

明朝谋求与蒙古族建立和平相处和共同发展的关系。当然，国富兵强是前提，和解需要机遇。隆庆四年（1570年）底，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竟然公开向明朝投诚，俺答汗立刻率领大军，在明朝边防地区要人。明朝看出，俺答汗虽然气势汹汹，但是，外强中干，害怕明朝一怒之下杀掉其孙子。因此，明朝因势利导，命人与俺答汗谈判。不但封了把汉那吉的官职，还给了大量礼物，双方关系一下子缓和下来。

宣府大同军政长官王崇古运用政治智慧妥善处理把汉那吉投诚，为结束长时期军事冲突和重建和平创造条件。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隆庆和议正式达成：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兄弟亲戚甚至部下也都封了官，双方互开贸易，第二年，正式建立和平有序的贡市贸易关系，史称“俺答封贡”。明朝与蒙古之间结束了长达二百年的敌对战争状态，这之后六十多年里，明朝北方边疆得以休兵息战，此后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实为其后万历朝进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的承传和衔接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后世史学家鲜明地提出了“隆万大改革”或者“嘉隆万大改革”的观点。

隆庆帝用人不疑，放手让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国运中兴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后期有了重大的改观，使明王朝向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