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之后1928-1929年爆发的一场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新的革命形势和剧烈的阶级斗争对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兴的无产阶级要求建立自己的文艺阵地。这一时期，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发展，苏联、日本等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十分活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不断地输入中国，一些作家受其影响也开始走革命的文艺道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于反革命统治势力的中心上海，其倡导者是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主要有郭沫若、成仿吾以及蒋光慈、钱杏邨等，他们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主张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要为革命斗争服务，要实现大众化，革命作家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以无产阶级意识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服务。这样的主张，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犹如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指引人们不断前进。

但是，由于倡导者们急功近利，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就一厢情愿地照搬照抄外国的理论做法，模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又加上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内部存在着宗派情绪，他们把“五四”新文学当作资产阶级文学而全部否定，把叶绍钧、郁达夫、鲁迅等知名作家当作批判对象。由于鲁迅是新文学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他被倡导者们错误地当作“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代表，倡导者们甚至认为，批判鲁迅就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扫清道路。他们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除了郭沫若是唯一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外，其他作家都是具有“非革命的倾向”的，而鲁迅更是时代的“落伍者”，他“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跳望窗外的人生……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百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他们宣扬“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学”。

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突然对他发起攻击，非常气愤。于是，他于1928年2月23日撰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予以反驳。在文中，他尖锐地批判了创造社作家理论上的模糊和错误，以及对黑暗现实的不敢抗争等。鲁迅这一文章发表后，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接连不断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的革命文学论争。

论战缘起

1928年日本文坛结成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当无产阶级文学迎来其全盛期之时，在日本逗留的成仿吾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发表在恢复刊行的《创造月刊》上。这篇论文是向中国文坛投入的“砖”，引出了持续两年之久的革命文学论争的“玉”。此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这篇论文为开端，气势大增。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力述了文学革命时期已向革命文学时期过渡，集大成地论述了革命文学。成仿吾用辩证唯物论扬弃了资产阶级思想，呼呼走到农工大众的行列中去，但他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的具体运用。而且对于他曾说过的，创造社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 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在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与这种肯定创造社初期活动的看法相反，他没有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新文学运动以来其他文学者的所作，仅用一句“浅薄的启蒙”就否定了他们的功绩。他进一步向所有文学者发出严正的宣告：“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是充满资本主义余毒的孤城，另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连合战线。每个细胞都为了战斗而被组织起来，艺术劳动者应该担当起一个领域的工作…任何人都不允许夹在中间。如果不加入这边就站到那边去。”这种俨然革命的审判官似的态度，激怒了其他的文学团体。《语丝》《小说月报》、《新月》等，都从各自的立场对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论说进行了猛烈地反击。尤其是以鲁迅为中心的《语丝》的同人们以坚决对立的姿态，面对创造社的言论。此番革命文学的论争震动了中国文坛，多数文学者都对其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加入到论战中，仅论文就有一百多篇。

面对太阳社、创造社作家的“围攻”，鲁迅既愤激又执着地与之辩论，他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凭着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先后撰写了《我的态度气节和年纪》、《革命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革命》等文章，不客气地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暴露出的种种错误，并对有关革命和文艺的不少问题做出了中肯的论断。

一是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这场论争，主要是围绕着这样几个大的问题进行的：一是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倡导者强调文艺为宣传的工具，为革命的武器，有组织生活、创造生活的作用。鲁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既肯定了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功能，又特别指出它只是“一翼”，不可能代替实际的武装斗争。倡导者过分夸大文艺的作用，重视文学的政治价值，忽视艺术技巧，甚至把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对立起来，主张把艺术技巧统统让给“昨日的文学家去努力”。鲁迅则辩证地认识到，文艺在讲求政治内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表现技巧和艺术效果。

二是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倡导者认为文学是要“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鲁迅批评他们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因为离开生活，阶级的意欲也就无从体现。

三是关于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问题

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思想转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断批判自己，否定旧的意识。这次思想论争也存在积极作用，它客观上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纠正了倡导者们的某些理论错误，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立做了思想和队伍上的准备。

革命文学的倡导，一开始就受到文艺界各种对立的派别和人们的反对,新月派中一部分人,把革命文学归之为“功利派”、“偏激派”、“主义派”、“标语派”，认为它“凌辱与侵袭了‘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新月〉的态度》）。周作人把革命文学的提倡，比做“无异于无聊文士之应制”（《文学的贵族性》（二））。《现代文化》和《文化战线》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那些认识谬误的无产阶级文艺论,实在没有提倡之必要”(尹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谬误》)。“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的建设，实在是无聊的事，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很低微的”(莫孟明《革命文学评价》)。甚至把革命文学的提倡看作是“最近共产党的文艺暴动计划之一”(鸣秋《最近共产党的文艺暴动计划》)。这些言论，出现在革命文学论争的高潮中，引起了革命文学内部论争双方的注意和警惕。彭康写了《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鲁迅继《文学和出汗》、《卢梭和胃口》之后，又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等文，相互配合地反击反对者。

1929年6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文委，7、8月组建文委班子，之后中共中央经过一段时间醛酿，作出由李立三亲自出面终止论争的决定，9、10月李立三开始陆续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中宣部、江苏省委、中央文委随即响应，分别召开党内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意图到基层，同时李立三亲自与鲁迅接触，共同进入筹组左联的节奏，到1929年底、1930年初经听取各方意见，中央文委提出了筹委会初步名单，再经征求意见，开过一二次会议，到2月16日召开“左联”正式筹备会议，达成共识，落实成立大会分工，“左联”日召开成立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