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人口现象、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考察，从而科学地阐明了人口发展、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现象本质上属于社会现象，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以人的生理条件和其他自然条件为基础的社会过程，人口规律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规律。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社会生产有两种，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的对立统一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两种生产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因此，必须相互适应。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长不能说明社会面貌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相反，人口发展也要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明。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有促进和延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既反对人口决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资产阶级观点，也反对忽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还认为，人口现象本质上属于社会现象，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以人的生理条件和其他自然条件为基础的社会过程，人口规律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规律。生产方式对人口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反对离开社会制度、离开生产方式抽象地解释和说明人口现象，反对把人口规律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生活资料再生产条件的过剩，而不是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绝对过剩；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作为生产者，人能创造社会财富；作为消费者，人需要消费社会财富。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种二重作用，是正确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人口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的生产将象对物的生产一样进行计划调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要有计划地发展，并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无产阶级用以认识人口现象、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武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同时，它又尊重客观事实，从社会存在本身探索人口规律，揭示人口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方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在阐述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考察和分析了人口发展过程，论述了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的制约作用，揭示了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从而把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上。他们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们在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时，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在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相互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受生产力和相应的交往方式的制约。人们除进行物质生产和满足需要之外，一开始就被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这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3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分析，奠定了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的基本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人口的社会属性以及人口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而物质生产则是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经济基础，探索人口问题，就要研究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口。在阶级社会里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他指出,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口,才能避免浑沌的表象或空洞的抽象，真正认识“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人口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初已考察到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在40年代中期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则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劳动商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抗，指出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宣言》里阐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时，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使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更快的事实，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手稿中，从资本积累和过剩人口的关系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书中指出资本积累决定人口变动,在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总人口绝对量的迅速增加和劳动人口的日益相对过剩，是同一个人口发展过程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资本的趋势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人口本身就是减少人口的主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0页）。他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过剩的实质和产生的根源，批判了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同上书,下册,第104页）。人的个体作为社会成员,也可以归结为同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过剩人口和赤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生产条件制约着人口的一定数量，这种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因此,“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就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马尔萨斯错误地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懂得它们之间的差别，并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机械地联系在一起。过剩人口“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同上书,第108页）。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人口和生产条件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科学的“过剩人口”理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和人口规律的论述，主要见诸于《资本论》一书。他说：“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他曾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对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形成了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和杠杆，它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他明确地说：“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同上书）。他还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论述了过剩人口的各种形式及其随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变动的趋势，并运用大量实际材料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劳动条件恶化、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劳动强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工人体质下降、早衰和寿命缩短，死亡率很高，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无产阶级的成员迅速耗损，但其人数不断增大。

马克思人口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人口和经济的关系的分析。早在19世纪50年代，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大量论文中，考察了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谈到历史上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问题时指出，不论是人口的国际迁移还是在城乡间的流动，都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古代人口的大迁徙是由于生产力不足所造成的人口过剩的结果，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则“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由此他还阐明了人口迁徙的规律性及其在不同社会的特点。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他论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切剩余劳动形式都需要人口的增长：第一种形式〔绝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劳动人口的增长，第二种形式〔相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一般人口的增长，因为这种形式要求发展科学等等。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在《资本论》中，他阐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前提。在论述社会再生产的公式时，他实际上把劳动人口的再生产纳入了再生产模式。

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就开始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他在1844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发展史上，首次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他阐明了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认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无限地提高”。只要通过社会革命战胜造成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即使要节制生育，也只有通过社会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教育群众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

恩格斯1845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用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了工人人口的形成及其生活状况。他考察了工业革命后人口城市化的趋势,工人群众的家庭状况、居住条件及其对工人身体健康、寿命和死亡率的影响,他指出,“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9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口相对过剩本身正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发展中必须消除的障碍。

恩格斯最先揭示了人口合理分布和消灭城乡差别的关系。他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居住条件更加恶化，住宅缺乏的现象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而且,“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3页)。

恩格斯在1881年2月1日致K.考茨基的信中明确提出，人类自身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有计划地发展。他从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页）。他重申《政治经济批判大纲》的观点，只有进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才能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在此，已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生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资料生产。劳动生产愈发展，社会财富和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小的程度上受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影响。恩格斯在考察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后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由于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最初的阶级压迫则是与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只有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解放。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在考察俄国和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深刻地阐述了有关人口问题的理论。19世纪90年代，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的阶级构成及人口流动性的变化。他指出，俄国农村经济具有任何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这些矛盾使农业人口发生阶级分化，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以及商业性的农业专业化的发展，新工业中心和新城市的兴起，使俄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发生了新的变化。人口越来越多地离开农村，农业人口逐渐减少，由农业人口负担的工业人口不断增加。部分农村人口的被剥削和被驱逐，为工业资本家提供了工人的人身条件，也为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建立了国内市场。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马尔萨斯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针对德国哲学家F.朗格一再重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列宁指出：“从哪里可以看出‘工人过剩’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这种过剩同人民习俗中缺乏自愿节育风气有联系呢？在谈论‘人民习俗’之前，不应当先看看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吗？”（《列宁全集》第1卷，第432页）。列宁对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1)司徒卢威先生的马尔萨斯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材料做根据，它建立在方法错误的教条式的前提上面;（2）农业俄国人口的过剩是由于资本的统治，而不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不相适应”（《列宁全集》第1卷，第455页）。列宁在批判朗格、司徒卢威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同时，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

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文中，列宁批判了新马尔萨斯主义，指出工人阶级实行避孕方法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节制生育的本质差别，认为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男女市侩的思潮。“当然，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废弃一切惩罚堕胎的法律，也不妨碍我们拥护传播有关避孕方法的医学著作等等。这些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假道学。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脓疮，反而会使这种脓疮更加恶化，使被压迫群众受到更大苦痛，医学宣传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弱的学说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的、最强大的、最有决心去进行伟大改造的阶级的身上的企图”（《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9页）。

列宁研究了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特征，并运用马克思人口理论分析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表现的新特点。他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工人失业状况，其结果使垄断资本向外扩张，把本国相对过剩人口移民到海外，从而产生了国际移民的高潮。在20世纪初的15年里，从欧洲向大西洋以外各国移动的人口有1700万人。欧洲13个国家（俄国、法国、巴尔干半岛各国除外）平均每年移民数字：1881～1890年为648000人，1891～1900年为537000人，而1901～1910年增到998000人，1911～1915年增至1368000 人。欧洲内部也出现了从国内农村流入城市和从各农业国向各工业国的迁移。虽然垄断资本以向海外发展的名义暂时解决一下人口问题,但资本主义发展,劳动人口被迫流动，受剥削和贫困化，被强制移民，始终不断地被当作资本家的牺牲品。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落后与贫困的根源。他指出:“四十年前,六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二亿五千万。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经达到六亿左右，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就有整整十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列宁选集》第4卷，第316页)。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摆脱贫困,才能消除相对过剩人口。他指出,不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民族将永远受压迫；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人类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出来，就不能使千千万万人免于死亡；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劳动群众将摆脱失业和贫困,逐步消灭旧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为了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千百万农村人口同文化无缘的现象，就要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消除城乡对立。

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坚持关于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的理论，驳斥了艾奇逊和资产阶级人口学家宣扬中国的贫困和失业是由于人口太多的谬论，认为旧中国的贫困和失业“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1400页）

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著名的论断。还提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同上书，第1401页）。他认为，人口多是中国的本钱，但人口多也有不利一面，因为中国经济还落后，给人民生活的安排等等带来了重重困难。

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就注意到人口不能无计划增长，必须实行计划生育。1957年他又多次提出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批评了“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状况，并就实行计划生育提出一系列建议。诸如，成立计划生育机构，逐步推广，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要大力进行计划生育宣传，给推行计划生育必要的经济帮助，等等。然而，在50年代后期，他对中国人口问题也有过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说法。这些说法曾一度被曲解为人口愈多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