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养性（？-1649年），字太如，湖广宁远人（今湖南省新田县骆铭孙村）。明末清初政治人物、末代锦衣卫掌印官、清朝首任总督。

原任总督天津等处军务、太子太傅、左都督，今闲住臣骆养性谨奏「为申明臣功以明心迹事」臣于四月三十日流贼起身之后，臣率领义兵保守城池，缉拿余贼，围护仓廒，城内得安。五月初一日，闻清朝大兵至，臣于初二日早即传官旗百姓，开门献城，出郊迎接叔父摄政王驾。臣率领锦衣卫官校齐备驾仪，伺候叔父摄政王陞殿，臣当即投诚面见。彼时百官俱危疑潜避，臣再四招徕，始行云集。凡朝仪政事，及收张民心之道，无不与满洲内院细心讲明。迺时天津，人心不安，盗贼蜂起，叔父摄政王委臣总督。臣赴任之后，收集海舟，招抚土寇，安神流寓，惠通商贾，肆月以来，心力竭尽，臣之此心，不过意欲附名■■诸臣之末耳。臣托为清朝首功之臣，即为南中深罪之人。昨陈洪范南来，臣该兵部咨文到，臣奉内院传令旨，将南来跟随人役截留静海，此臣之责任也。臣奉法惟谨，小心太过，恐有跦虞。臣罪滋大，臣亲往静海县，大破情面，遵旨截留，南来各官不许住察院，地方官不许谒见，将寮望人役安置县外大寺之中，仍发官兵关防，跟随人役皆去其弓矢，始教前行，此臣一片为国奉法之苦心。蒙皇上撤臣回京，责臣迎接之罪，又蒙皇上浩荡鸿恩，宽臣斧钺，令臣闲住，随朝臣犬马余生，惟有涕泣感恩而已。在臣后投诚各官皆得宣猷効力，有事圣朝，臣首先投诚献都之臣，闲住无事，不得尽忠皇上，臣真愧死无地矣。皇上至圣至明，臣有此不白之苦情，不敢缄默，谨泣血剖陈，伏乞皇上鉴察施行，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为此具本，谨具奏闻。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启三年（1624年）十月，因父亲的功绩，恩荫锦衣卫百户，世袭。

崇祯二年（1629年），升南镇抚司佥书。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应祁彪佳邀请，往稽山会馆，观看西楼记演出。

崇祯八年（1636年），其父骆思恭病故，骆养性奏请依照朱希孝赠谥，崇祯帝批准。

崇祯十年（1637年），升都督佥事。捐金重修上湖南会馆。

崇祯十三年（1640年），骆养性捐银六十八两，以助军饷。同年，行人司副熊开元，时给事中姜埰，因弹劾周延儒罪状，触怒崇祯帝，被捕下锦衣卫狱。骆养性本就与周延儒有矛盾，有意袒护两人，第二天就将审讯结果上奏，崇祯斥责的说：“开元谗谮辅弼，必使朕孤立于上，仍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养性不加刑，溺职甚，其再严讯以闻”。一夜里，一中官手持崇祯帝御笔，命骆养性秘密处决二人，骆养性并没有草率执行，而是与同僚商议，同僚曰：君不见田尔耕、许显纯的下场？养性随即回奏崇祯曰：“二臣当死，宜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知。若阴使臣杀之，天下后世谓陛下如何？臣不敢奉命”。并将密旨泄露给同乡廖国遴，想利用舆论逼迫崇祯将熊开元和姜移交刑部。一日，廖国遴与同僚曹良直饮酒，无意中将此事泄漏了出来，曹良直不相信，于是上疏弹劾骆养性，归过于君，陛下无此旨不宜诬谤，即有之，不宜泄。请求将骆养性与熊开元一并处死。廖国遴至此痛恨刺骨。崇祯不想将此事闹大，扣下奏疏不发。一天，崇祯帝独自召见骆养性，把弹劾奏疏拿给他看，骆养性修辞解释，才能得以解围。最后崇祯便无意杀熊开元、姜埰二人了。

崇祯十五年（1642年），进都督同知。不久，受周延儒推举掌锦衣卫事，唯独吴甡以序不应及，表示反对。骆养性掌锦衣卫没多久，吴甡便奏请清理锦衣卫冗杂，周延儒也奏请罢免东厂、锦衣卫缉事。骆养性心里不悦。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周延儒对骆养性越感不满，甚至想用他人代替其职。自然使骆养性心生怒恨。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向崇祯帝推举方岳贡为大学士。三月，襄阳、荆州、承天相继被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吴牲请求朝廷给予三万精兵，前往剿灭。但因种种原因，一直到了五月才聚集到唐通之兵。崇祯帝忽然下旨，谴责其逗留，让他停止出兵，先来京师。吴牲惶恐不安，正要出发。骆养性在崇祯面前，对其攻击。崇祯帝恼怒，十一月将其戌到金齿卫。四月，清军抵达北京附近，周延儒自请视师，然而驻扎在通州不敢出战，整日与幕僚饮酒作乐，并假传捷报蒙骗崇祯皇帝，崇祯不知内情，对周延儒褒奖有嘉，特赐太师。骆养性揭发其罪，最终周延儒被勒令自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农民军以酷刑们追饷，是时锦衣卫堂上官九人，辱刑死者四，亡匿四，提督东司房骆养性被拷打未死，纳金三万，仍被羁押。但他的弟弟养心、养志均受农民军酷刑致死。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大军前往山海关征讨吴三桂，并挟带明朝太子朱慈烺等人从行。吴三桂投降清朝，两军联合，于二十三日将李自成军击溃。李自成率残部退回北京，于二十九日匆匆登基，旋即撤出北京。当时有传言称，吴三桂将奉太子朱慈烺回京即位。五月初二日，骆养性同吏部侍郎沈惟炳等人在午门设崇祯皇帝灵位，行哭临礼。礼毕，骆养性备法驾迎太子于朝阳门外，结果来者并非明朝太子朱慈烺，而是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众人骇愕而退，发现京城已被清军占领，骆养性遂率众降清。

总督天津

北京两易其主，京畿地区陷入混乱，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也是“人心不安，盗贼蜂起”。大概是想利用骆养性的旧有威势稳定局势，多尔衮命其挽留南下官员。旨云：“近见各官纷纷南下，何隐忍于流寇之时，反长往与清明之日，予所不解”。六月初三日，多尔衮又命其以太子太傅、左都督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骆养性赴任之后，“收集海舟，招抚土寇，安神流寓，惠通商贾”，确实使当地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为了安抚人心，骆养性“启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获得批准。此举被视为一大善政，著名史学家赵翼评论说：“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实基于此。

顺治元年（1644）八月，南明弘光政权派遣左懋第、马绍愉和陈洪范北上与清廷谈判，于九月抵达骆养性辖区，骆养性根据清廷指令予以接待并严加监管，但因接待中过于热情，被顺天巡抚宋权弹劾，多尔衮大怒，怀疑骆养性有私，随即革职查办。十月初十日，也就是顺治皇帝颁布即位诏的那天，部议骆养性应革职为民，得旨：“养性有迎降功，革总督任，仍留太子太傅、左都督衔。

顺治二年（1645）五月，“叙迎顺各官功”，加骆养性为太子太师。六月，百户安启懋讦奏，骆养性身有五罪，下法司讯，现不实免议。安启懋免死革职。十月，骆养性疏言：“守候期年，未蒙委任，今升太子太师，何敢坐麋廪禄而不思报效”，皇帝令其“静候简用”。

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吏部“以养性原系武职出身，前已缘事，不应再补文职，请敕兵部降用”

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授浙江掌印都司。清初沿袭明制，“都指挥使称掌印都司，掌漕运卫屯之事，无兵权”。骆养性本为正一品的左都督，所授掌印都司为正二品，确实属于“降用”。

《原任太子太傅左都督骆养性奏本》

原任总督天津等处军务、太子太傅、左都督今闲住臣骆养性谨奏；为申明臣功以明心迹事。臣于四月三十日流贼起身之后，臣率领义兵保守城池，缉拿余贼，围护仓廒，城内得安。五月初一日，闻清朝大兵至，臣于初二日早即传官旗百姓，开门献城，出郊迎接叔父摄政王驾。臣率领锦衣卫官校齐备驾仪，伺候叔父摄政王陞殿，臣当即投诚面见。彼时百官俱危疑潜避，臣再四招徕，始行云集。凡朝仪政事，及收张民心之道，无不与满洲内院细心讲明。迺时天津人心不安，盗贼蜂起，叔父摄政王委臣总督。臣赴任之后，收集海舟，招抚土寇，安神流寓，惠通商贾，肆月以来，心力竭尽，臣之此心，不过意欲附名■■诸臣之末耳。臣即为清朝首功之臣，即为南中深罪之人。昨陈洪范南来，臣该兵部咨文到，臣奉内院传令旨，将南来跟随人役截留静海，此臣之责任也。臣奉法惟谨，小心太过，恐有跦虞，臣罪滋大。臣亲往静海县，大破情面，遵旨截留，南来各官不许住察院，地方官不许谒见，将寮望人役安置县外大寺之中，仍发官兵关防，跟随人役皆去其弓矢，始教前行，此臣一片为国奉法之苦心。蒙皇上撤臣回京，责臣迎接之罪，又蒙皇上浩荡鸿恩，宽臣斧钺，令臣闲住，随朝臣犬马余生，惟有涕泣感恩而已。在臣后投诚各官皆得宣猷効力，有事圣朝，臣首先投诚献都之臣，闲住无事，不得尽忠皇上，臣真愧死无地矣。皇上至圣至明，臣有此不白之苦情，不敢缄默，谨泣血剖陈，伏乞皇上鉴察施行，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为此具本，谨具奏闻。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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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养性狡狠背延儒，与中官结，刺延儒阴事。

《清史稿·列传二十五》：颇用事。大学士吴牲戍，周延儒死，皆有力...

《永州府志·先正传·事功》：养性当明末逮及纷出，独护持善类，士君子咸感之。

赵翼：是时天津尚沿明季设有总督，故养性得之，而竟能奏免天下二千余万之加赋，可谓天下阴受其福，而不知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实基于此。

阮亭：骆至顺治中尚在，宋荔裳尝识之，不言其现任官位，盖已致仕退闲矣。

父：骆思恭，少傅兼太子太傅、掌锦衣卫事都指挥使、左军都督府左都督。

母：赵印秀，一品诰命夫人。

弟：骆养志、骆养心。

子：骆祚昌，顺天府儒学生员：骆祚久，广东崇化县正堂。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八·列传二十五》

《清史列传·贰臣传·骆养性列传》

《明清史料》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