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大学”通常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高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特色重点学科项目”、“2011计划”等国家层面的工程建设，中国重点大学办学面貌发生着根本变化，总体实力增强，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卓越就是做到最好，就是杰出的水平、实力和成就。卓越永远是高水平大学的不懈追求。但是，一所高等学校不能做到所有方面都卓越，不可能所有方面都做到最好。所以，追求特色就成为大学的普遍共识。特色就是要在某些方面做到最好，在某些方面形成优势。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经验证明，正是某些方面的卓越，成就了大学的特色，打造了大学的品牌与实力。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共性很多，但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所有高水平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

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学校，如加州理工学院，虽然只有4000多名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仅有400多人，却拥有和培养了31人获得32个诺贝尔奖；又如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不到7200人，其中本科生4850人，研究生2295人，其坚持的理念与特色就是实行最优的本科教育、最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拥有和培养了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每所一流大学都有各自的理念与特色支撑。如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基本理念与主要特色就在于：一是“平权”，保障黑人权利；二是促进学科交叉，这两方面工作都做得很好。

华中科技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调整学科战略布局，大力加强了人文学科，以前瞻性的眼光发展了一批优势学科。该校的光电学科，从上世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不仅较早地建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成为辐射整个武汉的“光谷”。华中科技大学的实力提升，得益于这些优势与特色学科的快速发展。

因此，高水平大学必须要有特色，要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发展新特色、创造新优势。在培植传统学科特色的同时，要培植未来的特色和优势。学校的每个学科、每个部门都把追求卓越、做到最好当成最终目标。同时，学校还要善于从整体的、战略的层面上思考、规划和发展学校自身的特色，在提升优势中形成个性，在凝练特色中走向卓越，建设充满个性魅力的高水平大学。

伯顿·克拉克说过：知识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高深知识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

学科是高深知识存在的形态，高等学校的基本活动方式，即知识的保存、传播、发现与应用，围绕着学科进行。因此，学科是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这就决定了高等学校必须重视学科建设，建设高水平大学首先要有学科视野。高水平大学要有学科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高水平大学每个学科必须始终关注自身的发展，每个学科对自身的现状及未来有清醒的认识，并对学科的发展做出明确的判断和决策；其次，高水平大学必须关注学科整体发展的前景，看到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趋势。要分析我们在学科集群、学科交叉以及培育新学科等方面应该做的工作。学科决定了大学的综合实力和持续发展，没有高水平的学科，没有高瞻远瞩的学科视野，就不会有高水平的大学。

除了学科视野，高水平大学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视野。大学已经从中世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象牙之塔”变为当今时代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心”。大学与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能量、信息的交换。大学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大学。因此，高水平大学必须积极关注社会、服务社会。首先，高水平大学有担当社会的责任，要思考自身对社会的作用与贡献；其次，高水平大学应结合社会需求确定发展目标。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和条件都要来源于社会，社会为大学提供了新的需求、新的机遇、新的资源。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要求，还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以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给高水平大学带来了新任务与新需求。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要高度重视。例如辽宁省提出的沿海经济带战略、中部城市群战略和沈阳经济区战略、突破辽西北战略等区域发展战略都是社会为大学提供的新机遇。高水平大学应拥有广泛的社会视野，这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赋予大学的使命。

大学要有社会视野，要强化这方面的思想意识，并要有具体的措施，包括制度化的设计。大家知道，美国大学有董事会制度，这是大学与社会联系的重要办法。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看，国外许多大学都注意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例如英国，一直以来都以保守著称，但许多高校纷纷成立大学委员会。委员会由学校、社会、政府、企业四方面人员组成，作用就是为大学把脉，对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建议。大学通过这样的委员会可更广泛地听取社会的意见和建议。国内外很多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在制定教学计划、设置学科专业的时候，都非常注重听取社会的意见。

学科视野与社会视野，共同构成了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坐标。学科视野反映着大学组织的本质特征，即知识性和学术性，表现为价值向度上的“内部倾向性”；社会视野反映着大学组织的社会性，表现为价值向度上的“外部倾向性”。高水平大学应坚持学科视野与社会视野的统一，内外兼顾、求真务实。

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是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19世纪初洪堡在德国柏林大学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此时的科研只是一种理性思考活动，科研是教学的一种手段，因此，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并不突出。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产生与实验技术的日趋成熟，科学研究逐渐成为高校独立的职能，成为独立于教学的专门活动，教学与科研的矛盾逐渐显现。二战后，二者之间的矛盾在高水平大学中日益突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家与社会对大学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等方面的需求持续加大，高等学校承担的科学研究任务不断增长。因此，解决好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是高水平大学面临的现实问题。解决好这一矛盾，不仅解决了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难题，更能把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事业推向前进。

我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社会对高校科研的期待日益强烈，人才培养与教学活动一定程度上受到弱化。这一现象影响了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也引起社会和高等学校的广泛重视，许多大学都提出要提高教学水平，强调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职责；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如设立教授上课制度、实施“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推行研究型教学模式、促进科研资源向本科生开放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长远看，制度化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更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这是许多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高水平大学一方面要培养一流的人才，一方面要推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二者如何取舍，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在这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来研究。比如说，高校很多老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如果每位承担重要课题的教师都能就承担的课题面向本科生开设一次或几次讲座，既可以深化对于项目的理解，又可以将本科生直接带到学科前沿。类似做法，对于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是非常有益的。这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更多、更为深入的探讨。

学术与行政，是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是以学者行会为基本组织形式。因此，在早期大学管理中，大学更多的是学术事务，行政与学术的矛盾并不突出。但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行政事务的不断增加，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日益广泛，大学不再仅仅是一般的学者团体，而已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组织。要适应外部社会的要求和维持庞大系统的高效运转，必须要有一整套行政机构、组织和人员来专门处理高等学校的日常事务。所以，大学里出现两种事务，一种是学术事务，一种是行政事务；两种人员，一种是学术人员，一种是行政人员；两种力量，一种是学术权力，一种是行政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是现代大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关键问题是如何促进二者的相互协调，按照大学内在的逻辑，最大限度地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做到最好。

关于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批评比较多。行政导向过重、学术导向相对较弱的局面必须得到解决，这也是今后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问题。高水平大学的学术事务众多，这部分事务是需要讨论和争鸣的，应该尽可能多地将学术事务交给教授、教师们去讨论解决。学术委员会是体现和发挥学术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应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制定并依据学术委员会章程办事，保证学校学术事务能让教师更多地参与讨论和决定。同时，高水平大学还面临着大量的行政事务，如何合理、高效地做好行政事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高水平大学的学术与行政工作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必须保证平衡。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深化高水平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资源是办好高水平大学的基础和条件。实际上，大学的办学能力，一定程度上就是调动资源、使用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益的能力。大学的资源有两种：一种是内部资源，一种是外部资源。内部资源在一定时间内是一种定量资源，这种定量的内部资源如何科学配置、科学使用，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这是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高校在资源配置、使用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相对于企业来讲，大学的资源管理是粗放的。在大学中，资源短缺是一个普遍问题，但有些时候资源配置不合理、管理不到位、资源浪费现象也不少见。所以，大学内部资源的配置与管理是一门学问。

高水平大学资源管理需要解决好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外部资源加以利用。大学的外部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这些资源包括政策、信息、资金、项目、人才等等。对于大学来讲，外部资源是取之不尽的，谁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外部资源，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谁就能在推进大学建设中增加砝码。所以，高水平大学一方面要用好内部资源，同时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外部资源。争取外部资源不仅仅是高校校长、书记的职责，全校每个领导都要有这种意识，都要积极争取；不仅仅是学校领导，每个管理部门、每个院系都应该有资源意识，努力与政府部门、社会、企业建立良好关系，争取支持、争取资源。全校上下齐心协力，最大限度地争取资源，学校办学才会有更大的底气。

因此，高水平大学资源建设的核心，就是尽最大努力保证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同时最大限度地获取外部资源，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高水平大学当前和长远的发展。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国家的崛起在于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我国重要的软实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硬实力是基础，但只有硬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软实力，必须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

大学的软实力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

一是文化。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实现持续发展的支撑和驱动力。高水平大学要将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可以考虑制订文化建设的大纲和规划纲要，将两者配合起来，推动大学文化发展。文化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因为文化是一种积累、一种积淀。高水平大学要始终保有这样一种意识，要有文化自觉，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大学文化的生成机制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不懈地推进文化建设。

二是制度。中国的大学制度是高水平大学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制度建设不是简单的规章制度的建设，而是一所大学的顶层设计，是制度设计，这是最重要的。高校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大学的制度设计，例如大学的学部制、大学的管理，包括如何决策以及执行、监督、反馈，如何贯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监督”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所以，制度设计对于一所高水平大学来说至关重要。

三是管理。管理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软实力。高水平大学在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真正与高水平大学相适应的管理，仍存在一定差距。没有高水平的管理，很难建设高水平大学。应该在管理方面多下功夫，无论在学校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需要不断提高管理素质和管理水平。高水平的管理者，要对自己的岗位、领域的业务熟练、精通，但仅此是不够的，更要对大学的本质、特性、理念、规律等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高水平大学有深刻的理解，这些是做好管理的基础。所以，高水平大学的管理者应多掌握一些高水平大学、高等教育方面的知识，这些有助于提升管理思想、改善管理，从而建设好高水平大学。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遵循两条基本规律：一是教育要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二是教育要适应和促进人的发展。前一个规律称为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后一个规律称为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其中，高等教育要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这一规律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制约，二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

在思考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时，必须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体现得尤为深刻。这种影响和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三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推进。这三方面因素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全改变了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招生体制和投资体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且以综合为主的发展趋势，深刻影响着大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影响着大学以跨学科、大平台等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影响着大学教学科研组织形式与结构的改革。此外，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使培养更具国际视野、国际理解、国际交往能力的人才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以上三方面因素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必须遵循规律，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所谓的适应，就是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在适应的同时，作为高水平大学，还要主动引领社会、引领未来。高水平大学要在四个方面实现主动引领：一是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引领意识和引领能力的人才；二是遵循知识发展逻辑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以高水平、高层次的科学研究，引领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三是遵循理性与批判精神，对社会文化起到指引和调节作用，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四是对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更深层次的思考，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智囊团、思想库。

适应与引领的关系，是高水平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表现和集中概括，是高水平大学固有精神、历史传统、时代使命的统一。适应是引领的基础，引领是更高层次的适应。追求适应与引领的统一，是现代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应坚守和践行的价值观和办学理念。

处理好学校与院系的关系，是高水平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现代的大学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学校规模不断增大，学校与社会、政府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所以，从学校层面来说，要加强学校的规划、学校的统筹、学校的组织、学校的协调。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好学校与院系的关系，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问题。正如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书中所阐述的，大学是一种“底部沉重”的组织。为什么说大学“底部沉重”，原因在于：第一，大学最知名的教授、最具权威的学者、专家都分布在基层，这与企业和政府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大学包括教学和科研在内的所有重要活动，都要在院系和基层开展；第三，大学诸多矛盾与问题，也要在基层和院系得到最终解决和处理。所以，大学的管理完全不同于企业与政府管理，大学的管理重心应该在基层，这是大学组织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大学管理要符合和遵循这些规律，国内外很多高水平大学在管理重心下移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与借鉴。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学校在加强规划、统筹、协调、组织等工作的同时，要着重协调好学校与院系的关系。要从“功能定位、职能分工、利益分配”的角度，理顺学校与院系之间的关系，给院系更多的权力。这也是高水平大学建设需要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以上八个关系是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处理好这八个关系，对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是有益的，但要真正解决好这八个问题，却任重而道远，还需要高水平大学的管理者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大量认真细致的思考和深入务实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