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自诚（1893—1969），祖籍浙江绍兴，中共情报人员。1969年鲁自诚在北京家中突发脑溢血离世，终年76岁。

鲁自诚（1893—1969），祖籍浙江绍兴，后迁居常德，父亲是城市贫民，为清末白莲教徒，被清政府杀害，母抑郁而亡，不久，哥哥姐姐也相继夭亡，13岁的鲁自诚成为孤儿。他先进工厂当学徒，后加入湖北新军，参加了武昌起义，在那里认识了董必武。鲁自诚粗通文墨，后离开军界，在武汉几所学校辗转求学。1919年，他远渡重洋去英国剑桥大学工读，1924年回国后，在天津北洋铁工厂当绘图员。据《红岩春秋》杂志李忠效文章介绍，同年6月，由李立三、江竹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总工会从事工人运动。一天，鲁自诚和几人在他的住处开会，被密探发现，为掩护别人撤退，他同前来搜捕的侦缉队搏斗，被打伤逮捕。尽管鲁自诚在严刑拷打面前没暴露身份，军阀还是将他们作为罢工组织者判处死刑。主审官是直隶督军褚玉璞，褚判他死刑。他愤怒至极，举起沉重的手铐向褚砸去，但被保镖挡了回来，手铐砸在自己的鼻子上，把鼻梁骨也砸断了，接着被关入死牢，等待执行枪决。

1925年12月上旬，褚玉璞下令将鲁自诚等拉出去枪决。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攻入天津，四周枪声大作，行刑队见势不妙，丢下十几个死刑犯人四处逃散，鲁自诚在混乱中脱险。1926年冬，鲁自诚得知北伐军到达武汉，到武汉接组织关系，未获认同。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突变，党组织撤离武汉，鲁自诚被留下做隐蔽工作。1929年2月被派到上海负责宁沪杭铁路工会工作。1930年12月至1932年5月，鲁自诚在北平北大和北师大、中大等大学以教授的公开身份讲授社会学，同时秘密宣传革命理论，开展学运工作。

1931年2月，鲁自诚经中共北平市委审查，重新入党，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任上海总工会组委、党团书记，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等职。一天，鲁自诚同一个党员和两个工人外出组织罢工，路过当时的百老汇路时，遇到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的警车捕人，鲁自诚闪身躲入弄堂，被英国巡捕视为嫌疑分子，将其逮捕，关在提篮桥监狱西牢。两个月后，党组织通过宋庆龄领导的慈善机构共济会，将他保释出狱。鲁自诚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不为白色恐怖所惧，继续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

1932年，鲁自诚接受战友、中共党员张曙时的委托，帮助照看他在上海南洋高级商业中学读书的儿子张勉，认识了与张勉同宿舍的同学舒曰信和华明之。鲁自诚在与他们的闲谈中发现，舒曰信和华明之思想进步，有一股救国救民的热情，就主动对他们进行培养和引导。1933年7月，鲁自诚介绍舒曰信入党。1934年7月，又和舒曰信一起介绍华明之入党。并先后把他们移交给中央特科，为逆境中的中央特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934年12月，鲁自诚受上海中央局派遣，到北平检查工作。鲁自诚到达北平时，不知原来机关已被破坏，与联系人又不认识，他刚走进机关，便遭到特务逮捕。在狱中，鲁自诚因为受刑，身上多处负伤，得到同牢难友李澄之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给予衣物等相助。由于敌人得不到任何口供，将他转到北平宪兵三团关押，接着再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在南京，鲁自诚多次受审，他仍然坚持说是误入那个院子的。敌人没有证据无法定罪，就把他当作“政治嫌疑犯”送往苏州反省院关押。在反省院，鲁自诚和廖沫沙、张忍之等人关在同一个牢房里。鲁自诚继续坚持自己是冤枉的，未写任何反省材料。

1936年1月，董必武了解到鲁自诚被捕后的情况，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潘康时找到中国国民党武汉战区副司令何成浚，将鲁自诚保释出狱。鲁自诚出狱后，马上到上海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6年2月至7月，担任了中共杭州市委代书记。之后一直受董必武之命，在上海、武汉“检查工作，建立组织”。1936年7月，鲁自诚去看望他介绍入党的华明之。当时沈安娜正在婆婆家坐月子，虽然沈安娜早就从丈夫口中知道鲁自诚，但此时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华明之的妹妹华韵三思想进步，对革命者鲁自诚非常崇拜，被他在狱中饱受酷刑坚贞不屈的精神所感动，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华韵三的父母对鲁自诚也相当满意。华父认为，鲁先生相貌堂堂，举止文雅，学问很深，像个英国绅士。华母觉得，鲁先生对老人很有礼貌，把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男人，非常放心。1937年，经二老同意，鲁自诚和华韵三结为夫妻。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鲁自诚受党的指派，通过关系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副参谋长、皖南游击司令部（新四军外围组织）司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和将军佩剑──中正剑。当时鲁自诚还秘密担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经董必武介绍，华韵三在汉口战时妇女工作团做组织工作，后担任中国国民党第七战区皖南游击司令部秘书，并由新四军总部的黄晨、朱光介绍入党。此后，即由鲁自诚“单线领导”，作为助手完成许多鲁自诚交办的具体工作。

当时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的辖区犬牙交错，双方的指挥部也相距很近，关系和睦时，双方首长经常会面，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就曾多次骑马到对方指挥部去开会、吃饭，鲁自诚夫妇还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一起爬过黄山。鲁自诚与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也很熟。1952年，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后，曾到鲁自诚家拜访。

1938年5月，鲁自诚根据中共长江局领导人董必武的指示，离开皖南来到武汉。此时中国国民党准备成立中央训练团，急需人才。董必武通过潘康时，让何成浚推荐鲁自诚到中央训练团工作。就在这时，鲁自诚在武汉街头见到了来武汉找党的沈安娜。鲁自诚将沈安娜带到他在武汉暂时居住的地方。华韵三当时正怀有身孕，即将分娩。华韵三是沈安娜的姑妹，战乱中亲人意外相见，自然非常高兴。在鲁自诚的住处，沈安娜向他讲述了她和华明之“八一三”之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以及来武汉的目的。对于鲁自诚，她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鲁自诚郑重地说：“过去我虽不是你们的领导，但我知道，你和明之是做党的情报工作的。你们做的工作，不能随便对‘八办’一般人员讲，一定要见像董必武那样的领导同志，才能汇报你们两人的情况。”

鲁自诚的指点，对于沈安娜后来的革命道路至关重要。所以沈安娜说，鲁大哥是她的“革命引路人”。沈安娜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有鲁自诚向董必武作政治证明，她顺利接上了关系。此前不久，蒋介石把他的亲信、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调到武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当速记员时与朱家骅很熟。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和董必武亲自找沈安娜谈话，决定派遣她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沈安娜按照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找到朱家骅，顺利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下属的机要处，任速记员，从此她在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主持的重要会议上做速记员。1942年秋，沈安娜、华明之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他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同时面临被捕的危险。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想起鲁自诚当年被捕后，在胸口被烙铁烫出一大块伤口，并被宣判死刑的情况下，仍然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他们坚守岗位，不肯搬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再次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在中国国民党高层核心机关潜伏十一年之久，为党组织收集输送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1938年底，鲁自诚和华韵三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鲁克行，随撤退的中国国民党军政要员到达重庆。此后，鲁自诚到重庆浮图关（复兴关）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工作，先后担任指导员、训育干事、设计委员等职，并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以此为掩护，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42年秋，中国工矿银行在重庆成立，鲁自诚被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派去担任该银行的常务董事，把家搬到了重庆市区，住在忠烈祠三号，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光是客厅就有40多平米，家里有一名男仆，一名女仆，出门还有一个固定的黄包车夫，俨然是个大资本家公馆。

鲁自诚根据南方局“勤交友”的指示，经常联络国民党军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在家里聚会。鲁自诚和男士们“谈话”，开展统战工作，相机搜集情报；华韵三则忙于接待他们的女眷，在客厅里陪她们打麻将。人多时，楼上一桌，楼下一桌，好不热闹。1945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探望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王若飞、童小鹏陪同，登门看望了鲁自诚，表扬他为党所做的工作，还奖励他一袋延安小米和一大包紫红色的根据地生产的粗毛线。

1946年初，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很多企业被变卖、转让，其中雷震等人创办的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想脱手。中共南方局领导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官僚资本家的企业为地下工作做掩护，就派时任中共南方局秘书长的童小鹏，拎着一个装着“小黄鱼”（指五两重的小金条）的小皮箱，送给鲁自诚，买下了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由鲁自诚出任总经理，华韵三任总公司襄理。为了更好地发挥该公司的掩护作用，特别聘请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担任董事长。这个公司后来为党做了大量的情报、统战、掩护电台、护送人员、向解放区转运通讯和医药器材，以及筹集经费等工作。其间，先后由王若飞、童小鹏和吴玉章等人联系领导。

抗战胜利后，工矿银行总行迁往上海，改为总管理处，另设上海分行。1946年2月，上海分行开业，地点设在今延安东路9号。鲁自诚是驻行常务董事，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但是还要照顾重庆工矿建设总公司的业务，因此经常在上海和重庆之间奔波。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分行的业务量占第一位，各派人物都想占领这个阵地，争夺上海分行经理一职。鲁自诚给总经理翟温桥出主意，让他以总经理身份兼任上海分行经理，梁佐华为第一副经理，实际负责。翟温桥依其言，自任经理，任命梁佐华为第一副经理。别人以为梁是翟的亲信，不知是鲁自诚的巧妙安排。梁佐华当上副经理后，有了专用汽车，银行本票、支票都由他单人签字有效。中共地下组织得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继续以工矿银行为活动地点，掩护地下工作。全面内战爆发以后，鲁自诚对梁佐华等地下党员说：“现在要利用一切关系，进行策反起义工作。”梁佐华等人利用工矿银行这个据点，以及他副经理的身份，做了很多统战工作。

1949年后，鲁自诚曾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贸易处处长、西南工业部驻京办事处主任，还参与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程──成渝铁路的建设。抗美援朝期间，曾主持将西南地区生产的军火调往朝鲜前线。后来他被调到北京，在董必武和彭真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中央政法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国务院参事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鲁自诚面对各种打击，更是立场坚定，不屈不挠。但他毕竟年老多病，经不起折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动乱局面不能不使他忧心如焚，病情加重。1969年鲁自诚在北京家中突发脑溢血离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