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思泰 (Anders Ljungstedt, 1759年3月23日 – 1835年11月10日) 是一名瑞典商人和历史家。林雪平学校的建立和《早期澳门史》的著书是他一生中的两座丰碑，被后人敬仰。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书，它为后人了解澳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今天，读一读这部史书无疑是有意义的。

龙思泰 (Anders Ljungstedt, 1759-3-23 – 1835-11-10) 是一名瑞典商人和历史家。龙思泰出生于瑞典的林雪平，曾于乌普萨拉大学就读。在1784年，他远赴俄罗斯并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达十年之多。接著他回到了瑞典并获政府聘请为俄语翻译员，且他曾在瑞典国王到访俄罗斯期间为他翻译。龙思泰不久便到瑞典东印度公司那里工作且在澳门渡过余生，他在澳门主要从商，但同时也为瑞典首个驻华领事。龙思泰对澳门历史很有兴趣，他是首个驳斥葡萄牙人声称明朝政府已正式割让澳门说法的西方人。龙思泰死前也没有回过瑞典，他被葬在澳门基督教坟场。现在，在林雪平的一间中学，和澳门的伦斯泰特大马路 (Avenida Sir Anders Ljungstedt) 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以表扬其功绩。

一个千年即将过去，分别四百余年的游子——澳门，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这举国欢庆的历史性时刻，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一个人，他就是——龙思泰 龙思泰，瑞典人，瑞典文姓名为Anders Ljungstedt，英文姓名为Andrew Ljungstedt。1759年3月23日诞生于瑞典南部的林雪平。父亲安德生为教堂的敲钟人；母亲安娜。还有一个弟弟亨利克，生于1761年。1762年，父亲去世，母亲被迫改嫁。继父约翰森（Petter Johansson），被龙思泰称为“一个好人”。

龙思泰不平凡的经历在于他作为研究澳门史的学者，原本却是一位瑞典商人。1759年3月23日，龙思泰诞生在瑞典南部林雪平的一个贫民家庭。三岁丧父，母亲改嫁，由于家境窘迫，他在十三岁时才得到上学的机会，然后中学，然后大学。家贫使他很早便不得不放弃大学学业而谋取生计。1784年龙思泰到了俄国，担任过一些富裕人家的家庭教师。十年后回国，任斯德哥尔摩政府的俄国翻译。 1796年他跟随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到俄国，向俄国公主求婚未成，同年与穷寡妇莫桑德结婚。1797年，龙思泰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于第二年乘商船远航中国。后来，他留在中国，任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龙思泰同时也做自己的生意，很快成为富商。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初撤出了广州贸易后，龙思泰留下继续做生意。 1820年，他成为瑞典驻中国的第一位总领事。1851年时，他曾被瑞典王家授予瓦萨爵士勋位。当时，他曾有过返回瑞典的念头，但他最终却一直留在中国，并从广州移居到澳门，从事历史研究直至终身。 1832年和1834年龙思泰出版了关于葡萄牙在中国的居留地（特别是在澳门）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他去世后，于1836年在波士顿被集成一书出版，名为《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 。

1835年11月10日，龙思泰在澳门逝世。

龙思泰生前，捐资故乡林雪平，创办了一所学校，专供穷人家庭子女上学。他不但捐出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还将先于他去世的妻子和弟弟所留下的财产全部捐给了这所学校。

龙思泰的一生，从穷孩子到巨商，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品质。他富而乐善，富而好学。林雪平学校的建立和《早期澳门史》的著书成为他一生中的两座丰碑，被后人敬仰。

“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是思想文化巨人歌德（J.W.Von Goethe，1740－1832）为他在德法斗争中没有为本民族服务所作的辩词。中葡两国于16世纪在澳门找到了一个恒久的交汇点，四百年来，双方虽有冲突交锋，但总体上能和平共处，各取所需，令一个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利用和依赖的港口小城生存发展至今。然而，在中西交融的四百年间，这两国的历史学家始终未能为这块弹丸之地写出一部双方均能认可接受的历史。任何人写历史，纵然能超越本民族的立场，力求不偏不倚，但最终也摆脱不了骨子里的民族情感。

但几乎与歌德同时代的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1759－1835）却是个难得的例外。他在澳门生活长达20余年，无论按现行法律还是依照《基本法》 ，他都合格做一个澳门的永久居民，但他既非中国人又非葡萄牙人，他是瑞典人，所以完全可以“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来写澳门历史。或许正因为此，他的《早期澳门史》 ——首部以英文撰写的较为完整的系统的澳门通史，160年来都是澳门研究者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刚刚来到澳门时，龙思泰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这个半岛为大片的水域所包围，受到潮汐和珠江洪水的冲刷。有规律的季候风，令人赏心悦目的水流，在东望洋山和西望洋山脚下奔腾咆哮。再加上市场供应充足，使澳门成为令人身心健康舒畅的所在。”这一片由衷的赞美之词似乎预示着龙思泰将选定澳门作为他人生最后20年的栖身之处。而这最后的20年，就是龙思泰对澳门史进行艰苦而卓有成就的开拓性研究、写下历史名著《早期澳门史》的20年。

澳门风景

任何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都必须从坚实的资料工作做起。为了收集澳门史的资料，龙思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为了了解澳葡自治的历史和现状，他仔细阅读藏书、议事会的会议记录、葡王诏书、发往果阿的信稿，甚至连一些古老的残篇断简也不曾放过；为了了解澳门葡人的人口状况，他从大堂、风顺堂和花王堂三个堂区的主管神甫那里获得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王家圣若瑟修院萨赖瓦主教所提供的大量档案资料，他从罗马传信部账房神甫马尔志尼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天主教在华各传教团体的准确资料。 正是在这样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面前，尤其是古老的葡萄牙原始史料的佐证下，龙思泰虽是一个远道来华的西方殖民者，却也没有偏袒葡萄牙，而坚持“澳门是中国领土”这一鲜明的学术观点，并本着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我的所有努力都限制在简要而忠实地叙述事实的范围内，留待读者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判断所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明察秋毫的头脑之下受到检验”，写下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早期澳门史》。《早期澳门史》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题为“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分三卷论述了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居留地的情况。第一卷“临时居留地”，论述的是葡萄牙人在双屿、泉州、漳州以及上川岛、浪白澳等地的居留情况，第三卷论述了他们在澳门城外的居留情况，而第二卷是本书上篇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见龙思泰精神的部分，则用六章的篇幅，全面地研究了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固定居留地”——澳门的历史概况、地形、区域情况、人口构成、政府组织形式以及澳门的对外关系。这一部分，内容完整、分目明晰而全面，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早期澳门的历史概况和社会全貌，堪称一部体例严谨的信史。第六章《对外关系》 ，展示了澳门与中国内地、葡萄牙及其他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关系，为后人研究澳门对外关系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范例。

下篇“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分为两章。第一章《澳门的罗马天主教会》 ，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澳门天主教史，而第二章《罗马天主教在华布道团》则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天主教史，这一部分对研究罗马天主教在早期澳门的活动情况乃至它在整个中国的传道情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且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启迪和模式。

对澳门而言，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本书上篇各章内容了。正是在这一篇里，龙思泰以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剔除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出于特定目的而强加于澳门身上的不实之词。在龙思泰来到澳门之前的近三百年中，他们都众口一词地声称，澳门是由于葡萄牙人为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多方“效劳”，经过中国皇帝的特许之后给予葡萄牙的土地。龙思泰没有随声附和，而是通过严谨的、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指出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上编第一章《历史概述》中，龙思泰不但从中国历史记载里，而且仔细分析了在西方严谨的学者著述和早期葡萄牙殖民大臣留下的文献之间的矛盾之处，据此推翻了在西方尤其是葡萄牙流行的武断观点，明确地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入据澳门是他们向政府官员贿赂所致，而不是葡人征服的结果，是明朝廷最后开恩允许葡人居住的；对澳葡当局，龙思泰说：“葡萄牙人很清楚，他们得服从中国的法律”，即使议事局、澳督在葡人社会里有一定的权威，葡人也得定时交纳地租及向海关交税。第六章《对外关系》中“与中国的关系”则更具体地从“政治关系、司法关系、外交关系”三方面的内容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书中说：

（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作者）金尼阁认为，中国人已逐渐消除了见到巨大的葡萄牙船时的恐慌，请求皇帝在半岛上赐给外国商人一块居住之地，或者在一个大一点的岛屿上划给他们一隅之地。“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规定外国人必须交纳贡赋或地租，并向他们抽取货税”。中国人和满洲人都持这种观点。议事会中存有几份中国官方文书，和耶稣会士于1774年奉统治葡属印度的阿洛萨之命在果阿翻译的200份文书，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证据。因此我们……同意祁主教（Dom Alexander da Silva Pedrosa Guimaraens）的观点，他曾是澳门主教兼代理总督，他777年写给议事会的信中说，“由于向中国皇帝交纳地租，葡萄牙人才得以暂时利用澳门并从中获益”。

龙思泰

我认为，将澳门的租用当作帝国的恩惠，而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是较为慎重的看法，因为中国政府只需命令商人、手艺人和仆役停止贸易及劳作，从那里撤退，并随即发布命令断绝对当地居民的供应，征服者便只能放弃此地。 　然而，龙思泰的这一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者都买账。许多葡萄牙学者对《早期澳门史》充满偏见，对他大肆抨击，原因很简单：龙思泰研究文献后，认为澳门是中国领土，而“他们否认此说，声称是中国皇帝送给葡萄牙人的，事实上，皇帝从未这样做”。甚至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都不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葡萄牙著名历史学家文德泉神甫在《早期澳门史》1992年版序中说：6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澳门史时，我对龙思泰怀有偏见，因为蒙塔尔托和布拉加对他均有非议。

事实终究是无法抹杀的。如今，所有的人都同意龙思泰的看法，澳门是中国领土。龙思泰这一生的艰辛也终于换来了当代人和后人对他做出成就的高度评价，肯定了他在澳门史研究中作出的成绩。文德泉神甫说：但是，当我读到龙思泰的《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时，我对他的偏见便烟消云散了。我认识到，这部重要而严肃的著作，每一页都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而这些文献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见不到了。这就使龙思泰成为一位有功于澳门的人物……

因此，龙思泰还有刊布文献的功绩，这些文献本来消失已久。由于龙思泰用英文写成的史书，澳门开始闻名于世界，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得以从他的史书中汲取丰富的原始资料。从而为后人了解澳门历史做出重大的贡献。

章文钦在《〈澳门纪略〉研究》中指出；“西方学者中最早刊行的澳门史著作的人就是瑞典人龙思泰的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该书于1832年首次刊行澳门。”美国人威廉·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安德印爵士（龙思泰）写作了葡人在东方居住地的历史，尤其是澳门史，资料丰富，十分珍贵。”而其实，龙思泰的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意义远不止于此。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推测，当葡萄牙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推翻了本国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府之后，在澳门问题上，公开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澳门问题不存在主权争执，从而大体上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态度，使得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回归的谈判进行得远比中英香港问题顺利得多，与龙思泰这部著作不无关系。所以，龙思泰，这个只因后半生生活在澳门，而以严谨态度写出这部《早期澳门史》的瑞典学者，真可谓有功于澳门，也有功于中国和葡萄牙。

在澳门的史书中，瑞典人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一本“不平凡的书”。其不平凡之处在于，首先，作者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终身保持的品质；其次，它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在西方最早刊行的澳门史著作。由于它的刊行使澳门闻名于世。再次，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独到见解，显示了一个史学家尊重历史的正义与责任。

《早期澳门史》主要以早期葡萄牙人在华的活动目的为线索展开著述。根据此书，葡萄牙人中最早在中国沿海一带活动的就是一些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在华多年不懈的“努力”是为取得在沿海地区的居留权，并把天主教传播到中国，以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下篇为“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

上篇分为三卷：第一卷“临时居留地”、第二卷“固定居留地澳门”、第三卷“城外居留地”。作者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从15世纪葡萄牙人首先绕过好望角，然后占领亚洲西海岸，进而扩展到马六甲开始写起，其后又逐章地叙述葡萄牙人驾船前往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后又潜回广东、珠江口上的上川、浪白等地居停贸易，最后葡人入居澳门，将其作为固定居留地的经过。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就以不懈的“努力”试图寻找固定居留地进行贸易活动，在福建、浙江、广东珠海等地，葡萄牙人与其他外商海盗发生冲突。其间葡人也骚扰中国居民，所到之处横行滋事，因而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排斥，于是葡人被迫撤出这些地区，最后终于来到澳门定居。但葡萄牙人凭什么得以在澳门定居？葡萄牙人（当时的一些作者和官员）认为葡人为中国清除了侵扰珠江口的海盗，并战胜了盘踞香山岛的一个海盗首领，因而获得以澳门为固定居留地。这种权利建立在葡萄牙军队武力征服的基础上，里斯本的宫廷想象它已获得对澳门的统治权。但龙思泰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考察了大量的中外文献，断定：“尽管葡萄牙人占有澳门几乎达三个世纪之久，他们从未获得澳门的主权。”“他们向中国人花费了大量金钱，从而得以留在该地”。澳门及其附近曾有葡人居住的一些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葡人只是被视为归顺天朝，遵守律令的外国子民，所以才被允许居住。葡人为了维持在澳门的居住权，必须向中国皇帝交纳地租、赋税及贡品，还向管辖澳门的各级官员行贿。在“固定居留地澳门”卷中，龙思泰还记叙了当时澳门的社会关系，范围涉及地区、人口、政府、对外关系等，从中可以了解到澳门兴衰的历史轨迹。

作者在下篇中记录了葡萄牙人最早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种种活动。下篇分为两章，第一章为“澳门的罗马天主教会”，第二章为“罗马天主教在华布道团”。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后，即建立主教辖区，营造教堂，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到亚洲的传教士都受到葡国的保护，到中国的日本传教士都要在澳门停留，学习语言文字。澳门由此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自明清时起，许多著名的传教士都先后来到澳门学习，然后向中国内地传教。作者记叙了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马窦在澳门的传教以及中国朝廷对传教活动的态度。从康熙到雍正对传教的开放到禁止，传教活动由兴盛到衰落，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礼俗思想、文化观念的冲突。

在补篇“广州城概述”序中，龙思泰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作了说明：“广东省商界和地方政府一直保持着，并将继续保持着对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地的影响……。”由于这种原因，龙思泰认为有必要向“外国政府的改革者，向历史学家提供一个关于这座著名城市的简要描述，并向商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早期澳门史》作为出自西方学者之手，最早的英文澳门史书，被西方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科学地对澳门历史进行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的价值在于，所叙述的每一个事件、史实、人物都有真实的参考文献加以印证，客观可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由于希望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有所裨益，我从许多各种各样、相互分离的线索中，记录了那些最为真实的事情，对近三百年澳门所发生的最值得纪念的变迁作了简洁的描述……。”作者这种严肃的史学态度，无疑是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他在书中说道：“我的所有努力，都限制在简要而忠实的叙述事实的范围内，留待读者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判断所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明察秋毫的头脑之下受到检验。”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反映了当时澳门社会的各个层面与领域，使散落乃至濒临毁损的宝贵的文献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因而是认识和研究澳门的重要史书。’

《早期澳门史》出版于1832年，标志着澳门主权被破坏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于1887年，龙思泰本人在治学之初，曾认为葡萄牙人拥有对澳门的最高权力。但通过对史实的考察与研究，他推翻了这种观点，坚持了澳门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观点。早在19世纪30年代，龙思泰就敢于在葡萄牙人的居住地澳门坚持这一观点，显示出他的公正和胆识。

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书，它为后人了解澳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今天，读一读这部史书无疑是有意义的。